英国《每日电讯报》曾评出“亚洲10部最佳小说”。其中，排名第一的，赫然是《红楼梦》。该报的评语写道：“这本史诗般的巨著以白话文而非文言文写就。全书中出现了400多个人物，以一个贵族家庭中的两个分支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充满人文主义精神。”

这寥寥几句，显然远不足以概括《红楼梦》的伟大。这部中国小说史上登峰造极的著作，讲的也远不止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有评论家这样说，几千年中国文学史，假如我们只有一部《红楼梦》，它的光辉也足以照亮古今中外。在亚洲独占鳌头，应该也是当之无愧。

那么，在世界范围内，这部经典名著又是如何被传播和接受的呢？好比《三国演义》是韩国人最熟悉的中国古代经典，《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又是怎样的呢？

红楼梦在日本

近水楼台先得“梦”

宽政五年(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冬，《红楼梦》由长崎港进入日本。当时在长崎广泛从事商业贸易的村上家的一本名为“发货账本”的古文书中，记载了那一年进入长崎港的南京船只带来的书籍目录，其中有“红楼梦九部十八套”的记录。

《红楼梦》对明治前日本文学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曲亭马琴的作品中。他的代表作《南总理见八犬传》中，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子。《八犬传》中八犬士每人出生时身上都有一颗灵珠的构思，很可能是从《红楼梦》中宝玉口含美玉降生得到的启示（是不是有人想起了“七龙珠”……）。

明治十年（1877年），东京外国语学校把《红楼梦》定为语言教材，这扩大了《红楼梦》在日本的知名度。然而这一时期的汉学家们，大都重视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字及诗词曲赋的研究，《红楼梦》不是作为小说被重视而仅仅只是语言教材，对《红楼梦》的研究也为数不多。

明治时期，日本出现了第一个“红迷”———幕末前上州高崎藩藩主大河内辉声。当时晚清著名外交家黄遵宪正在日本当驻华参赞，他盛赞《红楼梦》为“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黄遵宪的话，激起了大河内辉声对《红楼梦》的兴趣，他从清朝公使馆员手中借到此书，不仅通读完毕，还为其加训断句，请使馆人员为其加注准备出版。但遗憾的是他35岁就去世了，出版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不过，其余的日本“红迷”随后陆续涌现，著名汉诗人森泰二郎就大力在日本文学界推荐《红楼梦》，他去世后不久，《红楼梦》第一回试译本出版，这本中国名著逐渐在日本获得越来越高的关注度和知名度。

到了大正时期，日本的《红楼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然而这一时期的《红楼梦》日译本却得到空前的发展，令人瞩目。《红楼梦》前八十回日译本的出现，掀起了《红楼梦》翻译的第一个高潮。

昭和时期的日本，“红迷”也不少。当时对《红楼梦》研究起到极大推进作用的人物，当数日本著名的红学家松枝茂夫。1946年，他开始翻译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于1951年全部译完出版，成为《红楼梦》的第一个日文全译本。

昭和时期另一位著名的红学家伊藤漱平在1957年至1960年间，也对《红楼梦》进行了全译，伊藤教授在日本汉学界，截至目前为止，是在红学领域投入精力最多成果也最多的人，50年来几乎从未间断过对《红楼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

总体而言，自《红楼梦》传入日本后，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本红学”的学术文章和译作从数量上看一直都在国外红学中占有领先地位。

红楼梦在法国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出了全译本

2014年原里昂中法大学学子、99岁高龄的著名旅法华人翻译家李治华也坐着轮椅回到母校。李治华曾历时27年翻译完成法文版《红楼梦》，是将这部中国古典名著介绍到法国的第一人。

李治华1915年出生于北京，30年代后期赴法深造，毕业于里昂中法大学。他的妻子雅歌是法国人，也是语言学家。因为他在翻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上的突出成就，引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方知识丛书”编委会主任艾琼伯的注意。《红楼梦》法语译著的浩大工程，由此揭开序幕。

1954年，39岁的李治华与妻子正式动笔翻译，当时还有著名法国学者、诗人安德烈·铎尔孟与他们合作，校审法译稿。期间，安德烈·铎尔孟1965年去世，李治华夫妇则坚持不懈翻译到1981年才完成了这项浩繁的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许多外语版本的《红楼梦》都避开了最难的诗词翻译，但是这3位法语译者一致认为，去掉诗词如同拿去《红楼梦》的灵魂，因此对其中的诗词乃至人物名字，他们都采用优美的意译手法，争取还原原著神采。

1981年11月，《红楼梦》由法国著名的伽里玛出版社列入法国最负盛名的文学丛书中出版后，社会上顿时掀起一股“红楼热”。尽管这套3400页、分上下两卷的法文《红楼梦》定价十分昂贵，但目前已经再版4次。这三位翻译家并肩战斗的故事，还被成都出生的旅法华人女作家郑碧贤写成一本书：《红楼梦在法兰西的命运》。

红楼梦在英语世界

人太多、名难译 唯有宝黛心中记

《红楼梦》最早被人试着翻译，是从1830年开始的，但那位译者、英国人约翰·弗朗塞思·戴维斯只翻译了《红楼梦》第三回中的两首《西江月》，实在是沧海一粟的比例，以至于后人很难注意到其存在。

随后直到19世纪末期，陆续出现了4个版本的《红楼梦》英译本，但都不全，而且很不准确———在面对书中大量优雅而富有内涵的人物名字的时候，这些英文译者们显得十分无力。一直被国内读者吐槽的有：把黛玉译为“黑色的玉（英文引申意为荡妇）”，袭人译为“弥漫着的香气”；鸳鸯更扯，被译为“忠诚的鹅”……

并且，这些译本没有一个是120回全译本。进入20世纪,《红楼梦》又陆续出现了3种英文译本,其中一个是从《红楼梦》德文版转译的。另外两个译本，分别由王良志和王际真翻译。王良志是纽约大学中国古典文学教师，王际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教授。同其它英文译本比较，王际真的译文流畅、准确，导言部分被誉为英文翻译本之冠，受到西方读者的好评，影响较大。

然而，这两个译本服从了美国出版界的要求，为了迎合美国读者对异国风情和传奇爱情的口味，译本只保留了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故事，删除了一切和宝黛爱情无关的内容。王际真则自我开解说：“《红楼梦》的内容十分丰富，书中共写了421个人物，包括232个男子和189个女子，如果全文译出，需要3000页，一百万字。”

直到1973年,才有第一个英文全译本《红楼梦》面世，这就是牛津大学教授大卫·霍克思的五卷本《石头的故事》———这个名字来自《石头记》，比《红楼梦》好翻译多了。后者通常被翻译成“红色房子（或阁楼）之梦”。

霍克思本人曾留学中国，曾在北京大学专攻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一书也颇有研 究。为了译好《红楼梦》，他毅然辞去了大学教授职务。他的新译本最大特色是灵活，充分考虑到文化差异，比如将“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译为“没有面粉做不了面包”等，深受英语读者的欢迎，算是在西方世界影响较大的《红楼梦》英译本。

虽然西方人对《红楼梦》的理解曾有不少误差，但不影响他们对它的喜爱。法国汉学家包罗特别痴迷《红楼梦》。有一次，他到越南河内，夜深人静，入神地读着《红楼梦》。一只猴子上了他的蚊帐，还撒了泡尿，包罗直到感觉脸上冰凉冰凉的，书上也溅了点点水迹时，仰头一看，才知道被猴子尿到了头上。

红楼梦在西班牙语世界

大文豪博尔赫斯是超级“红迷”

在另一种使用范围极广的语言———西班牙语界，《红楼梦》的翻译就更晚了。虽然西班牙人传教士胡安和门多萨早在16世纪就曾游历中国，并于1585年出版了《中华大帝国趣事、礼仪和风俗通史》。然而，相比英、法、德诸文在20世纪初就出版了《红楼梦》译本，西班牙语国家在中国文学的译介上要滞后很多。

一方面，是因为西班牙和拉美在客观地理位置上距离中国非常遥远；另一方面，则是西班牙、拉美在十六世纪以后经济文化发展的滞后状态所造成的。西班牙和拉美一心学欧入美，根本无暇顾上遥远的东方。

但总有人注定与东方结缘，架起这座中西交流的桥梁。值得骄傲的是，这位西语界的“红迷”是位大师级人物：他就是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对中国文化的向往由来已经，曾表示自己“做梦也想去中国”。在博尔赫斯眼中，中国是遥远而又神秘的东方文化的代表，而他本人，恰恰喜欢一切神秘的东西。《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风月宝鉴、现实与梦境的交替模糊，与博尔赫斯在文学创作中所钟情的迷宫、镜子和幻境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契合。因此，尽管博尔赫斯以对长篇小说挑剔而著称，却从来不吝于向《红楼梦》献上他的溢美之词。他曾亲自选译了《红楼梦》的部分章节，1940年出版。

此后一晃就是半个世纪。1987年，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教授、翻译家赵振江收到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秘书长的来信，把他称作“翻译《红楼梦》的最佳人选”，请他尽快动身去西班牙翻译这部巨著。原来，赵振江曾翻译过阿根廷著名史诗《马丁·菲耶罗》，给西班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了更好地保留书中诗词原貌，赵振江提出一定要有个西班牙诗人和他合作。就这样，在此前秘鲁专家米尔克·拉乌埃尔从英译本转译的西语《红楼梦》基础上，一个更好的西语《红楼梦》终于分三卷，于1988、1989和2005年分别出版面世。同样是引起了巨大轰动，备受好评。第一版刚出不久就告售罄，随即又出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