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始终是一个热门的讨论话题。在以前的讨论中，我常听到这样一种观点：既然历史上大国之间的对抗时常发生，那么“修昔底德陷阱”就是无法避免的，就势必然的。说到这让我想起了一段经典的相声段子，说：一个人因为吃方便面死了。吃方便面还能死人？对啊，他要吃方便面，下楼去买，结果让车撞死了。不可否认，历史上的大国对抗确实时有发生，但就此简单地得出“修昔底德陷阱”必然发生，无法避免这样的结论是不恰当的。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地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各国在对国际关系的处理中，都遵循着一定的行为逻辑。这一行为逻辑也构成了现实主义外交的理论基础——各国的行为最核心的目标就是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理论是我们看懂一国行为的基本出发点。具体到大国对抗甚或战争的问题上时，就是一国在决定是否加入战争之前必须考虑加入战争的收益是什么，代价又是什么。衡量打仗和不打仗哪个对我更有利。《孙子兵法》强调“多算者胜”即是这个道理。不论是既有大国还是新兴大国，都会在“多算”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国家战略——“大战略”。对“大战略”的执行和调整就成为本国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一目标的根本了。通俗来说，就是在确立目标之后，通过计算和分析形成方案，然后再根据现实情况来执行方案或者灵活调整，从而更好地实现目标。

耶鲁大学教授汉斯·摩根索为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立下汗马功劳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我们对历史的解读是建立在我们已知结果的情况下进行的合理推导。但现实情况是大战略的形成是不知道未来的。执行者和谋划者可以推测不同的结果，形成不同的方案，提出各种应对法则。但是永远无法准确的知道对方一定会怎么做。另一方面，理论是理性的，但是执行者是感性的。这二者结合起来就会造成了误判，从而导致“撞车”的发生或者事与愿违的出现。

理论联系实际，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几个经典案例。既然我们谈的是“修昔底德陷阱”，那么我们首先就要聊一聊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是这场战争的亲历者。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已经详细讨论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这里只做总结。斯巴达和雅典本身都不愿意彼此间爆发大战。在《三十年和约》主导下的希腊国际体系中，双方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确立了双方各自的霸主地位：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雅典的提洛同盟平分秋色，双方在各自的体系内发展壮大。与普遍的认为不同的是，斯巴达的盟国科林斯和墨伽拉才是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斯巴达支持二者的动机实际上是担心科林斯和墨伽拉的背盟可能损害伯罗奔尼撒同盟，这个同盟是斯巴达立足的根基。另外，雅典的伯利克里之所以拒绝斯巴达的解决方案，是因为斯巴达拒绝通过仲裁解决争端的做法违背了《三十年和约》的规定，这实际上等于是雅典像斯巴达的威胁屈服。同时，伯利克里提出的军事战略，即凭城坚守，不与斯巴达陆军对抗。斯巴达无法在陆地上击败雅典，也就认识到雅典的不可战胜，也就会放弃战争重回《三十年和合约》。这一战略的初衷是借此结束战争。但是这种战略等于是将主动权拱手让给了别人，客观上推动了战争的发生。

伯利克里在演讲

另一个经典案例是一战之前的欧洲。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俾斯麦充分地认识到德意志第二帝国在中欧的崛起彻底打破了欧洲的均势，因此俾斯麦通过《德俄再保险条约》《地中海协定》《德奥同盟》和《德奥意三国同盟》等复杂的条约体系打造一个将欧洲除了法国之外的所有大国都囊括进来的国家关系网，形成彼此需要的格局。从而实现欧洲的和平。在军事层面，德国杰出的军事家老毛奇制定了西守东功的军事战略：在西线守住法国的进攻，同时在东边对俄国形成优势，最终为德国赢得和谈的筹码。可以说，老毛奇的核心目标依旧是实现和平。但是到了施利芬和小毛奇时代，军事战略却完全改变了。由老毛奇的利用有限胜利达成无限的政治成果，变成了将法国彻底击败这样的巨大的军事目标。无独有偶，德皇威廉二世重用的海军元帅提尔皮茨准确的认识到建设强大海军的意义。海军是英国的根基，只要对英国海军造成严重伤害，即是德国海军全军覆没也没有关系，这样的威胁存在就会迫使英国谨慎考虑战争，甚至畏惧战争。但是，提尔皮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拒绝了与英国谈判的机会。这样一来就将英国彻底置于自己的对立面。

施利芬计划将军事战略凌驾于政治目标之上

通过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和一战的分析我们看到，战争的主要参与者的初衷都是避免战争，或者至少是将战争的代价最小化。为什么？因为不论是斯巴达、雅典还是德意志第二帝国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他们都是在这样的秩序中发展壮大的。他们谋求的是对现有秩序的维护和调整，而非彻底的改变。但是大国间的全面战争一定会彻底改变现有秩序。因此，他们可以接受有限战争，但是绝对不希望彻底大战。但是他们都犯了一个错误，将军事战略凌驾于大战略之上，偏离了最有利的目标。

从反面来说，二战中的德国确实是要彻底改变现有国际秩序，这场战争是蓄意发动的彻底的大战。但是它的爆发是建立在一战后脆弱的，而且是失败的凡尔赛体系之上的。对于这个体系，各方都不满意。不仅是德国、日本和苏联，即使是英国和法国也认识到凡尔赛体系的问题，美国干脆推出了国联。因此这个体系是必须改变的。德国选择了各种改变方法中最彻底但也是代价最大的一种——世界大战。很多人会利用二战的例子来佐证“修昔底德陷阱”。但是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矛盾。“修昔底德陷阱”核心观点是现有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对抗。但是美国和苏联在当时和德国一样都是新兴大国。二战实际上仍旧是大战略的对抗。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不可避免。大国在“庙算”的阶段必须充分考虑战争的收益与代价，制定合理的军事战略，并以明智的军事战略与外交战略支撑国家大战略。而这个“明智”就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意义所在。“修昔底德陷阱”的真正内涵，是以历史上的灾难来警示后人。如果将此理解为战争不可避免，那就彻底跑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