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1860年），因与清朝的谈判破裂，英法联军在美俄的支持下，率领舰队再次进犯我天津大沽口。

在大沽口驻防的僧格林沁军队被击退，其后又在北京通州八里桥一战中溃败，英法大军再无阻碍，可直取清朝都城。

如此一来，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摆在了当时大清的统治者咸丰皇帝眼前——是暂避锋芒，来日再举？还是破釜沉舟，死守京城？

如果皇帝就这样跑了，不但立刻军心涣散，还会成为永远洗刷不掉的国耻。但如果像崇祯皇帝那样君王死社稷，咸丰又不愿意干。

最后，咸丰先是下发了一道谕旨，放话“朕今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说得好像马上就要御驾亲征一样，先稳定军心民意。然后再偷偷派人预备车马行辕，等联军一打到北京，就立刻逃跑，去热河承德避暑山庄避难。

咸丰虽然表现得义愤填膺，好像马上要去和洋人决一死战，但与此同时，他又把僧格林沁请皇帝北狩的奏折交给大臣们讨论，这样一来，咸丰想逃跑的心思就再明显不过了。

外敌入侵之时，皇帝离开京师，是动摇国本的大事，所以大部分大臣都对咸丰北狩一事表示反对，纷纷上疏劝阻。

有趣的是，大臣们劝阻咸丰的理由，不好明说，只能暗示。所以，我们在这些奏章中，可以读到很多皮里阳秋的句子。比如由大学士贾桢领衔复奏的奏折，是这样说的：

“僧格林沁所奏木兰之说，尤多罣碍。京师楼橹森严，拱衙周密，若以为不足守，岂木兰平川大野，毫无捍蔽，而反觉可恃？况一经迁徙，人心涣散，蜀道之行未达，土木之变堪虞。”

贾桢这份奏疏的重点，在于“蜀道之行未达，土木之变堪虞”两句。在这里，引用了两个典故：

蜀道之行，说的是唐朝安史之乱时，唐玄宗为避安禄山，入蜀逃难，结果太子李亨自行登基为帝，奉玄宗为太上皇，架空了玄宗。而土木之变，指的是明英宗朱祁镇离京出征，被敌军俘虏，由他的弟弟朱祁钰在北京登基为帝。

所以，这两句话是在疯狂暗示咸丰：你要是跑了，这大清皇位就指不定是谁的了。

面对群臣的劝阻，咸丰不予理会，坚持要离京。到了第三天，九卿科道又联名写了一份措辞更为强硬的奏折，继续暗示咸丰：

“若使乘舆移动，则大势涣散，夷人籍口安民，必立夷人以主中国，若契丹之立石敬瑭，金人之立张邦昌，则二百余年祖宗经营缔造之天下，一旦授之他人，先帝付托之谓何？皇上何以对列圣在天之灵乎？”

在这几句话中，暗示意味更加明显。一旦咸丰离京，需要担心的不止是有人趁机修栈劝进，更可虑的是洋人可以以此为借口，扶植另外一人为中国皇帝。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人必定会成为对洋人俯首帖耳的“儿皇帝”，成为被人操纵的傀儡了。

大臣们向咸丰暗示的这个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咸丰的亲弟弟，恭亲王奕訢。

且不论奕訢当时是否有篡位的想法，但满朝文武大臣都对他有这样的怀疑，并且在奏章中暗示咸丰，是有其根据的。

首先，道光生前选定皇太子时，曾在咸丰和恭亲王两人之间犹豫了很久，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最终咸丰以“仁孝”打动道光，使得恭亲王与皇位失之交臂，难保恭亲王没有一直暗中窥伺皇位，企图夺回失去的东西。

其次，在静太妃封后事件中，咸丰与恭亲王兄弟关系破裂，导致恭亲王被压制多年，也是有目共睹。恭亲王志向不小，对他来说这是翻身的绝佳机会。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近几年来，咸丰派出与洋人议和的大臣桂良，正好是恭亲王的岳父。经过长期与洋人打交道，桂良与洋人之间建立了一定的关系。假如恭亲王有心拥洋人自立，其成功率也会大大提高。

不过，对此时的咸丰而言，逃命第一，其他的都是小事。所以尽管大臣们疯狂暗示，咸丰仍然坚持北狩，把北京的烂摊子丢给了恭亲王。

而咸丰离京后，与恭亲王两地相隔，无法见面，又有人在咸丰面前播弄是非，导致两兄弟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到咸丰临终时，始终不愿见恭亲王一面，还把他踢出了权力中枢。恭亲王为了复权，选择与两宫太后合作，发动辛酉政变，最终造成了后来50年间太后垂帘听政的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