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

落差与批判

1921年，芥川龙之介以大阪每日新闻社社员身份赴中国旅行之前，几位作家朋友为他开了一个送别会。会上，里见弴说，中国是以前的大国，到现在，虽然它衰落得很，但是肯定保留下了以前伟大、有价值的东西，你过去后应该看清楚这些部分。这是一句有些矛盾的告诫，但诚如其所透露的，当时正处于从东方到西方之转型期的近代日本人，对中国这个曾经的文化母国的态度相当复杂。

芥川龙之介生于1892年，从时间上说，已不属于能在学校接受到良好汉学教育的一代，但有赖其家学，芥川有着深厚的汉学基础，谙熟汉文汉诗，去中国游览成为他多年的夙愿。然而，当他怀着一个“汉诗与南画”的中国而来，看到的却是一个腐败堕落的“当代的中国”时，难免感到失望。在上海城隍庙看到各色世俗化的男女人等时，他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

“《金瓶梅》中的陈敬济，《品花宝鉴》中的奚十一——如此众多的人群中，没准就有这般豪杰。然而诸如杜甫，诸如岳飞，抑或王阳明、诸葛亮式的人物，则踪影全无。换言之，当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所描绘的中国，而是猥琐、残酷、贪婪的，小说中所刻画的中国。”属于古代英雄先哲的中国，和眼下市井细民的中国，落差不可谓不巨大。

即便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芥川在其《中国游记》中也常常显得非常冷眼，对中国颇多激烈的批判之词。这或许和他在游历伊始便不幸患上肋膜炎，全程健康状况欠佳导致心境不好有关，但他所目见的彼时中国，的确颇多令人不敢恭维之处。例如有人公然冲着池塘撒尿、乞丐贪得无厌，还有戏曲名角绿牡丹——“略一偏过头去，翻起大红底绣银丝美丽的衣袖，以手加鼻，精彩地将鼻涕擤在了地板上”。除了这些卫生习惯的因素，更令芥川介怀的是，在粉饰太平、自甘堕落的社会中，一种类似《水浒传》中的中国精神、中国思想的闪光消失了，“现代中国究竟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自嘉庆道光以来，难道有一件可资自豪的作品吗？”他尤其不喜上海，认为这座城市是模仿西洋的俗不可耐的“赝品”。

事实上，这种失望情绪在来华日本文人中或多或少也是比较普遍的，其中固然有某种日本人打破中国迷梦、在近代化过程中领先于中国的优越意识，但一些所言虽浮光掠影，倒也不失其实，不必为讳。不过，对于芥川龙之介尤显犀利的批判，徐静波认为，芥川的批判带有某种文明批判的性质，不只针对中国，也是在指摘世界近代化过程中古老文明存废的问题。施小炜则提到，芥川也并非对一切都持负面态度，他到中国来，拜访了章炳麟、郑孝胥等名流，其中还有一位“李人杰氏”，即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此时距中共一大召开不到两个月，芥川聆听了李人杰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对其作为新中国青年的印象颇佳，“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以芥川为代表的日本人和中国新兴政治势力，改写了中国政党对外的交集”。

芥川于1927年去世，年仅35岁。当时一些文人认为，芥川之早死或与其旅华之行有关。这一点难以断言，但从其创作上看，他在来华之前，很多小说是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取材创作的，之后则大幅减少，转向现实关怀。总而言之，这趟旅行对他的艺术观多少产生了影响。

谷崎润一郎：

温情与交游

同是游览江南佳胜，1918年初次访华的谷崎润一郎笔下的风景人物却和芥川龙之介迥然不同，呈现出另一副温柔沉静面貌。他钟情于“中国趣味”，始终以罗曼蒂克的、缱绻善意的目光审视中国，以优美的文笔细细描摹出秦淮之夜的深幽和西湖之月的澄净，尽管这些风景中常常流露出一种哀戚之意。在观看中国戏曲时，他甚至能够体会到唱腔中与日本人相通的心意。

谷崎在《中国趣味》一文中诚实地写道：“今天我们这些日本人看起来差不多都已经接受了西欧的文化，而且被其同化了，但出乎一般人的想象，中国趣味依然顽强地根植于我们的血管深处。”他稍年长于芥川龙之介，对中国文化依然充满了留恋的心情，也有着极好的汉学修养，在秀美的江南游览时，不时会联想到明清诗歌的意境，回忆起中国古籍中的文史轶事，心悦诚服于中国作为“诗国”的位置。尽管西方好莱坞电影很吸引他，但“一旦翻开高青邱（即明代诗文家高启）的诗集时，哪怕只接触到了一行五言绝句，就会被他闲寂的诗境所吸引”。他感叹道，“眼下的我，一方面是尽可能抗拒中国趣味，一方面又不时地以一种渴望见到父母的心态，悄然归返到彼处”——一方面，将中国文化视为“父母”，而另一方面，在文化认同上又有一种不知何去何从的矛盾心理，这无疑也是一代知识分子在日本社会剧烈转型期的写照。

1926年，谷崎润一郎再度访华，这次仅到上海一地，和以创造社为主的上海文人有颇为愉快的交游。这些内容被他写入《上海见闻录》和《上海交游记》中，让今人得以一窥新文学革命后上海文坛的侧影，是十分难得的史料。当时谷崎无论是在日本文坛还是上海文坛都已经有较大的名气，到达上海后由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介绍，认识了田汉、郭沫若、欧阳予倩诸人。这批作家很多都有留日经历，日语流利，主客之间相处甚洽，谷崎甚至去到欧阳予倩家过除夕。他还记录下田汉等人对列强入侵下中国问题的慷慨陈词，对这些中国年轻人深表同情。

当时，中日关系正逢一个缓和期，作家交往并未太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除了谷崎润一郎以外，其他一些日本作家如佐藤春夫、村松梢风等也和上海作家有交往，建立起不错的友谊。但不久后，随着田中义一上台，日本侵华动作加剧，“日本人”意识超越了中国文化情结，这种纯粹知识分子间的关系也难以维持。郁达夫便因为佐藤春夫为军国主义侵略做旗手，愤然与之断交。

村松梢风：

“魔都”的命名者

和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等比起来，通俗文学作家村松梢风在20世纪的日本文坛上可能连二流都排不上。但或许连他自己都想不到，他发明的“魔都”一词，在将近一百年后的今天还能大放异彩，成为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代称。

在日本近代作家中，村松梢风是和中国交情颇深的一位。他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23年，此后十年间往返来华约有十次，足迹也不囿于“黄金路线”，而是北及东北、热河，南至广东、香港、台湾，并结集出版了十余部和中国有关的作品集，在日本国内都相当畅销。村松梢风虽缺乏芥川、谷崎那样的汉学修养，但对中国有一种朴素热烈的原乡之情。他将中国称为“梦寐之乡”，将自己称为“热爱中国的人”，“中国广阔的土地唤醒了潜意识般长期深藏于我们心灵深处的远祖传来的遗传之梦”，可谓情真意切。

村松梢风起初对中国产生兴趣，乃是由于阅读了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第一次来中国之前，他还特地拜访芥川，芥川告诉他，写旅行记的要领是，仔细观察，随时在笔记本上详记所有见闻。从后来写成的作品看，他很好地履行了芥川的告诫，既写出中国传统，也写出中国不断变化的新质，呈现出一个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中国的形象。

和其他作家受报社委托的观光之旅不同，村松是自费来华的体验型，活动非常自由，靠着日语、一点英文和现学现用的上海话，深入中国平民的日常生活。他对中国并无太多学养，相应地也就少了些成见和失望，多了些鲜活的直观感受，加之他生性浪荡，吃喝嫖赌无一落下，熟谙风月游乐之所，因而笔下也呈现出当时中国都会的五光十色来。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对上海这个中西杂糅现代都市的观察上，不同于芥川龙之介厌恶地将其称为“蛮市”，村松是深深被上海吸引的，他将上海称为“魔都”，并以此为题出版了一系列上海游记。《魔都》中有一篇《明亮的上海，黑暗的上海》，精准呈现出当时上海的两个面向：一边是英法租界里霓虹闪烁的摩登生活，另一边则由于租界政令法律管理混乱，成为绑架、拐骗、赌博等犯罪滋生的温床。甚至村松梢风自己，就曾遇到一起被坑骗的事件，他后来将此事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名字干脆就叫《上海》，和另一部出自日本新感觉派小说家横光利一之手的《上海》相映成趣。在徐静波看来，村松梢风所谓“魔都”之“魔”指涉着两面，一面是“魔幻”，另一面是“恶魔”。这个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日本媒体重新采用，近几年又成为中国的网络词汇，生命力堪称旺盛，只不过现在已经消除了其负面的意思。

尽管曾视中国为“我的恋人”，1928年后，随着日本对华政策越来越具有侵略性，村松梢风的中国观也骤然转变，甚至认为日军在华所为属于“正义和人道”，进而斥责中国的反日斗争。当然，这和整个日本国内的民族扩张情绪有关，不少知识分子都不能保持清醒头脑而卷入其中，以鲜明的“日本人”身份来看待与中国的关系，成为继明治维新以后中国观的另一次大转向。由此观之，村松梢风作为作家虽列二流，但他的经历和思想观念，在这个问题上着实提供了一个研究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