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颐（195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日俄战争期间俄国宣传画）

日俄战争之后，支持革命的人就多了，革命就开始大踏步地往前走，赶上了维新派，赶上了改革派。清政府这时还是没醒悟过来，在1908年8月，统治者发出一个通缉令，事实上要通缉梁启超，说梁启超罪大恶极。这时候革命派说，你梁启超天天跟我们说政府是好的，会进行改革，现在他通缉你，结果你成了他最大的对手。慈禧在1908年这时候，根本没有感觉到形势紧张，还耿耿于怀十年前梁启超跟光绪皇帝在一起的维新，她没想到把梁启超为自己所用。这一下革命派高兴坏了，通过搞改革，这是最好的方式，结果梁启超成了最大的敌人，这是梁启超的悲剧。这也是清王朝的悲剧，你本来就岌岌可危了，你还把一个替你十几年在海外跟人论战，来替这个王朝辩护的人，反而把他当成罪犯抓起来。这时候立宪派就就要求加速开国会，从1910年开始，几次要求开国会。每次开国会都是士绅，商人占重要位置，都是各大商会的领导人。第三次开国会的时候，上海的商会副会长沈缦云组团到北京请愿，因为他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他就跟奕劻说，朝廷主动改革才能避免革命。越是富的人越是不希望社会动乱，不希望革命，而希望从上而下的改革。但是奕劻仍觉得天下还是我的，我们想做什么做什么，你没有资格来要求我们干什么。

清政府对立宪派进行了几次镇压，你镇压一次，就会损失一些立宪派的人。立宪派本来很温和的，但镇压越激烈，他的反抗也越激烈，这时候立宪派就开始激烈化。而沈缦云的请愿被拒绝后马上就打道回府，他觉得不能和这个政权联系了，他临走之前说了那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重要，“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天意难回，人事已尽”。他一回到上海，就领导上海商会集体参加同盟会了，上海商会本来是与同盟会对立的，现在就证明了立宪派承认自己失败了，革命胜了，革命与改革的赛跑，革命胜利了。

清政府在1911年的时候，因为压力很大，成立了内阁。但是他成立的内阁里面皇族成员占绝大多数，立宪派现在更觉得你根本不想改，13个内阁成员有9个是满族人，满族人中又有7个是皇族的。刚才说了越是富的人越希望改革，不希望革命，于是立宪派赶紧去跟朝廷谈判，说按照内阁的原则，皇族成员不能当内阁阁员，但是我们认了，皇族成员可以当内阁阁员，希望朝廷也妥协一步，总理大臣别让皇族成员当，哪怕是个不是皇族的满族人也行。但是朝廷的回答还是很傲慢，说你们太嚣张了，说天下是爱新觉罗的，你们怎么能来决定皇室做什么不做什么，你们就是奴才。

（立宪派领袖张謇）

所以这时候最富的人也觉得无路可走了。没过多久，清政府又在自己的倒台上加了一把火，1911年5月9 日，清廷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因为清政府早几年同意全国修铁路，但政府修着修着没钱了，就下一纸谕令允许民间的铁路公司修铁路。而民间修筑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把铁路收归国有以后，又不愿意按照市场价去赔偿，他总觉得让你修，是让你发财，是我的政策好，我现在就要收回，你必须听我的话。在此背景下四川保路运动就爆发了，紧接着武昌的新军就展开起义。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取得胜利以后，建立了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并得到了立宪派首领、富商汤化龙出来的支持。

中国当时商人是有商团，汤化龙发言号令，东南各省的商人都纷纷起来支持革命，商人的武装都很厉害，是革命党和商团联合起来就开始革命了。这时候各地纷纷独立，你看江苏，士绅力量大，说独立就独立了。还有广东，在4月份的时候的黄花岗起义，打的那么厉害，而在这时候，商会领导跟两广总督一商量说独立吧。两广总督说，我是清朝的官员，但我不反对你们，我自己偷偷跑了，你们就宣布独立吧。。

独立的省份大都是在南方，北方因为比较保守，就山西和陕西独立了。当时整个大局还都看不清，但是山西有一个富商，本来是清政府的官员，回去开矿，又开银票，他表示支持阎锡山，给了他大量的钱，阎锡山就在山西独立了。商人往往要在政治尘埃落定之时才决定支持谁，而现在商人也起来革命了，我觉得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商人觉得清政府气数已尽；第二，对清政府很反感，所以我要支持革命政权。再看，清朝的汉族官员在各省纷纷独立的过程中没有人自杀，1850年太平军打来的时候还有不少官员自杀、殉节，而这个期间没有一个汉族官员自杀。

我们可以看出，从1906年改官制开始，汉族官员心里头是有抱怨的，因为清政府太偏重满族官员，而不重视汉族官员心里头有抱怨了。清政府看到独立的省份多了，他在10月30日一天之内连下三道诏令：允许组党、释放政治犯，制定宪法等。但问题是这个时候你已经完了，你再做什么都晚了。大家都知道严复，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里面说到，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他说如果早一个月做这些事情，效果就不一样。

（四川保路死事纪念碑）

所以我们看，清政府的灭亡是他一步一步的失误导致的，他是步步被动，他总是在下一阶段才做上一阶段应该做的事。甲午战争之后，他都不愿意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到了庚子之乱之后才开始提出预备立宪，接受政治体制改革。所以说，由于他不改革，社会矛盾积累得越来越多，而民间的激烈情绪越来越大，人们甚至觉得，我宁愿和你玉石俱焚，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甚至同时鱼死网破。

我总是觉得，从历史上看，在任何朝代，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会有对政权极不满的人存在，而这种人只要你社会制度比较好，社会比较公平，他们永远是在社会的边缘，成不了气候。只有在社会矛盾积累很多，而统治者又不愿意改革，不通过改革来缓解矛盾的时候，这就是梁启超说的，给革命提供的一个土壤，信仰革命，造反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激烈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向统治者呼吁，真正地告别激进，改革才是唯一的告别激进的途径，所以我讲的这两个多小时，实际上就是在诠释梁启超的一句话，“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

编辑 |雷晓凡 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