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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男人，也有女人。

但可惜，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中国的男人，似乎有点不大像男人；中国的女人，也有点不大像女人。

如果中国的男人都很像男人，为什么会有“寻找男子汉”的呼声？中国的女人如果都很像女人，为什么会有“中国的女人都到哪里去了”这种说法？

看来，我们实在很难回避这个问题。不但不能回避，而且要及早研究，尽快解决，必须研究我们的文化是怎么样的。

因为人是文化的存在物。

人之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只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人，也就有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

我们先来看男人。

中国的男人，或者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男人，再或者说，在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中，被描写、被表现、被推崇、被欣赏、被当作“正面形象”予以刻画的男人，大体上无非三类。

第一类，我们无妨称之为“无用的男人”。

比方说，《白蛇传》中的许仙，《天仙配》中的董永，《西厢记》中的张生，《梁祝》中的梁山伯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细皮嫩肉，奶声奶气，多愁善感，弱不禁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毫无主见，极易哄骗，可以说是相当的“女性化”。

事实上，在中国，确有不少观众喜欢这类角色，尤其是中国南方的女人，也包括部分南方的男人。

“白蛇传”之类的戏久演不衰，便是证明。

他们之所以能“颠倒众生”之处，无非娇好的面庞和柔弱的性格而已。不是齿如白玉，面若桃花，便是腰似杨柳、声如雏凤，地地道道的“女里女气”。

这类人物的第一个共同特点，是“胆小怕事”。

《天仙配》中的董永，就是一个非常胆小怕事的人。

他在去财主家“打工”的路上，碰见了七仙女，首先想到的是“老父亲生前在世曾对我说，男女交谈是非多”。

为了避免“是非”，他采取了“绕道走”的办法：“大路不走我走小路。”实在绕不过去，才只好硬着头皮上前交涉：“大姐，你为何耽误我穷人的工夫？”

谁知七仙女一句话，便把他顶得哑口无言：“大路朝天，各走各边，难道你走得，我站也站不得么？”

上帝保佑！幸亏这位董郎遇到的是仙女。

倘若拦路的是强盗，他又该如何呢？

胆小怕事，可以说是此类人物的“通病”。

在中国戏曲舞台上，我们实在不少见这样的场面：一事当前，女方要挺身而出去作斗争，那丈夫却躲在她身后，或拦在她面前，浑身乱颤，双手直摇，口中连连叫到：“使不得，使不得，娘子，使不得的呀！”要不然就是双眼圆睁，牙关紧咬，脸色惨白，大叫一声，昏死过去，直挺挺地倒在地下。

《白蛇传》中的许仙，就这样吓死过一回，害得白娘子只好带着身孕，去盗仙草。

不过，话又说回来，胆小怕事的，也不只是这几位，应该说差不多也是咱们中国人的“通病”。

因为咱们中国人，从小受的，就是谨小慎微、小心防范，不要多管闲事、招惹是非的教育。什么“吃饭防噎，走路防跌”啦，什么“瓜田李下，注意避嫌”啦，等等。

连吃饭走路这样的小事，尚且不敢放手去做，更遑论其他？

这类人物的第二个共同特点，是“少有见识”。

中国有句老话，叫“头发长，见识短”。其实中国的男人，也未必比女人有见识。

在这类人物中，《西厢记》中的张生张君瑞，要算是最有胆识的一个了。

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解普救寺之围，退孙飞虎之兵。他也有谋，能够想出种种办法，来接近莺莺，比起董永、许仙来，是能干多了。

而，即便这位风流才子，救难英雄，在红娘面前，也只是一个“傻角”。

他在普救寺，不过无意中见了莺莺一面，便“魂灵儿飞在半天”，只听见崔莺莺娇语一声，便大叫“我死也”，“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事后，红娘向小姐学说此事时，也还要评论说：“姐姐，我不知他想什么哩，世上有这等傻角！”

如果说张生这时的“傻”，尚且傻的可爱，那么，当老夫人悔婚之后，他的一筹莫展，便只能让人着急。

只好跪在红娘面前，一面承认自己“智竭思穷”，一面哀求道：“小娘子怎生可怜见小生，将此意申与小姐，知小生之心，就小娘子前解下腰带，寻个自尽。”这就颇没有见识了。

难怪红娘要教训他：“街上好贱柴，烧你个傻角。”

事实上，使崔张爱情悲剧“起死回生”的，正是这位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的红娘。

这类人物的第三个共同特点，是“软弱无力”。

也许，正因为他们是如此地软弱无力，所以，他们往往要在女人的羽翼之下寻求保护。董永要靠七仙女呵护，许仙要靠白娘子救命，张生要靠红娘帮忙，梁山伯运气不好，没有女人来救他（祝英台自己也无此能力），结果便送了性命。

我曾常常奇怪，又美丽又贤淑又法力无边的玉女和蛇仙，为什么要嫁给又笨拙又窝囊一点魅力也没有的董永和许仙呢？

现在明白了：原来是女人保护救助男人的“神圣使命”所使然。难怪在印度原本是男身的观音菩萨，到了中国，为救苦救难，也只好一变而为女身。

力量，原本应该是男性的特征。

当然，这里说的“力”，并不只是指体力，同时也指智力。一个男人没有力量，照说也就应该没有魅力，然而却偏能获取芳心，这真是咄咄怪事！

这类人物的第四个共同特点，是“怕负责任”或“不负责任”。

这就比胆小怕事还要糟糕。胆小怕事不过“害己”（明明属于自己的幸福却不敢去追求），不负责任却会“坑人”（自己造下的罪孽却要别人去承担）。

可惜，缺乏责任感的男人，在中国古代爱情故事中，还真不少见。

比如，元稹《会真记》（又名《莺莺传》）中的张生即是。此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一肚子坏水。

因为表面上道貌岸然，所以熬到二十二岁，还“未尝近女色”，然而，一见崔莺莺，却神魂颠倒，不能自持（可见“不好色”云云全是假话），终于千方百计，费尽心机，把莺莺弄到手。

不过张生的可恶之处，尚不在此，而在于他对于崔莺莺的以身相许，采取了一种“始乱之，终弃之”的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

更可恶的是，他对自己背信弃义、损人利己的行为，还颇为得意，称之为“忍情”，并头头是道地说什么“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把一应罪责，都推到受害者身上，这就不但没有半点男子汉气概，简直是没有一点人味了。

本文转载自易中天先生作品，《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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