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行围与习武，清王朝以武力得天下，因此历代皇帝尤其是前几代始终非常重视习武，满族历来将骑马射箭视作历练子孙才干意志的第一要务，而狩猎无疑是习武的最佳方式。作为平时习武的训练基地，围场内的天然生态环境可以让皇室后人得到实地锻炼，因为这里有大量活生生的动物可以让他们射猎，而且幅员广阔，尽可施展他们擅猎的技能。

其实自努尔哈赤圈定围场之时，就包含了"帝王狩猎，择地讲武"之意，其目的是使后世不忘八旗骑射武备，随时准备驰骋疆场、建功立业。 皇太极更是以骑射在立国征战中所起的作用来教育满洲后辈，告诫他们切不可"忘旧制、废骑射"。在《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他曾回忆道:"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在天聪六年 (1632年)十月那次行围时，皇太极更是"命诸贝勒、大臣之子及牛录额真之子一同出猎，以习骑射。

" 顺治皇帝为防止八旗将士骄逸自安、耽于游乐，不仅命其平时在南苑(又称南海子，北京古永定河一带)演练习武，行围狩猎，并且经常以身作则，"时行幸南苑，间或幸塞外行围，以习武备"。

康熙皇帝更是秉承祖训，身体力行，亲率众贝勒臣子行围于各个围场。根据《圣祖实录》的记载，康熙帝一生到各围场行围的次数竟达156次之多。行围同时不忘嘱咐后辈"我朝行围不在于猎兽"，而在于"讲武，使其习熟弓马，谙练队伍"。

乾隆同样精于围猎，一生行围的次数与康熙不相上下。据《清高宗实录》载:"……至南苑射猎48次，前往木兰围场40余次，其他地方61次。"行围之时，又不断从祖训中悟出深意:"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皆因平日训肄娴熟……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宴安，骑射渐至疏矣。

" 围猎因季节不同各有分别，古称春搜、夏苗、秋狝、冬狩，但盛京围场的行围只分春围、秋围、冬围三种，春秋围主要是演围，演练的成分居多，冬围才是真正的打围，更注重的是实战。 无论哪种，每次都要如行军打仗一般不得有半点敷衍。按清制，皇帝行围时要对驻地的规模、住所的形制、随驾官员、随侍兵士、参加围猎八旗官兵的位置、序列做出严格的规定。要求官兵掌握布阵之法、合围之规及行围之令，参围者不管面临怎样的地形和环境，均不得离开队伍或随意串动，必须保持队列的严整和行进的有序。 对于违犯规制者也有相应的惩处。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所记:"顺治初年定，围场随猎官后人等，如有行走不齐，前后杂乱，以致呼应不灵者，该管官罚俸一月。"另外还对"驮兽觅箭迁延落后者""越众骑射扰乱围场者""隔山冈射箭者"等分别给予鞭笞、罚没、罚银、罚俸等不同处罚。而对于行围中骁勇善战者则论功行赏。因行围时均为实战，难免有被射死或射伤者，规定一律"照阵亡例"给予抚恤。 行围完毕后，皇帝还要举行"燕贲"，就是对随从行围的王公、将军等赐宴招待、论功行赏，以尽兴致。

猎鹿是盛京围场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捕猎又要讲究方法，猎户在长期实践中归纳出常用的两种，即"窖鹿"和"哨鹿"。 东丰一带所产梅花鹿性情温顺，耳目锐敏，善跑跳，喜群居，常在平阔的灌木林与森林连接地带栖息，很少步入高山密林之中。根据它们的生活习性，猎户在鹿群经常出入的地方挖出长6尺、宽3尺、深8尺的陷阱，陷阱中间和顶部摆有两层井字形木杆，两层木杆的距离一般为4尺左右，下层木杆结实，上层木杆则又轻又细。上面的"井"字大，下面的"井"字小，形成漏斗形状。再在上面木杆上架些枯树枝，上铺浮土和草皮，外表看不出一点伪装的痕迹。 另外窖的两边还要摆上一些较大的树枝作路障，迫使鹿在无路可走时踩到陷阱上。需要注意的是，鹿窖挖好后要隔半月后方可围猎，因为要去除新鲜的泥土味道，让窖上面长满青草，这样才不会被鹿识别出来。 当围山赶鹿的猎人带着猎狗从四面包抄过来，一边奔跑一边鸣枪呼喊，其阵势已经让鹿只大为惊惧，走投无路之际，很容易就掉进他们埋设的陷阱里。中计的鹿被陷阱里的下层木杆架住，四腿悬空，动弹不得。随后赶来的猎人用绳索将鹿的腰部绑好，提到地面后再缚住四条腿装进木笼，用大铁车（无车辐的木轮车，外包铁皮)运回住处，以备白露节后向清廷 "旗务司"交纳应差。

这种鹿窖如今在东丰县小四平镇古年村、福胜村、太阳村的双山子等地的草甸子或山坡上依旧能看到一些旧迹。 所谓"哨鹿"，即通过人为模仿鹿鸣之声招引鹿群，诱鹿入围，继而捕获。据《清文献通考》记载:"每岁仲秋之候，鹿始出声而鸣，效其声以致之曰哨鹿。"皇帝及八旗将士在围场捕鹿时主要以此方法。 每年秋季，正值牡鹿发情求偶之时，皇帝贝勒及众将士于五更前出御营， 事先埋伏到预定地点。待至黎明，命侍卫进入深山寻找鹿群，发现踪迹后，数十随围官兵身披鹿皮，手举假鹿头藏于丛林，旋即吹响鹿哨，发出"呦呦"的鹿鸣声，以吸引牡鹿靠近。待牡鹿进入合围圈内，急箭齐发，鹿随之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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