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初的现代派和我们的当代之间发生了两个对艺术的命运和书面的艺术史的观念产生长远影响的不寻常事件。我说这是两个不寻常的事件，是因为它们并不处于一种内在的艺术发展，而是从外部向艺术袭来，从而突如其来地中断了合乎规律的进步的令人愉快的持续性。纳粹的艺术政策拉开了序幕，美国的干涉迫使人们进入欧洲人从前管辖的地区。这两个重大的事件彻底地改变了随后的艺术，意味深长地——当人们回顾迄今为止的现代派的时候——改变了艺术史的观念。人们很容易解释这两个不寻常的事件，但是恰恰不是通过艺术史的所谓的规律。

围绕“退化的艺术”展开的争论只是一种早已烟消云散的关于图画的争论的顶点。国家禁令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它不仅伤害了艺术，而且伤害了艺术批评。现代艺术不仅成为一种民族的艺术政策的牺牲品，而是成为国际文化的女主人公。在德国和战争爆发后的法国，艺术批评遭到禁止，但在流亡地它变成了这种新的国际文化的声音。战后，对“失去的现代派”进行“弥补”的计划成为一种新的历史写法的目的，在这种新的历史写法中，传统的现代派通过美好的回顾获得了它纯洁的鲜明特征。现代艺术占据了一个礼拜堂，在这个礼拜堂里，人们只宣讲崇敬，而不再宣讲批判性的分析。

战后时期，现代艺术的命运似乎在短时间里也前途未卜，尤其在德国，因为在那里，这种传统已经被中断了十年之久。这种被中断的现代派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围绕原则问题和传统价值的讨论中势不两立，讨论的结局尚难预测。包豪斯建筑和抽象绘画的重新采用——通过从美国重新进口的途径——似乎暂时导致现代派的复辟，这一切说明，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矛盾。从那以后，人们一再地担心一种现代派的丧失，正如人们所知，这种现代派是会丧失的。这种现代派也对围绕后现代派的争论的进展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在欧洲，在那里，人们以为随着现代派的丧失，文化上的同一性就会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