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林语堂先生说过，苏东坡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

记住一个地方，往往因为一个人。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自题金山画像》诗句，早年读过，至今记忆犹新。因为这首诗，明白了惠州在苏轼人生中的位置有多重要；因为苏轼，一位少年记住了在岭之南一个名叫惠州的地方。

若把时光的胶片倒退900余年，回到苏轼所处的宋朝，便能看到远离京师汴州的岭南地区，还是一片尚未开化的蛮荒之地。因为气候炎热，瘴气弥漫，疾病肆虐，时人谈之色变，岭南被称为瘴疠之地。故历代帝王总把不同政见的“罪大恶极”者贬谪到岭南。苏轼便是这样，曾在朝廷为官，官至翰林学士，贵为年幼的皇帝之师，因遭遇谪贬，一贬再贬竟也到了惠州，与惠州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惠州在苏轼的人生大传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篇幅，苏轼也在惠州的历史上，留下了一道抹不去的别样风景。

苏轼在惠州，谪贬惩处的生活自然十分艰苦，他却化苦为乐，远离悲戚忧伤。曾经写过《苏东坡传》的林语堂先生说过，苏东坡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惠州时期，苏轼的乐观心态，除来自他的达观本性，还有某些客观因素促成。有岭南地区的好山好水令他赏心悦目，也有他身边的一些好人给他的惠州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甚至信心。

2016年4月19日，经过近两年的震后闭馆抢救维修，被列入国家文物局灾后恢复重建首批重点项目的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故居三苏祠重新开馆。 新华社

元佑八年(1093)，宋哲宗亲政，命章敦为相，朝廷再次重用变法派人士，全面恢复变法新政。次年四月，哲宗下诏改年号为“绍圣”，意味着哲宗皇帝继承神宗施政方针，朝廷把打击“元祐党人”作为主要目标。那些年，在先后几任皇帝身边总有一股力量在跟苏轼过不去，始终视苏轼为眼中钉肉中刺。这次以“讥讪先朝”为名，把年迈的苏轼贬为英州知事。岂料，六月，苏轼还在风尘仆仆地赴往英州的途中，谪贬之上再加谪贬，由英州知事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在惠州安置。

苏轼心知肚明，他所获得的所谓罪名，不过是些“欲加之罪”。对于贬谪，苏轼自然不服，但他并不怨天尤人。面对挫折，甚至置身于灾难之中，苏轼处之泰然。

赶赴惠州途中，至岭南门户大庾岭时，传说中的岭南地区似乎近在眼前了。面对山青水绿、草木滴翠的南国风光，来自北方的苏轼一时心旷神怡，竟写下了诗作《过大庾岭》，十分直白地表达自己人格的高洁。在苏轼笔下，人生遭遇似乎也有了诗意：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静。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

苏轼一生做人做事，从来无愧我心。“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如此铮铮作响的诗句，丝毫没有夸张，一股凛然正气跃然纸上。

由北向南，跋山涉水，行程1500多公里，苏轼一行终于在九月间进入岭南。他乘坐的小木船沿北江顺流而下，行至清远，苏轼没有看到秋天应有的萧瑟，岭南的秋天依然繁荣如春。初到僻远的异乡，本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景色美好、气候温暖的岭南，却令没心没肺的苏轼忽然高兴起来。尤其是一位顾姓秀才热情地向他介绍了惠州的情况，苏轼听了，诗性潮涌，禁不住写下了一首《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

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翛翛荔子然。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恰从神武来弘景，便向罗浮觅稚川。

九月下旬，苏轼携家人从广州向惠州进发，乘船沿东江溯江而上。一路上，苏轼念念不忘着早些游览罗浮山。罗浮山在博罗县境内，素有“岭南第一山”之美称，山势雄伟，风景秀丽。罗浮山又是著名的道教名山，早在东晋时期，葛洪在此炼丹，写出了《抱朴子》。尚在清远道中，听了顾秀才的介绍之后，苏轼便立下了“便向罗浮觅稚川”的誓愿。

惠安崇武古城墙。 视觉中国

至十月初二，苏轼和侍妾王朝云、三子苏过，经过半年时间的辛苦奔波，终于抵达惠州。

是日，惠州天气晴朗，阳光普照。深秋的岭南，不冷不热，气候宜人。苏轼猫腰从船舱中走出来，意外地发现码头上站满了人，都是前来迎接他的到来，人们用友好的眼光望着他，有的不怕冒昧干脆直接向他问好。一时，苏轼热泪盈眶，《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一诗便口占而成：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初到惠州，苏轼毫无陌生感，反觉得这地方很熟悉，好像曾经到过一样，至少梦中来过。惠州给苏轼的第一印象是地方好，人又特别热情友善。

当年的惠州府衙在梌山上。山上多梌木，故名梌山。地势很高，站在府衙前，整个惠州城一览无遗。宋代的惠州，不过一个小镇。人口不多，地理环境和风景却很别致。城中有山，四面临水。北边有东江东西方向流过，环城有五湖，南湖、丰湖、平湖、菱湖和鳄湖。整座惠州城掩映在绿水青山之中，风景十分秀美。难怪后来南宋诗人杨万里到此便赋诗《咏西湖》赞美惠州：

左瞰丰湖右瞰江，三山出没水中央。山山寺寺楼楼月，清煞东坡锦绣肠。

时任惠州太守詹范，原先未识苏轼面，只是久仰苏学士大名，敬佩他的人格和才华。苏轼一到，詹太守即把苏轼一家安排到合江楼去居住。

合江楼是朝廷官员的驿馆。按说，苏轼作为贬官，不能入住合江楼。詹太守居然安排苏轼住进了，足见苏轼在詹太守心目中的分量了。

苏轼为合江楼门前的风景所醉，滔滔的东、西两江之水从楼下汇合流过。放眼望去，水天一色，茫茫无际。城内几座青山如几枚青螺般耸立水中，倒影清晰可见。苏轼赞叹不已，一首《寓居合江楼》诗脱口而出：

海山葱茏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

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我今身世两相违，西流白日东流水。

楼中老人日清新，天上岂有痴仙人。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

陶醉于美景的苏轼心里明白，合江楼再好，也只能作为临时过渡暂住，绝不可久留。半个月后，苏轼一家搬到了一座名叫嘉祐的寺庙，日与山僧为邻。

在惠州，苏轼为戴罪之臣，其爱民之心却始终不逾。昔日朝廷高官，在惠州终日无所事事，只得到江边郊野漫无目的地走走。在一次闲逛中，苏轼发现郊外的荒地上裸露着许多腐尸枯骨，他心头一颤，痛心不已，深深不安。当即，他去找太守詹范商量，要求筹集专项经费，收拾枯骨，建造丛冢，让死者入土为安。他还亲自撰写一篇饱含激情的《惠州祭枯骨文》：

尔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则民，皆吾赤子。恭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监司举行，无吝财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

绍圣三年夏天，罗浮山道士邓守安向苏轼谈起，在广州因饮用咸苦的井水，春夏之交瘟疫流行，不少人染病不治身亡，一时间城中哀嚎不断，广州民众日子苦不堪言。苏轼听后，忧心如焚，立即自己动手设计供水方案，且致信告诉广州太守，建议他请罗浮道士邓守安来操办这一造福于广州百姓的善事。信中写道：

……惟蒲涧山有滴水岩，水所从来高，可引入城，盖二十里以下耳。若于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之，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

苏轼为官为吏，哪怕身为罪臣，始终把民间疾苦放在心上。百姓从来不信苏轼是罪臣，只信他是好官。所到之处，苏轼总受到崇敬和礼遇。

在他不幸的晚年，所幸身边有个朝云，让他觉得自己比当年的白居易幸运多了。白居易告老辞官后，“樱桃口”和“小蛮腰”鸟雀纷飞，朝云却不一样，不管在京师还是谪地，她始终相伴。朝云姓王，与苏夫人同姓。她生于浙江钱塘，自幼家贫，沦为歌妓。苏轼任杭州通判期间，在一次酒宴上，被这位12岁女孩的清纯气质所吸引。事后托人将朝云买了回来，给苏夫人做了贴身丫头。少女朝云到了苏家，受书香浸润，判若两人。她学字识文，渐渐知书达理，颇受苏夫人赏识。苏轼被贬黄州第二年，经苏夫人提议纳朝云为妾。之前，苏轼已经发现朝云与其他丫头不同，视朝云为红颜知己。尚在苏轼官运亨通时，某日于朝中跟司马光展开了一场争论。回家后意犹未尽，苏轼指着自己肚子问几位丫头：“有谁知道我腹中都是些什么东西吗？”有答：“满腹文章。”也有答：“满腹见识。”苏轼均摇头。朝云笑答：“满肚子不合时宜。”苏轼点头赞叹：“知我者，朝云也。”

当苏轼再遭厄运，流放惠州时，年近花甲。朝云才30岁出头，她痴心不改，不嫌不弃，千里相随苏轼来到惠州，给了苏轼极大的安慰。许是上苍嫉妒，硬是让一场瘟疫生生夺走了朝云34岁的鲜活生命，不让她陪伴年迈的苏轼度过夕阳西下的那段时光。临终前朝云紧握夫君手，念着《金刚经》上的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做如是观。”苏轼按照朝云遗愿，葬之于惠州西湖孤山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中。于墓前建“六如亭”，苏轼曾撰写楹联于此：

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朝云魂栖惠州，苏轼自然不愿意离开惠州了。惠州，也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吸引和挽留着苏轼。

岭南多水果，尤以荔枝最佳。“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是唐朝诗人杜牧的诗句，可见当时的荔枝多么难得，多么珍贵。住在惠州的苏轼，近水楼台先得月，曾经大饱口福。绍圣三年，苏轼在一次吃荔枝时，突然生发灵感：惠州风景秀丽，民风淳朴，又有美味的荔枝佳果，多么难得的终老之地啊。何况，朝云永在惠州。苏轼情不自禁，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食荔枝》诗：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命运总喜欢和人开些玩笑，让人哭笑不得。苏轼不想离开惠州，命运却偏偏让他离开。绍圣四年四月，朝廷一纸令下，苏轼不得不告别原本打算托付终老的惠州。

到惠州三年之后，苏轼再次遭贬。这次贬得更远，远到了天涯海角的儋州。或许，是因为苏轼在惠州写下太多广为流传的诗作吧，他的诗作会在第一时间传到朝廷。那些诗句会让人感觉到，苏轼在惠州过得太舒适、太惬意了。

离开惠州后，苏轼一直不忘惠州。终老之时，苏轼反思人生，自认为平生功业皆在“三州”。惠州，则居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