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患者》800x400cm 布面油画 2011年

走入长征空间，赵刚的个展“购买的身份”提供给观众的更多是一系列女性的形象，展览空间被隔离为三部分，进门大厅天顶为投影仪制造的天空，左边为艺术家特制的12平米展厅，这尺寸也是赵刚70年代寝室大小，右边进入长征空间大厅，整个空间只展出了一件作品，另一些作品被展览在东八时区餐厅内部。

《沙漠上的裸体》150x120cm 布面油画 2012年

对于女性的形象而言，在中国绘画史中显然没有像西方挪用的那么频繁，在传统绘画中，早期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或唐代周昉的《唐宫仕女图》《纨扇仕女图》、等作品中，女性只是做为一种女德伦理的形象出现，同时间，西方同样在政教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中，出现过很多类似的创作例如像圣母像，女性形象脱离政教系统成为艺术家自由创作主题一直要等到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但在文艺复兴期间，女性形象的确成为一种旗帜般的符号出现在那个严苛而混乱的时代。与此相对的是在中世纪早期，女性符号总是跟女巫和宗教刑罚结合在一起，哭泣的女性形象繁多，她以这一的方式出现反证着信仰的神圣和世俗的受难。而在宗教的中心意大利，文化却出现了不可思议的松动，不同的学说开始挑战固有的意识形态，而在经济繁荣的威尼斯，女性形象变得更为甜美，艺术家用他们来讨好新兴的暴发户和慕名前来的隐形贵族。乔尔乔内和提香的维纳斯跨越了两个不同的空间，一个乡村，一个城市，同时也印证着社会意识状态的改变。

《竹林里的女人》 100x100cm 布面油画 2011年

之后女性形象经历了巴洛克时代，鲁本斯，伦勃朗对生命个体的彰显显示出荷兰人面对绝境时强烈的生命欲望，而女性在洛可可艺术家华托的笔下变得婉转妩媚，在新古典主义时代，资本阶级的兴起需要社会供给新的社会法则，在哲学，文学满天飞的时代，安格尔描绘的女性贵族收敛其早期在王公贵族面前的散落出的娇气，表现得好像是考古发掘出来的雕塑，安格尔描绘贵族的这种返祖现象并不能阻挡另一位艺术家德拉克罗瓦将其笔下的女性置于腥风血雨当中，她充当了另一个阶层的文明领导者。印象派将女性沐浴于色点构成的光斑之下，艺术家这种走出画室的举措与18世纪资本主义科技探索和殖民探索相协调。但这种殖民时期普遍的乐观情绪在另一些持有道德批判的艺术家看来是一种文明的堕落，塞尚的《大浴女》，马蒂斯的《绿线》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显示着在一种普遍庸俗化的现实和其阴暗的一面。

《回忆八十年代》150x130cm 布面油画 2009-2011年

另一方面，艺术家也开始思考现代科学带来的幼稚的乐观，并讨论其背后的构成方式是如何改变着人们生存中的道德和伦理观念。毕加索的的《亚威农少女》将巴黎的妓女僵硬，麻木，野蛮又艳俗的一面置于人们的眼前，这种将画面分割重组的方式对应着照相技术中蒙太奇技术以及杂志报纸的对现实幻觉的拼合重组。19世纪30年代，弗朗西斯·毕卡比亚的艳俗女人体与好莱坞征兵广告中丰乳肥臀的女郎招相呼应。这种世俗的趣味被后来的波普艺术继承了——安迪·沃霍尔拥抱着玛丽莲·梦露的复制品，并让时装模特和纽约的富豪名流以及四处流荡的艺术家共聚在漂浮着银色气球的工厂里，将资本主义的单线程支配方式以一种冷峻，甚至带有时代神性的聚合方式。在安迪·沃霍尔创作里，情色变为一种被监视，窥视，利用，复制的事物。资本主义营造了一种世俗性的“神圣”方式，将身心投入到世俗的价值规训当中，安迪·沃霍尔的灰调电影和毕卡比亚那些泛黄的女人体仿佛构成20世纪的前奏和尾声，当女性从神坛上下来之后，不再作为伦理和理想化美丽的象征时，她们遭受的命运以另一种方式献祭在人们面前。随着民主运动和女权运动，女性艺术家开始表露自我的意志，像辛迪·舍曼，马琳·杜马斯，崔西·艾敏，珍妮•萨维尔等等，但这种个体自觉在中国艺术家来说仍属罕见。

《闽南纳粹》100x71 cm 布面油画 2018年

在中国女性身体引不起太多艺术家的关注，在大学里女人体只是作为一种乏味的人体结构课程，这和医学院解剖一具尸体没有太多的区别。人体既不作为美学的象征，也不会成为某种革命性的标志符号。关于女性身体的艺术方式不会被谈及，而在现实生存中因为东方文化的政教合一，和其诡异的智性位移，欲望，计谋，社会的黑暗面，时代的诡计不会被公开讨论，因此长征空间赵刚的展览如同一个人在自言自语，12平米的空间囚禁着12张不同题材的创作，它们就像青年马克思在狭窄的莱茵报办公室里独自窥视着时代的病垢一般。女性作为重要的表意符号在赵刚的作品中不断出现，她们隐微而晦涩，作品从1995年到2017年，这些看似是坏画的创作以黑色的幽默讽刺着时代的荒诞。而在另一个边，黑色压抑的空间酷似德国艺术家基弗描绘的帝国大厦内部，艺术家以这种既原始又现代的方式烘托出一张绘于2011的巨幅创作，8米乘4米的画作描绘的是一位央美的女性模特，题目为《糖尿病患者》。

《闽南作家》 56x46cm 布面油画 2017年

而在东八时区，艺术家赵刚更多利用图像挪用来表述自己此次展览的主题-身份。展览名称“购买的身份”就像一句黑话，让人们联想到非法地获取到某种身份和地位，作品名大量引用‘闽南’作为开头，例如像《闽南作家》《闽南猪》《闽南纳粹》等等，在艺术家这里，闽南就像一个乌托邦共同体，圈定着不同个体的身份，但要获得这种身份就必须以非正常的方式获得，或以死亡的方式，或边缘化，或纳粹化，或以掩盖自我身份的方式进入。这种圈定的法则在闽南这个地域出现，但这些人出了闽南地域却不会将自己称之为闽南人，就像广东人不会称自己是闽南人，福建人也不会称自己是闽南人，这种个体对身份的游离现象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非常普遍，但又不被社会所承认，非常有趣。而东八时区作为此次赵刚的展览举办地，早期是书店，现在是酒吧，就像闽南人需要应对规则才能进入乌托邦共同体一样，也在时代的阴影中转变着自我的角色。

《闽南歌星》161x81cm 布面油画 2017-2018年

文/李旭辉

图/长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