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

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

也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刚刚过去的国际博物馆日

让文物这一以往稍嫌冷门的知识

再一次高频出现在你我的视线之中

韵动君精挑细选了十余件

在株洲出土的各色文物

从这些文物的蛛丝马迹里

搜寻株洲这片土地上

生活过的先民们的生活印迹

以及这块土地上的辉煌灿烂的文明进程

1

刮削器，株洲文明之滥觞

旧时代时期刮削器

1988年6月，考古人员在株洲市三门镇燕子村六斗坡的第四纪网纹红土中采集到一件打制刮削器。该刮削器系采用石英砂岩单面锤击而成，当时的古人类正是利用打制石器进行狩猎采集活动，以之果腹并繁衍生存的。

根据地层年代推折，六斗坡旧石器点遗存距今约20万年，也是当时发现的湘江流域最早的旧石器文明遗存。这也证明，早在20万年前，株洲这片土地就有人类生存，六斗坡出土的打制刮削器正是湘东地区人类活动遗迹的明证，亦是株洲文明之滥觞。

2

陶器，新石器时代的二次葬俗遗存

新石器时代磨山遗址陶器组合

大约六七千年前，进入新石器代的株洲先民已会制作磨制石器，并掌握了制陶工艺，还大量种植水稻，从事渔猎和家畜饲养1995年，考古人员在茶陵独岭坳遗址发掘出房基5座、墓葬34座、灰坑15个、卵石堆积1个、祭祀坑3个，以及大量的陶、石、骨、木器和动植物遗存，尤为重要的是，在5号灰坑内还发现了若千粒存保完好且与现今稻谷别无两样的人工栽培稻谷。

不过，这时期较为奇特的考古发现还是1987年在株洲县磨山遗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这些墓葬墓坑较小，且埋藏浅，墓内多为草木灰，少量有人骨或兽骨，陪葬陶器比较简单，多为壶罐、豆等经考古专家鉴定，这类墓葬属于二次葬俗，即对死者遗体或骨骼进行二次处理后埋藏。实际这类墓葬在湘东相赣西大量存在，包括湘乡岱子坪遗址、株洲人字岭遗址和江西樊城堆遗址等都出现过，同时还出现在本地区商代遗址之中。由此可见，从新石器时代时期一直到商代，在包括现今株洲在内的整个湘赣边界地噩区，二次葬俗都是此时期内的主要丧葬习俗之一。

3

象尊，至今未解的国宝谜团

商代象尊

夏商时期，中原华夏部族已完或了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渡，并形成了部分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概念，而同时期的长江以南地区还只是松散的部族联盟，但文化的渗透影响一直都在缓慢而持续地进行中。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株洲地区共出土商周时期各类青铜器24件，最负盛名的自然非1975年出土于醴陵仙霞镇狮形山的青铜象尊莫属。尊重2775克，高22.8厘米、宽14.4厘米、长26.5厘米，呈碧绿色，出土时失盖。象身共有20余个动物形象，包括鸮、虎、蛇、夔龙、凤鸟等。商代象尊目前发现共有三件，另两件分别收藏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相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醴陵所出象尊是目前明确有出土地点的一件，反映了中国古代青锅器等造的高超技艺和艺术创作水平。

包括复尊在内，这些青锅器多是零星散见于山川之间，而非如中原出土的那般，多来自于墓葬之中，这也是考古界至今未解的谜团之一。

4

圆茎双箍青铜剑，楚越文化的交融

圆径双箍青铜剑

1983年出土的张家山汉简记载株洲古攸县在秦代属苍梧郡：，学者认为秦承楚制，湘东株洲在东周时可能就已纳八了楚苍梧郡的版图，在此之前，传说中的“苍梧古国”生活着的是土著古越人。

从地下出土墓葬来看，战国时期，杰土的越文化走同衰亡，楚人开始在舞台上唱主角，楚文化也或为当时株洲包括整个湖南全境的主流文化。2014年出土于茶陵秩堂镇晓塘村荒塘坳墓葬中的圆茎双箍青铜剑正是这一时期的文化体现。

圆茎双箍青锅剑出土于荒塘坳2号墓坑，剑长58厘米、宽4.8厘米，属典型的楚式剑。除了此剑之外，墓内还出土包括铜剑、锅戈、铜矛、箭簇等在内的大量青锅兵器，同时还出土有硬陶器、越式鼎等生活用具，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当时楚越文化的交融互通。更何况，墓葬不远处还有一密战国时期古城——硗塘古城，这座古城正好是楚国再下进入湖再地区设置的军事城堡，用来驻守罗宵山脉中的山谷通道，也反映了在战国中晚期，楚国筑城以守，开始真正意义上控制湘东地区，而墓内带着兵器埋葬的几位古人，很有可能就是当时驻守古城的将士。

5

五铢钱范，秦汉时的攸县风貌

汉代五铢钱范

钱范是古代等造金属货币的模子，一般称为钱模。早期钱范的钱模直接刻划在石、铜质的范材上，也有用陶质刻划的。

1986年，攸县网岭镇里日旺村双江口河畔，出土一枚青锅质五铁钱范，通长20.5厘米，宽6.9厘米，浇口呈敞口三角形，沟嘈两边各有五铢钱模6枚。

五铢钱范的出土，对研究湘东地区汉代经济文化和货币铸造等提供了实物资料。西汉时，攸县属长沙国，网岭一带是攸县汉代文物的主要埋藏区，境内1985年在网岭发掘墓葬54密，出土汉代文物400余件，境内还有扬家洲汉墓群等。2016年，又在钱范出土地不远发现了里旺古城，并保留部分城墙遗址，城内保存大量汉代的瓷瓦碎片，这些都显示着在汉代，攸县一带土沃民萃、货币交易频繁。

6

三国木牍，崇巫尚道的湘东古风

三国木牍

公元215年，孙权、刘备以湘水为界分占荆州。为防止湘东势与河西刘备势力勾结，孙权乃割醴陵、攸县之西新组建建宁县，这也是株洲建城之始。

2009年，株洲市博物值考古队在醴陵邓光塘发现古井两口，并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井底部发现大量的陶、瓷器和木构件、瓦当等，其中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出土了株洲地区第一枚文字木犊。

木犊分正反两面，均书有墨写文字，字体为隶书，形款为从右至左横排直书。书写内容相近，正面书写五栏，按“子丑寅卵辰 ”十二地支顺序排列，反面写七栏，按“.....巳午未车酉戌亥”十二地支顺序排列，正反面文字并不是行文连续。如木犊正面第四栏书有“口口口書，子有行事，丑有酒肉事，寅有夫妻事，卵有喜事，辰有行事，口口酒肉事”；反面第四栏书有：“口有酒肉事，未有麦事，车有人思之，酉有口之事，戌有憂事，亥有喜之事”这些文字记载的内容主要为当地社会的某些时段禁忌，也是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准则，相当于现今人民所使用的“黄历”。

孙吴统治者出自寒门，在当时的门阀制度下，不得已大肆编造灵异以自神，利用神灵来巩固其统治，故当时的道家方术之土地位很高，最高统治者如孙权、孙皓还直接与葛玄、介象等祥仙方术之士交往密切，且征用不少道术人物为宦，这枚木犊也侧面反缺了当时社会的崇巫尚道之风。

7

瑞兽禽鸟葡萄纹铜镜，大唐盛世下的株洲经济

唐瑞瑞兽禽鸟葡萄纹铜镜

与中原、江浙等发达地区相比，唐朝时期的湖南，虽属于经济欠发达的“蛮荒之地”，常为朝廷官员受贬斥的发配之地——韩愈诗“猿愁鱼跃水翻波”便是当时湘江两岸景观的真实写照——但毕竟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底子在，社会稳定，经济自然也有发展，株洲市博物值收藏的这方瑞兽禽鸟葡萄纹铜镜便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该镜为方形，边长9.2厘米，重47.5克，兽钮，内区饰瑞兽葡萄，外区四角饰禽鸟葡萄。这种瑞兽葡萄纹是唐代社会最为流行的铜镜装饰，纹饰繁辱、做工精湛，美轮美奂，是唐代社会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这些瑞兽和禽鸟都是吉祥的象征，反映唐代审美艺术的同时，也从侧面印证了株洲当日的经济发状况。

8

青白釉瓷碗，醴陵瓷器在宋代已成型

宋代青白釉瓷碗

株洲的经济在宋朝得到迅猛发展，公元1173年春，诗人范成大前往静江府(今广西桂林)赴任，路过株洲并留宿，在其《骖鸾录》中写道，“此地既为舟车更易之冲，客旅之所盘泊，故交易甚夥，敌壮县。”

2009年，在对醴陵沩山窑的考古调查和唐家坳窑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大量宋元时期青白瓷器。青白瓷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或的一种独具风格的瓷器，其特点是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醴陵沩山宋代窑址便是以主烧日用青白瓷为主，器形有碗、盘、壶、鼎、粉盒、水注等等，图中这款青白釉瓷碗，碗身饰菊辩纹，施青白釉，正是其中典型。

青白釉瓷日用，且大量烧制，亦从侧面反缺了有宋一代醴陵周边的繁荣富庶之景象，更重要的是，沩山窑宋代青白瓷的发现，更是将醴陵烧造瓷器的历史大大同前推进了数百年。

9

鎏金菊瓣灵芝柄鎏金银杯，元朝株洲富人的生活点滴

元鎏金菊瓣灵芝柄鎏金银杯

元世祖后期，湖南地方宫注重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开办学校，提倡儒学，战乱经年的社会经济亦开始复苏。

1994年，株洲县堂市乡楼厦村村民刘光群在刘家湾后山为祖坟培土时，发现金银器53件，重500多克，器型有杯、簪、钗、插花、耳坠、发饰等，图中这款银杯口径8.2厘米，底径4.9厘米、高3 6厘米、重56.9克，杯身饰两层菊瓣，每层40瓣，杯底刻一技盛开的菊花，柄为灵芝焊接在杯身上，寓意如意吉祥，正是宋元时期金银器的典型款式。

元代贵族多喜爱金银器，在南方各地出土过很多窖藏的金银器，攸县丫江桥也曾出土窖藏的50余件金银器，有两个碗还把作坊主或工匠或金银主人的名字刻在器物上 如此精美的金银器，反映了元代制作金银器的风尚相高超的技术水平，同时也说明，在当时，金银器在城乡富有者中较普遍地使用。

10

古城墙砖，茶陵古城的沧桑岁月

明茶陵古城墙砖

茶陵古城自南宋绍定年间筑成，后为元、明、清各朝沿用，历时700余年，是湖再省内保存较好的古城址。

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289年)，时任茶陵知县李士谦主持修葺茶陵城墙，将城治范围西扩三分之一，城墙舡竞至8米，并在城门、城墙上修筑重楼5个、月城4个、敌楼8个、角楼4个、更楼22个、绕城城堞2366个，可见明代时的茶陵古城墙是何其壮观。

株洲市博物值值藏的这块古城墙砖正是来源于此次修葺。该砖长42.5厘米，宽20厘米，高12厘米，砖泥细腻，形制规整，上有“造砖人夫陈省”字样，即将做砖人名字印于砖上，为官制专用筑城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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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下五彩瓷瓶，醴陵御制瓷器大放异彩

青宣统御制釉下五彩瓷瓶

晚清时期，熊希龄在醴陵创办湖南瓷业公司，专程从国外引进了新进设备，设置陶瓷样品陈列室，供学生学习制造，培差自谋改良的能力。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或功烧制出闻名世界的釉下五彩瓷器，突破了中国陶瓷史上单色的釉下彩瓷的局面。

醴陵釉下五彩瓷或功创烧后，以其独碍的魅力获得了各项金奖。1907年—1915年间，醴陵釉下五彩瓷器先后在“武汉劝会”“南洋劝业会”“意大利都朗博览会”相“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获得四项金奖，从此，醴陵釉下五彩习瓷名扬天下。

1909年，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博仪即位登基，国号改作宣统，湖南瓷业公司又开始制作宣统御制宫窑瓷器。图中这款瓷瓶即为当时所制，口径23厘米，底径14.8厘米、高60厘米，造型优美，上饰花鸟纹，充分展现了醴陵高超的釉下五彩烧造技术。

来源：株洲日报 图文整理|刘丹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