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帝嬴政（前259年—前210年）

关于始皇帝嬴政招黑体质的问题，在之前我已详细论证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大污点“焚书”和“坑儒”。重读《史记》以及其他一些相关著作。我们悲哀的发现，但凡涉及始皇帝嬴政的记载，除了寥寥几笔的功绩之外，剩下的无一例外都是他的罪孽。诸如“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严刑苛法”“击匈奴筑长城”“修驰道通四海”“征百越开南蛮”“设桂林置象郡”等等，不胜枚举。

史记——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

当我们再翻史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

1、要说“好大喜功”，历史上比嬴政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比比皆是，比如康熙和乾隆，之所以列此二人，只他们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的君主。但就是这样，作为“主体意识”异常强烈的汉民族的官僚士大夫，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竭尽所能的歌颂这两位蛮子皇帝，甚至于称康熙为“圣祖”是“千古一帝”；而乾隆更是自号“十全老人”。在此，笔者只想问问，汉人学子那种宁折不弯的铮铮铁骨，那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概哪里去了？为何宗法孔孟，以道义良心的秉持者自居的儒生士子愿意心甘情愿的对着满清蛮子卑躬屈膝，阿谀奉承。却唯独对我汉人帝王中的佼佼者肆意污蔑，这到底是何居心？

2、说起“穷兵黩武”在中国历史上更是多之又多，其中的汉武帝可说是典型代表。在耗尽文景之治近60年所积累下来的财富之后，为了继续攻击匈奴，竟采用“盐铁官营，加征商税”这种近乎卑劣的手段来增加军备，之后更是征天下马匹，倾全国之力，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孰料天意弄人，竟闹的一败涂地，且粮草仪仗，甲胄器械，马匹辎重损失惨重。国家也因此而元气大伤。但这并未影响武帝的心情，他大兴土木，四处巡游，屡次封禅，比始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

3、再说“严刑苛法”这一点当然也是嬴政被后世文人诟病最多的，他们动不动就说秦亡于“暴政”，那么秦政真有那么“残暴”吗？我以为，无论如何他终究是比不上汉武帝时期（乃至整个西汉时代）的“酷吏（汉承秦弊，这是史学界所公认的，秦朝‘以吏为师’依法治国。照说汉朝也应当如此，但是翻开《史记.酷吏列传》我们就会发现事实远非如此，武帝时期的酷吏完全是根据皇帝的好恶来给人罗织罪刑，最终陷人死地的。甚至还有人叫嚣“如果让秋天晚点过去，我能杀尽天下罪人”。这种法制距离秦的法制，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也比上满清时期的“文字狱”和“风闻言事”。更比不上明朝的“锦衣卫”“东厂西厂”以及明朝中期，由正义的代表，忠君爱国的典范“东林党人”所发起的“京察（原本很好的一项制度，之后竟然完完全全沦落为东林党人打击异己，清除政党的手段。看看明史，再看看明末清初的笔记小说，再看看乾隆御笔朱批的‘贰臣录’，实在难以想象明末这批士大夫到底是人是鬼？难怪李贽义愤填膺的说当时的儒生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更难怪崇祯皇帝朱由检临死之时还愤愤不平的留下遗诏‘文官人人可杀’）”。

蜀后主刘禅（207年－271年）

暂 且就说这三点吧，在历史上比嬴政昏庸者不在少数，有“此间乐，不思蜀”的蜀后主刘禅，有“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司马衷，还有以喜欢乱伦热衷奸淫百官妻女的宋前废帝刘子业。但人们要么对他们不熟悉，要么也只是为他们的行为感到可笑，对待他们从没有像对始皇帝嬴政这样。疾言厉色，深恶痛绝。有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就这么喜欢听信谣言呢？直到有一天我接触到心理学上一个叫做“逆火效应”的词语之后，我才仿佛能够理解，为什么人们这么喜欢听信谣言。因为“在日常的沟通中，人们有一个‘隐性的规范’，即默认对方跟你说的话是真诚的、重要的、清晰的，除非又显著的反面证据让你对此产生怀疑。但是这需要高程度的注意力来进行区别判断。但人们日常的沟通与交流往往是浅层次的，而且大多数人不愿意深入追究在他们看来并不重要的事情”。这段话用心理学上的另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自我肯定理论”这是很常见的，一种几乎无意识的自主选择能力，或者说是出于生物本能的“趋利避害”的特性。就如同，在你没有孩子以前呢不会留意什么奶粉好，但在你的孩子需要喝奶粉的时候，你会大量关注有关奶粉的一切。这都是生物的本能性反映。换言之，人们之所以信谣，很多时候就因为这种谣言关乎他们的切身厉害。而传谣则是因为谣言于他本身而言没有利害关系。却又能吸引别人的注意，使自己成为焦点或者他们关注的对象。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因为你足够伟大，所以骂你的人就越多？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8年-公元649年)

当我在读唐人笔记的时候，看到唐太宗李世民公然翻看‘起居录’时，隐隐约约的我似乎明白了什么？试想天下帝王，谁不想在后世留下英明神武的美名呢？而可叹的是，在唐朝再没有敢于秉笔直书的“太史简”和“董狐”了，不仅没有，帝王翻看起居录这种大违常理的事情竟然还成为美谈被流传下来？问世间可笑之事，还有甚于此的吗？可以说唐太宗这位中外共称的天可汗给后世帝王开了个好头，也难怪后世帝王中在没出现荒唐如司马衷、刘禅的人，史书史实，这一支笔握在谁手里，当真是太重要了，而这握笔之人的秉性又决定了这支笔将写些什么？“自古文人多傲骨”有时候我不得不怀疑这句话的正确性，也许这应当是某些‘骨头轻’的儒生的自我慰藉吧，不然何以在这两千余年的帝王史中，唯独始皇帝嬴政背负如许骂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