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9年，南宋守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最后一个据点崖山（今天广东江门一带），与蒙元追军展开了一场生死战，战斗结果：宋军覆灭，十万军民殉国，丞相陆秀夫背着宋朝最后一个皇帝——八岁的宋少帝赵昺投海自尽。

这场战役，史书称为“崖山海战”。“崖山海战”不仅是宋亡标志，而且还被很多国外史学家视为“华夏陆沉”“中国古代历史的终结”。即“崖山之后，再无中国。

宋元崖门海战 ，是1279年（南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宋朝军队与蒙古军队在崖山进行的大规模海战，也是古代中国少见的大海战

崖山海战，不仅仅是一次改朝换代。

这场战役，史书称为“崖山海战”。“崖山海战”不仅是宋亡标志，而且还被很多国外史学家视为“华夏陆沉”“中国古代历史的终结”。即“崖山之后，再无中国，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地域，中国何时都客观存在，无论统治者是谁，称“宋”抑或称“元”，不能说元不是中国，即便是中国被征服史，也是中国历史。但对中国主体民族华夏族即汉族而言，元灭宋，确是亡种危机，准确地说，是“崖山之后，第二纪华夏人亡（注：第一纪是先秦远古华夏人，第二纪就是以汉唐宋为代表的中古华夏人）”

实际上，南宋的灭亡之旅从襄樊之战就开始了。

这场开始于咸淳三年（1267年）、历时6年的战役，最终以元军大获全胜而告一段落。

襄樊失陷后，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再无险可守，元军长驱直入，很快兵临城下。

大势已去，求和也许是唯一的选择。

但是，那时候的大宋，民族非常团结，军民官民上下一心，誓与蒙元侵略军血战到底，

10万的浮尸

得知崖山海战失败陆秀夫背赵昺跳海的噩耗十万军民失声痛哭。

为了不让战舰落入敌手，宋军将数百艘战舰凿沉。

无人命令，无人动员，包括朝廷诸臣和后宫女眷以及士兵、百姓在内的十万军民前赴后继，纷纷跳海，跟着小主人去了……

随后，悲痛欲绝的杨太后跳海而死。

率领水军余部突围到海陵山脚下的张世杰，得知噩耗后对将士们说：“我为赵氏亦已尽心尽力，一君亡，又立一君，现又已亡，我不死，是想为赵氏存宗祀……国事至此，岂非天意！”

说完，张世杰纵身跳入大海（一说在大风雨中不幸溺卒），宋朝灭亡。

元人编撰的《宋史》倒是真实地记录了战后情景：十余万具尸体浮海。十万具尸体，十万个忠魂。每一具尸体上，都写着“宁折不弯，宁死不屈”八个大字！在这个没有战争的年代真的很难想象，目睹一切的元朝士兵下半辈子不做噩梦莫？

军官皇帝殉国

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六日一早，劝降无望的元军对宋军发起猛攻。

元将李恒利用早晨退潮的有利时机，战舰渡过浅水，向北面宋军发动突然袭击，战至中午，北面宋军被击溃；

南面宋军的结局更惨，在南北夹击下全线溃败。

战斗从黎明开始，一直持续到黄昏。连吃败仗的宋军阵脚大乱，张世杰意识到应该作最后的打算了，他先是下令砍断绳索，率10多艘战舰护卫杨太后突围，杀到外围时见皇帝赵昺无法突围，又派小船去接应，却未能把小皇帝接出来。

原因是当时天色已晚，而且风雨交加，一直与小皇帝在一起的陆秀夫见来人不是以前熟悉的护随亲兵，不知真假，担心元军假冒，为了避免赵昺被俘受辱，他断然拒绝了小船的接应，无可奈何的张世杰只得护卫着杨太后杀出崖门。

在败局已定、逃生无望的最后关头，陆秀夫把妻儿赶下大海，然后“盛装朝服”来到赵昺面前：“国事既已不可收拾，陛下就应为国捐躯，切不可蹈德祐皇帝（指投降元朝的宋恭帝）覆辙……”

精神可嘉，能力堪忧

实际上，当时的形势并非糟糕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就兵力而言，元军并不占优势，仅有数万，而宋军的正规军和民兵加起来足有20万。

宋军的第二个优势是熟悉水战，元军则不擅水战。

万分遗憾的是，这个也许可以翻盘的机会，南宋方面却没有抓住，关键时刻，张世杰的指挥出现一系列错误，轻敌思想导致他放弃了对崖门入海口的控制，而是把两千多艘战船排在海湾内，用大索连成“连环船”，把小皇帝赵昺的御船围在中间，意图死守。

黔驴技穷的元军主帅张弘范使出最后一招，派人去给崖山军民做思想工作：“你们的陈丞相去了越南，文丞相成了我们的俘虏，你们就别做抵抗了，抵抗也没用，会死得很惨。”

崖山军民的“回答”是宁死不降，无一叛变。就连年仅8岁的赵昺仿佛突然间长大成人，他身穿龙袍，胸挂玉玺，只说了三个字“朕知道”，陆秀夫把他背在背上，一步一步走向船舷，走向茫茫大海……

放弃对入海口的控制，等于把主动权拱手让人；把战船用大索连在一起的结果，是战船失去机动性和灵活性，也给了元军火攻的机会。

三国时的曹操就犯过这种低级错误，被火攻时逃都逃不掉，导致赤壁大败。

元军见宋军把战船连成一体，果真用小船满载易燃物品，纵火冲向宋军的“连环船”，好在宋军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出，事先在船上涂满了泥巴。

火攻不成的元军改变战术，先用水师封锁了进出海湾的水道，阻断了宋军的退路，然后用陆军守住相关道路，不准宋军上岸汲水砍柴。

没有淡水，宋军只能吃干粮充饥，一天两天还行，连续吃了十多天干粮后，有的士兵开始喝海水解渴，结果又吐又泻，战斗力大打折扣。

不过，张世杰总算做对了一件事，那就是面对元军的劝降，他舍弃了富贵而选择了“义”。

元军先是抓住了张世杰的外甥，命他来劝降，一连来了三次，张世杰说我不是傻瓜，我明白只要投降就有富贵，“但义不可移耳”；

元军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让当时已被俘的文天祥给张世杰写劝降信，文天祥说：“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呼？”

我没能力保卫父母也就罢了，但我不可能叫人背叛父母！文天祥那首传诵千古的《过零丁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

文天祥的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⑶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以“宋末三杰”为代表的壮士们，慷慨赴国难，踏上了历史留给他们的最后舞台。一群宋王朝仅存的精英，就这样置身于这天涯海角的一隅，保卫着风雨中飘摇不定的流亡政权。

然而勇气终究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英雄壮志亦不能阻挡波涛般的蒙古铁骑。宋军在初次交锋得胜后，其被动的战术使自己陷入了敌军的围困。数日后，在滔天的巨浪中，缺乏补给的宋军在蒙古军团强劲的攻势下兵败如山倒，全军覆没，结束了这场持续二十多天的海战。

落日的余晖是何其悲壮！“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被囚禁在元军船中的文天祥，目睹了崖山海战中最惨烈的一幕——无力回天的丞相陆秀夫背负着年幼的皇帝，背负着他为之坚持的沉重理想投海而亡。其余宋朝军民也纷纷投海殉国，七日后，海上浮尸十余万，山河为之变色。

田中芳树的这段描述十分生动，但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灭宋的元军，主力不是蒙古铁骑，而多为汉人水军。因为蒙古军队不善水战，所以，这一次是原为宋将的汉人“带路党”张弘范领军主攻。灭宋后，张在崖山石上大书“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字。后来有人在这十二字前加了“宋”字，成为“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表达了“汉人灭汉人”的千古悲愤——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蒙古灭宋，开启了少数民族统治全中国的先河。汉民族遭受了第二次亡种危机，甚至可以说是“亡种之难”

其实主要原因还是跟宋朝的最后两幼主有关

据历史记载，蒙元内部是无论用什么方式，也要灭我华夏元军拒绝5岁的小皇帝宋恭帝被迫投降，杨太后和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出逃，先是逃到浙江金华，与大臣陆秀夫会合后，又到温州与文天祥、张世杰、陈宜中会合，立足未稳，又被穷追不舍的元军“赶”到福州，在福州建立小朝廷，改元景炎，年仅7岁的赵昰做了皇帝，也就是宋端宗。

小朝廷建立后，在大将张世杰、签书枢密院事陆秀夫，丞相陈宜中，少保、信国公文天祥的领导下，抗元斗争得以继续进行。然而，步步紧逼的元军很快逼近福州，小朝廷继续逃亡，辗转于泉州、潮州、惠州等地，一直逃到雷州。

关键时刻，主持朝政的丞相陈宜中借口去占城（古国名，在今越南境内，时为南附庸国）与其国王商讨小朝廷避难事宜，却如黄河之水奔流到海不复回，这是他第三次临难脱逃。

小皇帝端宗哪里受得了这般颠沛流离，又于逃亡途中落入海中，虽被救起，却受了惊吓，于景炎三年四月十五日病死。

面对群龙无首的局面，陆秀夫挺身而出，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鼓舞士气，大家又拥立7岁的赵昺为帝，改元祥兴。

新皇帝即位不久，雷州这块最后的“根据地”也告失守，“宋末三杰”之一的张世杰（另外两杰是陆秀夫和文天祥）多次率军反攻都未成功，不得不将流亡政权迁至位于广东新会的崖山。

在宋朝之前，汉民族从来没有被外族征服过，游牧民族虽在汉朝时就很强大，但充其量与华夏并立平行。“五胡乱华”虽然征服了中原，但不足以征服全中国。而崖山海战这一仗，导致南宋政权灭亡，则是中国全境再无一个汉族政权，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民族彻底成为被征服者，史学界所言的“华夏陆沉”盖因如此。崖山海战是大宋对蒙古侵略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十万余人殉难海疆，宁死不降、何其壮哉！此战之后，汉族在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沦陷于外族。崖山之战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中国独立发展的进程被打断，不少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原凿字奇石被航道部门炸毁。1964年秋，新会县县委请田汉书写“宋少帝与丞相陆秀夫殉国于此”十三个行草大字，刻在近岸的奇石上。终于把这饶有纪念意义的碑石树起。

史料显示，蒙古人征服前的南宋，人口约6500万，基本全为汉族；北方汉族人口1000万，而蒙古总人口约100万。也就是说，总人口不足100万的蒙古人，征服并统治了7000多万的汉人，人数对比超过1：70。无疑，这是继“靖康之耻”后的又一次巨大民族耻辱。华夏的两次灭顶之灾，旷世之耻，俱为两宋创造。为什么唐朝创造了汉民族无尚荣光，宋朝却两次把汉民族送入羔羊境地？这里从政治层面做个小结：比之大唐总结两宋，至少有国家政治方面的“三大失策”：其一，保皇权之至高无上，不受“有动手能力者”威胁。就像2013年新编历史剧《精忠岳飞》中，秦桧在宋高宗赵构面前，给出杀岳飞理由的经典台词——“不在于他想不想反，而在于他有没有造反的能力。”此言一语中的，赵宋皇室搞崇文抑武，就是要彻底扼杀国民“尚武精神”及“造反能力”。其二，保皇权之高度统一，思想收紧、儒家接受理学改造。宋朝臣民不仅统一受教儒学，还要戴上更加趋于保守的理学紧箍咒——存天理、灭人欲。这是比“崇文抑武”更具杀伤力的洗脑运动，令宋版汉人失去“人之本能”，无欲无力，日渐衰萎。对于游牧军队，北宋军队尚有还手之力，南宋军队却已无招架之功。南宋一降，塞外铁骑南下攻城掳掠犹如探囊取物。原因就是“以儒立国”的副作用到了南宋已经积重难返，经过“理学”洗礼的儒教嬗变为“阉割文化”，儒家文化“刚”的一面消失，原来的兵家文化不见了，刚柔相济的华夏文明变成了阴柔见长的雌化物，南宋军民已整体雌化。宋军的功能主要不是抵御外敌而是吓唬国内百姓。其三，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的融合被割断。大唐中国，奉行对外开放式的“海纳百川”“胡汉合流”，而两宋中国，却奉行自成一统的内敛“小国策”，对于游牧民族部落国，宋人是鄙视加卑微——“牛并孙子着”。例如，宋人当时对女真统帅的称谓是“狼主”，如果以“狼主”称中原将帅，那可能是一件大不敬的事。中原大臣谁与“狼”粘上干系，那就难逃奸逆贰臣。而在游牧民族当中，“狼主”可以成为尊称，比如在传统评书《岳飞传》中，岳飞老对手完颜宗弼的帐下汉人，便人以“狼主”称之，如此称谓女真统帅，除了表面的“尊重”，不能排除其中暗含对敌首的讥讽。对于这一点，完颜宗弼可能也心知肚明。不知“狼主”这个称呼是从中原而来还是塞外叫起的，他不拒而笑纳。汉人的嘲讽称谓，丝毫没影响到牧马人的自信心。

而历史反复证明：你怎么称呼对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否在实力上真正藐视对手。以称呼之污，掩盖现实之怯，其实是一种弱者文化的表征。宋朝由君及臣，既不能战胜敌人，又不想学敌人之强悍精神，只想花钱买和平，在文化上藐视对方，所以最后只能沦为野蛮人的“战俘”。

关于精神，美国作家海明威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是不会被打败。对应海明威这句的，是中国一句古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

这一中一外的两句话，都在说明一个道理：一个民族真正的失败，首先不是经济崩溃、军事失败，甚至不是文化落后，而是精神上的消亡。

此言可基本概述出两宋亡因，以及宋版汉民族出了什么问题。宋朝时的华夏文化登峰造极，但却开启了华夏被征服的历史，乃至古华夏人的被灭，正是政治保守、精神衰败、血性消弭的结果

崖山海战之后，出于淡化汉族与少数民族裔之间矛盾的目的，历代统治者对这段史实刻意地轻描淡写或记载不详，使其对国人来说，鲜为人知。。而如今那些为华夏民族做出贡献的先辈被遗忘。据历史记载，蒙元在中国境内就屠杀了6000万的同胞，这就是你们伟大的成吉思汗，那些崇拜的人，赶紧醒醒吧，

89年后，在各地农民起义军的努力下，1368年，明军攻占大都，元朝在全国的统治结束， 政权退居漠称北元。1402年元臣鬼力赤篡位建国鞑靼，北元彻底亡。 我中华民族再一次崛起，屹立于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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