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清是我军的一位优秀政治工作领导人。

他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参加红军。参军四年，就成为军政治部主任，比洪学智上将担任此职还早三个月。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是解放军第一兵团政委，比时任第十五兵团第一副司令员的洪学智还高半级。徐立清的资格有多高，由此可见。

1950年9月，总政治部成立总干部管理部，毛泽东亲自点将：“要徐立清来。”

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兼任部长。在副部长任命时，毛泽东又批示：“赖传珠资深，同意排在前面，但工作要让徐立清多做。”罗荣桓后来说：“毛主席亲自推荐徐立清到总干部部工作，这是对我们工作的信任，像他这么好的同志，到总部工作是很合适的。”

徐立清有什么“好”，有多“好”？

他政治性强，政策性强，办事公正，还能严格要求自己，凡事以身作则。

1951年初，党中央决定干部实行级别工资制。对干部进行评级工作，由徐立清主管。他对总干部管理部的同志说：“不管是谁，咱们要按条件办，按规定办，该定什么级就定什么级。不符合条件，要求照顾的，一个也不能办。”他还说：“我是副部长，如果不把好这个关，工作还怎么去做。”

这就是讲原则、讲政策的徐立清。

但是，对自己，他就不讲原则和政策了。

按照评级条件，徐立清应定正兵团级（担任一兵团政委时，就是正兵团级），有关人员在给中央军委报告中写的也是正兵团级。徐立清看到后说：“现在不少人都在为自己定高级找关系、找门子，我本人就不要正兵团了，定个副兵团更好。”于是，将自己的名字圈到副兵团级的名单中。

罗荣桓和赖传珠知道后，都不同意。彭德怀也不同意。

为此，彭德怀专门让秘书把他叫到办公室谈话，严肃地说：“立清同志，你们上报军委的报告我看了，你主动提出不要正兵团，我考虑再三，不能同意，还是按照评级的规定办。”

徐立清说：“我身为干部部副部长，应该对自己高标准要求，副兵团也不影响我的工作，反利于我更好去做大家的工作。”

他还说：“我对革命贡献不大，定个副兵团就行了。”

但是，彭德怀说：“要求高级别的应该批评，要求低级别的也不应该，都不符合评级的规定，我看就按照规定办，这样更有说服力。”

这样，徐立清才无话可说。

1953年开始，全军开始酝酿实行军衔制。

这在全军上下引起普遍关注，多数人有正确的认识，但也有一些人摆资格，列战功，提出要评什么军衔。按照规定，徐立清完全符合授予上将的条件，与他平级的王震、洪学智等人后来都评为上将。但是，他想来想去，觉得自己还是评个中将好，对工作都有利。于是，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写信：

“此次授衔，我要求低授，这是因为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副部长，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为大家做出个好样子。要不然，我就不好去要求别人了。我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从小给地主家放牛，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革命军人，可我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出的成绩微不足道的，授予中将我就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再三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能批准我的要求。”

罗荣桓立即和副部长赖传珠等人商量，还是认为徐立清的资历、职务应授予上将，而后把这个意见向彭德怀汇报。彭德怀同意授上将的意见。

徐立清知道后，更加不安。经过反复思考，又给毛泽东、党中央、中央军委和罗荣桓连续写了好几封信，表明自己的决心，再次阐明自己低授的理由。

周恩来知道后，亲自找他谈话。

徐立清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结果，周恩来没做通徐立清的工作，反被徐立清做通了自己的工作，同意了徐立清的请求。后来，在一次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徐立清是党、军队的“好同志、好领导”。

可是事情还没有结束。

1955年，当全军干部授衔评定工作基本结束后，徐立清也累倒了，明显消瘦，头发也花白了，心脏病复发，好几次晕倒，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1956年1月，总干部管理部提出了大胆提拔干部的方针。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一些失误，对少数干部提拔不当。在医院的徐立清知道后，更是不安，几次要求出院，可都没得到医生的同意。于是，他感到自己已对工作力不从心，就是出院也不能很好地工作，于是又给军委写信，请求让位。

但是，军委集体研究后，认为徐立清还年轻，抓紧时间治疗，等病好了，可继续工作。最后结论是：“放放再说。”

没过多久，他又一次给彭德怀、罗荣桓写信说：

“我已住院很久了，不见好转，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我精神上极感不安。我现在的身体已经难以胜任在总部工作，不能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这样继续下去，会给党和军队的建设事业带来损失，希望组织上能挑选身体好、年轻一些的同志来接替我的工作，让年富力壮的同志来干，工作会更有起色。鉴于我的病情，请求提前退役，转业到地方，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样比较适合我。以上请考虑决定。”

他不仅要求让位，还要求离开总部，并且转业到地方上去。

彭德怀看了徐立清的信后，和罗荣桓商量，决定徐立清以养病为主，不考虑工作，是退是留由组织上去安排。后来，他们还是把徐立清留下来了，改任为总政治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