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中，日军空战实力优于中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国空军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1940年的“九一三”空战乃是最惨烈的教训。但中国人不会永远挨打，他们保存实力，在抗战后期，趁日本不备，打了一个酣畅淋漓的翻身仗，打得日军飞机见到中国空军几乎是掉头便逃。

1940年5月，侵华日军制定“101号作战”计划，调集飞机数百架，以重庆、成都为主要目标进行攻击，为期三个月。在这次行动中，日军配置了最新研制的“零式”战斗机，其性能远远超过中国空军拥有的苏制、美制飞机。

9月13日，日本海军航空兵36架轰炸机在13架“零式”战斗机护航下空袭重庆，中国空军第三大队、第四大队起飞34架迎战。恶战中发现，我军飞机完全不敌“零式”战斗机，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半小时之内，我军被击落13架、迫降11架，剩余10架撤退到川中遂宁机场。作战中，飞行员杨梦青、曹飞、刘英役、何觉民、张鸿藻、司徒坚、余拔崴、黄栋权、康实忠、雷庭枝等10人阵亡，郑少愚、陈盛馨、王桂谦、王广英、武振华、龚业悌、韩文虎、徐吉骧等8人负伤。14日在重庆黄山官邸举行的简报会上，副大队长刘宗武向蒋介石报告说:“我们的飞机，本来在数量上质量上都不如日本，如今他们又拿出新的飞机来打我们的旧货，我们连还手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牺牲有什么意义？我报告您以后，为服从命令，我必定死给您看！”

“九一三”空战乃抗战以来中国空军损失最大者，元气大伤，难以作战。航空委员会先任命刘宗武代理大队长，后委赖逊岩为大队长。又从苏联买进一批战斗机，补充四大队实力。飞行员们个个视死如归，头一天没被击落，第二天接着上天。然而在数量、质量均不如日军的情况下，空军已无法阻止敌机对重庆的轰炸，市民目力所及，天空中全是“膏药旗”。

为保存有限的实力，航空委员会命令空军不时转移。耳闻“飞机躲警报”的讥讽，空军将士咬牙切齿，等待报仇雪耻的日子。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空军在1942年新增飞机275架，重振雄风，与美国盟军“飞虎队”并肩作战。

1942年中，日军忙于太平洋作战，虽数次派侦察机前往重庆，但半途中即被驱逐。日军不敢来，中国空军便找上门去。1943年5月，中国空军及美国盟军猛攻汉口、沙市、宜昌等地，击落日机41架、炸毁日机6架，破坏敌机场5处。6月6日，我军以P-40机13架，由继任第四大队长李向阳率领，向聂家河之敌进攻。返航途中在梁山机场降落加油时，日机多架侵入机场上空投弹。中队长周志开单机抢先冒险起飞，冲向日机群，左右开弓，一人击落敌轰炸机3架、击伤多架，创造空战新纪录。8月23日，日机27架前来投弹，我军出击，一举击落2架，击伤多架，其余作鸟兽散。此乃日军对重庆最后一次空袭，“膏药旗”从此不再出现。

11月下旬至1944年2月，中国空军以第1、2、3、4、11大队及中美混合团、美国14航空队，连续出击，击落日机39架、击伤17架、在地面击毁12架，予敌重创。日军航空兵不是在打仗，而是在挨打。到抗战末期，哪里有日军航空兵，哪里就是中国空军争先恐后进攻的目标，中国飞行员甚至是有点“盼望”着在天上发现日军飞机，每发现一次都是一群中国飞机追着日军飞机开炮，日军航空兵见到中国空军常常是掉头便逃。侵华日军总司令岗村宁次哀叹:“敌机如此猖狂，皇军几乎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