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县中学，百年中学

曾位于历史文化名城祁县文庙、昭馀书院的祁县中学是山西省县级中学中唯一的一所百年老校，自清光绪三十一年（一九0五年）创建以来，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在百年以来的风风雨雨中，这所闻名三晋大地的百年老校，为祖国输送出四万人才。

祁县中学最早名祁县中学堂，是祁县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中学。1921年改为祁县中学校，解放初期更名为“山西省立祁县中学校” 属山西省教育厅直管，为山西省五所重点中学之一。1960年校长田野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61年学校复更名为“山西省祁县中学校”，一直延用至今。1985年6月祁县中学被确定为山西省首批重点中学。2009年10月，祁县中学又跨入了山西省示范高中的行列。

旧学校占地面积71447平方米，巍巍大成殿，青青柏树园。文庙是承载了无数新老祁中人美好回忆和青春梦想的地方，对每个祁中人来说都意义非凡，棂星门，状元桥，柏树园，大成殿，其古色古香庄严肃穆又不失亲切的环境本身就对每个祁中学子在潜移默化中有着良好的情操熏陶作用。大成殿前面的小广场是祁中很多很重要活动比如开学典礼，歌唱比赛，辩论赛的举办地，文庙两侧的廊房也是旧祁中一些办公室和校史展览馆所在地，这里有太多太多的历史积淀和美好回忆。祁县文庙还是山西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文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基地和博物馆，这种有厚重历史积淀和精神积淀的地方是无法复制的，是很有价值的，这是我们祁县重要的文物资产和精神资产。中国有很多很多的高中，但像祁中这样有厚重历史积淀的文庙的学校很少，它将永远是所有祁中学子的精神栖息地。

是一所完全中学，现高中部为十四轨制，初中部为四轨制，共有教学班56个，全国优秀教师1名，特级教师1名，高级教师38名,中级教师74名，市级以上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教学能手31名。

学校现有“校史展览馆”“孔子圣迹展”两处校内德育基地。

2012年8月，已迁至新校区（旧址移交四中‘），位于位于昌源新区丹枫东路北、东环路东，新校区办学规模达地100个教学班，可容在校生4000多人

太岳中学的创建

裴学诗

一九四零年，抗日战争已进行到相持阶段。当时的形势是：敌强我弱，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太岳区又处于“十二月事变”刚发生之后，我们的处境极为困难。但为了培养革命战争所需要的人才，中共太岳区党委决定创办太岳中学，并于一九四零年八月一日正式成立。为了扩大学校的影响，当时由行署副主任裴丽生同志兼任校长。

刘校长带我到太中

我是沁水县人，一九三九年三月在县牺盟会参加工作，同年十一月间，又以沁水县代表的身份出席了晋东南牺盟代表大会。因会议期间，发生了“山西十二月事变”，沁水县城被敌侵占，不能返回，所以会后便留在上党牺盟中心区宣传部作收发工作。刘舒侠同志原来是乡宁牺盟中心秘书，因发生了“十二月事变”，便到了上党牺盟中心区，担任了宣传部长。区党委决定他负责创办太岳中学，并担任校务主任(实际主持工作)，临赴任时，动员我随他去。一九四零年的六月上旬，刘校长便带着我离开牺盟中心区所在地韩洪沟，到了当时太岳中学的驻地——沁源县城。

建校初期

学校刚成立时，校址在沁源城内，教学、办公都在南街一户财主家大院，学生们住在后街，伙房安在北街一个大院里。

校长由裴丽生兼任，刘舒侠开始时任校务主任，两三个月后，校务处取消，即任副校长。一九四一年间又任校长。训导处主任郭林君，训导员是刘毅(支部书记，后任总支书记)。郭林君调走后，龚士其调来任训导主任。教务处(后改为教导处)主任是石磊，教导员是马宝珍、左直、郝一民。总务主任是段墨田，教员有：张树民、武光天、郭维藩；军事队长是田非。

学生来源于多方面，有太岳区根据地的沁源、沁县的(为数较多)；有敌占区渴望求学，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的；有太岳区以外的；有部队、机关保送来的。招生的办法．开始是用张贴招生广告。集中到校统一考试，择优录取；以后采取过教员分头、分片到各县招生；也有各地保送而来的。

由于处于战争环境，学校经过几次反扫荡和转移，学生的流动性很大。加上生活艰苦和学生的出身成份。社会关系不同，所以变化很大。有的学生坚持到毕业，但有的则因敌人割据，或是嫌学校生活艰苦，或是文化程度太低等原因，中途弃学的很多。另外新生也不断增加，一九四一年学生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二百七十多名，编了五个队。后来由于战争的影响，学生又有减少。一、二队合并为一队，三队中的少数学生也插到了一队，到一九四三年，一队学生毕业时，在校学生则不到二百人了。

学校的性质和特点

学校是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敌人残酷扫荡、环境艰险、生活艰苦中成立的。为了适应战争形势，以便在战争环境中坚持学习。学生不以班编制，而是以队编制，并发有步枪、手榴弹等武器。平时可以保卫学习；反扫荡时，学校可以单独转移。学校还有军事教员．专门上军事课。这就是说，学校是带有军事性质的学校，这是学校的特点之一。

学校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学生自己打窑洞建校舍，又背粮、打柴、缝补衣物，且经常上政治课，进行政治教育，进行政治斗争，这又带有抗大的性质，这是学校的特点之二。

学校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来培养人才。学生中相当一部份是部队、机关保送的有培养前途的小青年。这样又带有培养干部的性质，又象（像）干部学校。但又都需要提高文化，所以学校的课程中有政治课，也有文化课，这就又有点中学的性质。但从总体上看，她是一所培养解放区所需要的县区初级干部的学校。

平遥中学创建于1924年，原名励志中学，意在勉励学生从小立志、报效祖国，这是平遥县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中学。1928年更名为平遥县立初级中学，是党在晋中地区最早建立地方组织和开展革命活动的地方，是当时政治、文化的中心。1949年10月，学校与太岳中学合并。太岳中学是1940年8月1日由邓小平、薄一波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太岳抗日根据地创办的一所以培养军、地初级干部为主的半军事化学校，她为党培养了大批党政军干部，薄一波同志曾题词：“太岳中学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两校合并之后，校名为“山西省立平遥中学”，属山西省教育厅直管，为全省五所重点中学之一。从此，“励志的兴国宏愿，太岳的革命精神”，凝聚成学校发展的强大动力。1958年，国家领导人陆定一为学校题词：“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同年，学校更名为“平遥县综合大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县级大学，当时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山西日报》等作为典型给予宣传报道。1961年，“综大”停办，仍恢复为“山西省平遥中学”，同年，高考夺得全省第一名，党委书记邓峰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80年，平遥中学被确定为山西省首批重点中学。榆社传奇——省立第八中学

刘小云

“吾校校址襟山带河雄踞太行巅，筚路蓝缕启山林、肇事已未年。校风醇厚校规严，道义为之先，信勤公毅校训悬、谨守勿失焉。不为势力诱，不为邪说迁，看济济多士蝉联出，如日向中天。”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坐落在太行腹地榆社县的省立八中的校歌。校歌雄浑而向上，朝气而正气。校歌的创作者不详，传承者皇甫束玉先生已年逾九旬，省立八中毕业七十余年后，凭记忆而用毛笔书写，然后寄给我。工整小楷仍洋溢着当年意气风发、挥斥方遒之气概，令我感动乃至膜拜。八中乃家父刘秀峰之母校，先前只听家父说过，八中在榆社县城。我曾奇怪，堂堂一座省立中学，为何能建在崇山峻岭中？当时的建置和师资力量如何？为何八中培养的许多学生都在抗战伊始投奔革命？

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皇甫束玉先生的《戊子杂咏》，发现他竟然也毕业于省立八中。本书中收有他的《九十述怀》，其中曾提及1935年12月，为支援平津学生掀起的“一二九”爱国运动，省立八中同学向校方提出停课免考的要求，他是被推选的请愿代表之一，负责起草《宣言》和传单；在边区土地改革运动中，他曾用左权小调编演了《土地还家》广场秧歌剧，其主题歌广为流传；1942年5月，左权将军在辽县十字岭战斗中殉国，受领导指示，他参加编写《左权将军》的歌词创作，传唱至今；1987年9月，中国出版界首届韬奋出版奖发奖大会在京举行，他是十名获奖者之一。由此可见，皇甫老应该是省立八中的骄子，是久经考验的革命者，是著作等身的大家，是我倍加尊崇的长者。结识他的冲动陡然而升，于是，我的一个电话、一首诗、一封信、两本书发至北京，一下子拉近了我们这对忘年交的距离。他很热情，立即复信，说他的“思雨”（我的一部书名为《云心思雨》）之情油然而升。信件往返几次，他的每封信，都是洋洋篇幅，九秩老人，笔锋甚键、言辞历练；400字的稿纸，一格一字，文字清秀，句读严格。每每提及省立八中，都能表现出一种莘莘学子的情怀。他对我说，追忆八中，是他的责任。他恳切地向我提出，希望我多做些工作，相信我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这还是他们这几位幸存者的夙愿。皇甫老所用的“幸存者”之说，是因为八中当年的学生都已年过九旬，健在的确实寥寥无几。有幸的是，对健在的我倒也还熟悉几位，其中赵维基和鲁兮两位接触是比较多的。鲁兮老离休后长住北京女儿家，我与他既有文字往来，也有电话交谈。他与皇甫老及尹邦宪、王献庆、高仲雨等前辈为了给我提供相对详尽的资料，他们之间也不断地回顾和核对。他们的认真感动着我，作为晚辈，我知道这些史料的价值，如果我再不动手，一切将会无声无息。

一

“吾校校址襟山带河雄踞太行山巅，筚路蓝缕启山林，肇始已未年”，校歌的开始，交代了八中的地理位置和艰苦创业之起始。巍巍太行山奔腾起伏400余公里，榆社县位于太行山西麓，东与左权、和顺为邻，北与太谷、榆次接壤，西与祁县相靠，南与武乡毗邻，浊漳河与高耸的山脉相互萦绕交错，气势磅礴。古人写榆社城为“万叠峰峦斗大城”，可想而知，由于大山的阻隔，交通并不通畅。但是，为什么一座省立中学能立在榆社城，而没设在以州建置的辽州（左权）呢？我曾采访了家父的挚友赵维基前辈，他说，当时山西的盐务局长是榆社籍人，能与阎锡山说上话，因此，这座省立中学建在了封闭的榆社城内。不但如此，“山西省立第八中学”的校名还由阎锡山亲书。以榆社为中心，生源主要来自榆社、辽州、武乡与和顺等周围县区，也有一部分由南边长治、晋城诸县考入。皇甫老还记得一个传说：按照一州管三县的惯例，中学应该设在辽州。为什么没设在辽州？原因是辽州没出息，落后不说，省里没人呐！榆社有优势，因此争取到了机会。榆社有了省立中学，自然榆社人就受益多，师生中榆社籍要多一些。不过，周围县份结伴考至八中的也不少，有许多家族的弟兄或表弟兄都相继毕业于八中，想来总比到省城就读方便吧。皇甫老弟兄四人，三个上过中学的，都在八中就读。上世纪之初，读书人在乡村并不多，能考入省立中学读书的，一定是一代人中求知欲强的凤毛麟角者。“筚路蓝缕启山林”出自《左传·宣公十二年》，意思是坐着柴车，穿着破烂的衣裳去开启山林，后以此表示艰苦创业。省立八中成立伊始，就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创业。该校成立于已未年，公历是何年？查万年历，应该是1919年。校长詹维真是长子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继任卫树模，阳城人，毕业于何校，不详。各科教员均系高师毕业，多数教员还是能够尽心竭力，培养门生的。他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许多学生毕业后也致力于教育，家父便是其中之一。八中属旧制中学，学制四年，九班开始改为新制，学制三年。家父与榆社最早的共产党员任悟僧都就读于旧制，任悟僧前辈比家父还要早一两年。我熟悉的长者中，家父、乔鸣伍与我表哥杨达是八班，赵维基是九班，皇甫束玉和我的十一舅杨健三是十一班，鲁兮、郝天乙是十三班、李修仁、高仲雨是十四班。

皇甫老和鲁兮老还分别给我认真地画了一幅校园示意图。上世纪初一座建在山城的省立中学各种设施都已健全，教室、学生宿舍和师生各自的食堂自不必说，大操场、篮球场、图书室、实验室以及大礼堂也一应俱全。可见，当时的教育还是非常正规的。可以想像，学生在这样的环境里，只要刻苦，是不难学到真知的。

学校里的师资力量比较强，有几位老师常引导学生们在课余多进图书室，多读中国古典名著，多练习写格律诗。赵维基前辈在八中时，酷爱阅读小说，曾引起校长卫树模的注意。校长专门为此命题《中学生阅读小说有何益处》，作为全校学生的统考作文题。年少而颇有抱负的赵维基写道：“水可载舟亦可灭顶，火可煮糜亦可毁甑，有一益必有一害也，且夫小说者亦有利弊行乎其间也。”他的这篇作文，有着朴素的辨证思想，获得全校第一名。董伯勋老师是音乐体育老师，和学生们的关系最亲近，而且谈吐非凡，学生们也最愿意听他作时事报告。他引导学生吟唱古典诗词，并识五线谱。他教学生吟唱过岳飞的《满江红》、李煜的《虞美人》、孟浩然的《春晓》以及“打起黄莺儿”、“渔樵问答”等。他用自己的才华激起了学生们对旧体诗创作的兴趣，实际上，他和国文教员籍禹攸是学生们创作旧体诗的导师。籍禹攸老师在课本的选用上，有他自己的一套，他通常用从北平活叶文选编辑部寄来的线装大本，对古典名著有着他独到的诠释。皇甫老在这些优秀教员的引导下，对古典文学产生痴迷，坚持写文言文和古典诗词，久之，成为公认的“秀才”。从小学时代起，持之以恒写日记，终生如此。我所交往的八中前辈，都直接受益于这些老师，无论是战争年代，或是和平建设时期，都有大量的诗文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石金简老师是书法家，皇甫老在校时，石老师就赏识他，亲自给他写了扇面《爱莲说》，美术老师李瑶庭在扇面《爱莲说》的背面又画了竹子，皇甫老视其为宝。

在这样的环境中读书，必然会涌现出优秀的学生。家父在校四年，嗜书如命，尽情地吮吸咀嚼，涉猎了不少中外名著，尤其是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且各门功课都扎实。毕业会考获得长治考区第一的成绩。据同班同寝室的杨达表哥说，这次会考是由省里出题，设几个考区，各区的第一名登报榜示。不及格的或因故缺考的学生次年到太原补考,及格方能取得毕业证书，足以见得这次会考很严肃。毕业后，家父参加了榆次县的小学教员应聘考试，按规定，只录取本县籍的考生，结果他考了第一名，不仅破格录取，而且享受到甲等待遇。鲁兮老回忆说，学生们都知道，八班的优等生比较多，是最强的一班。家父恰是八班的优等生。

皇甫老在毕业会考时，也获得了第一名。毕业证上写着“中字第一号”，大红的印章是“山西省教育厅厅长冀贡泉”。

二

“校风淳厚校规严，道义为之先。信勤公毅校训悬，谨守勿失焉。”八中的前辈们对当时的校训“信勤公毅”都深有体会，每个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皇甫老说，学习勤奋，生活简朴，这是母校的传统，他回忆，学校有两个大灶四个小灶，辽州、和顺等县的学生都单吃一灶，自己管理，本乡厨师做饭，伙食费用相对省一些，只需三五元。衣着也很节省，一直到毕业前，才有人在太原订制新衣，他也是那年才第一次穿上了一套新制服。家父的求学之路更是充满了传奇，祖父本不指望他成秀才，只要能写会算，有能力操持土地、应付日常的生计往来就行了，因此，不愿意供他上中学。无奈，他先当了两年初小教员，然后又以高分考入八中。他的才华和上进感动了好友王选卿，王选卿对他说，你这么好的成绩，不上中学，可惜！我先供你上，你毕业了我再上。于是，他开了家骡马店供家父读书。我的祖父此时才感悟到他的儿子决非等闲之辈，对儿子的潜力和前途重新进行评估，并主动出学费，王选卿前辈随时补充不足。如此，家父就更倍加节省，勤苦读书了。家父的各门课程都优秀，四十年后，我上初中，家父在政务倥偬中还随时给我作家庭辅导，特别是英语语法，他讲得比我在课堂上听的还清晰。他说，那都是他初中的底子。

学生们看的书多了，志同道合的就换帖交金兰。赵维基前辈对我讲，他与家父在八中，相处甚好。二人各用一张红色的纸折好，里面写上“志同道合，交久莫逆”，然后换过帖子，拜为兄弟。这种友情经过战争的洗礼，发展为同志加兄弟的感情。1983年11月，赵维基前辈因病赴京治疗。临行前，家父赶到火车站，用一首七律为他送行：“少小同窗上下班，请缨都在太行山。风华茂盛多才气，党性忠诚若照肝。遇事深思有远虑，临艰无畏渡难关。此番疗病京师去，但愿明朝喜讯还。”1984年春节，家父病重，赵维基前辈为了宽慰家父，写下了嵌名联：“秀而挺且直一身正气，峰高水底明两袖清风”；家父逝世18周年，他又特请画家李文亮画了国画《秀峰图》，画出了我祖籍榆社县牛村的山水和松柏，装裱好后，悬于庭堂，表现了他们虚怀若谷的境界和云水襟怀。

皇甫老也有换帖朋友，他们是周瑞祥和张铎。有意思的是，他们在学校的一次命题作文统考中，分获甲等头三名。头名是十班的周瑞祥，第二名是十一班的他自己，第三名则是十班的张铎。他们的友谊也坚持了一辈子，全国解放后，那两位换帖弟兄还到他北京的家小住几日，畅叙当年趣事。

榆社县有个更修村，是以一位在豫北战场上英勇牺牲的解放军某旅参谋长曹更修的名字命名的。曹更修与皇甫老当年是一个班同一寝室的好友。在校时，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曹更修就对皇甫变了脸，到毕业也没有说过一句话，皇甫老甚为奇怪。同舍的同学告诉他，可能是他的日记中讽刺过曹。他觉得这是天大的误会，但没有解释的机会。十年后，皇甫老在邯郸边区政府教育厅工作，忽然有一天，一位带着警卫的解放军首长来看他。眼睛一亮，竟然是同窗曹更修。十年不见，一日重逢，俩人欣喜涕流，促膝谈当年。挥手分别时，连连说再见，但是，他们没有再见过，不久，曹更修就牺牲在战场上。

家父的同窗刘浩之，1942年5月与左权将军同时牺牲于十字岭。家父深情地忆他“文章韶秀一时芳，风雨同窗话夜凉；同是窭人常困顿，请缨无路共彷徨。 抗战风云遍太行，桐滩相值气轩昂。何期一遇成永别，血染清漳土尚香。”

鲁兮老忆起与他的同乡、同龄、同在八中就读的同学国章（尹邦宪），作诗云：“屈指深交七十年，‘三同’情谊重如山。难忘负笈同窗梦，景慕生花示范篇。曾应新潮掀校运，拟兴县教办文刊。硝烟点亮匹夫志，投笔从戎岂等闲。”

鲁兮老也有怀念家父的诗作，“遗诗首首叙平生，气律兼融两尽情。触景高咏磅礴志，感怀长喊风雷声。榆中旧梦浮思在，政协风云赤胆倾。矻矻一生留正气，晚香夕照映苍松。”

同窗情，兄弟情，战友情，生死与共情，都深深地嵌在诗句中。

八中校训是严格的，学生们大多养成了严谨、诚信和道义为先的品质。八中的生活对他们来说，虽然短暂，但是，奠定了终生，母校情结让他们永久地感怀。鲁兮前辈在若干年后，回到榆社，直奔城东，但是，“感伤母校荡无存”。他们也只能在文字间追忆远远逝去的韶华年代了。

三

皇甫老为了帮助我写成此文，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不但将校歌完整忆出，而且还在脑海中细细搜索他当年的老师和同学。按照一年一个班，一班四十位学生而计，十五个班也就是五六百学生。而这五六百学生，则如同抗日前线的预备役战士，抗战开始后，先期毕业和尚未毕业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投奔革命。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练，除少数牺牲在疆场外，大多数学生都成为成熟的革命干部，杰出者成为党的高级干部。刚从工作一线退下来后，几位同窗曾有组织全国各地当年老八中的学生聚聚一堂的想法，但未能行动起来。耄耋之后再回忆，免不了遗忘一些珍贵的史料。皇甫老将他这个班上下的数十位老同学的姓名、籍贯及建国后任何职务都详细地列出来，使我一目了然。这使我想到了八中校歌中的“看济济多仕蝉联出，如日向中天”，八中了不得啊！

八中虽然在闭塞的山城，但是，发生在各地的各种先进理论和爱国行动还是能影响到校内，学生们也会受到激进思想的启蒙教育。

最早在榆社建立党组织的任悟僧也是我所熟悉的前辈，他在自述中回忆他在八中时，接受了“三民主义”，即民主、民权、民生。1925年春，学校里一个姓朱的学监，作风粗暴，动辄训人，引起学生的公愤。一天，一位同学在体育活动中稍有犯规，就遭到朱学监的破口大骂。同学们商计，一定要驱逐出这个学监。于是，他们集体去见校长，校长无奈，答应了同学们的要求。在如注的大雨中，学生们终于将朱学监驱逐出学校。任悟僧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一斗争。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山城里的八中学生也愤然提出罢课。全体学生举着标语，呼着口号，上街游行，并声泪俱下地演讲，痛斥列强，呼吁抵制日货，他也是其中的积极活动者。1926年春，校长詹维真之子詹克俭，从太原带回了一些进步书籍，在学生中秘密传阅。他也借阅，并受到震撼。这时，全国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学生中有人悄然离校，到广州参加了革命，还有的考上了黄浦军校。他还在学校贴出了“投笔从戎去，马革裹尸还”的对联，激起了同学们的参军热潮。任悟僧前辈于1932年1月在太原加入共产党组织，同年6月，被党组织派回榆社开辟党的工作，发展党员，1935年成立“中国共产党榆社县临时工作委员会”，他亲任书记。

1935年，南京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了《何梅协定》、《华北防共自治》等一系列卖国条约和协定，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北平学生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山城八中的学生们也积极响应。各班派代表向校长请愿，皇甫老是其中之一。他们向校长提出，要求上街游行，停课宣传，免除本学期考试。校长一一答应。他们分头准备，他的具体任务是起草宣言和传单。在曹更修、尹邦宪等同学的组织下，师生们浩浩荡荡走上街头，散发传单，登高演讲，并分别深入到农村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汉奸卖国贼，保卫华北，反对自治。一时间，一座小山城沸腾起来了。通过这次运动，既声援了北平“一二·九”运动，也教育了学生自己。

1935年冬，八中的学生们在学校大礼堂听过一次时事报告。报告者来自东北，他痛述东北沦陷后，耳闻目见的日寇罪行和同胞遭难的悲惨景象。听报告的同学们情不自禁地高呼“收复失地”、“还我河山”、“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口号，皇甫老也第一次在《开路》上发表了《听时事报告有感》的七律。诗中写道：“而今谁是岳鹏举，痛饮黄龙发壮声。”

1936年2月，红军东渡，北上抗日，所向披靡，很快席卷了晋西南永和、石楼等县，直逼汾阳、晋中。阎锡山在各县成立防共保卫团，榆社山城也有这种组织。这个组织与城中的警察相勾结，多在夜间从大操场后墙跳进来，监听学生的动静。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在9点钟之前熄灯。此时，学生们提高了警惕性，及时将相互传阅的进步书志，甚至连《中学生》等有宣传抗日内容的杂志，也都小心翼翼地深藏起来，以免被官方查出没收。后来红军回师陕北，防共保卫团撤销，学校才平静下来。

1936年4月，任悟僧前辈代表党组织在县城发动了四校，即省立八中、榆社县高小、榆社县女子高小、榆社县师范学校师生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驱逐警察的重大活动。这场大型的斗争，迫使警察局长承认了错误，当场撤销了街头和学校的岗哨。同年秋天，日伪开始侵犯绥远， 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率部抵抗，声称守土抗日人人有责，激起全国人民敬佩并掀起声援绥运动。榆社山城里的八中学生也义愤填膺，在十二班尹邦宪等同学的组织下，学生们用了一周的时间上街宣传并声援傅作义绥东抗战。这一周，学生们吃“爱国饭”，即只吃小米干饭，不吃细粮，以此表示声援的决心。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兵谏未果，扣留了蒋介石，顿时，举国震动。八中师生立刻打开收音机，收听广播，及时了解事态发展。结果和平解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大家感到满意，以为可以安心读书了。但是，紧接着，1937年发生了“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罪恶的全面侵略战争，平津地区很快沦陷，山西的娘子关也开始吃紧，北边的天镇、阳高已成为抗战前线，日机频繁轰炸太原以及榆社、左权等县城。此时，十二班的学生已经参加完长治会考，毕业离校，而十三班、十四班及刚进校的十五班学生也已经报到准备开学。此时，英语教员李瑞征又在礼堂开了收音机，收听每天战况。收听的人很多，除本校师生外，还有县政府人员和县城居民，大家异常关心抗战局势。在这种情况下，人心惶惶，又有传言学校要南迁晋城、阳城一带。如果真的南迁，费用必然要多一些，因此，部分外县的学生请假回家取钱。鲁兮老回忆，他们和顺籍五六个学生也请假十天。他们回家刚三天，就有消息传来，学校停课解散，同学们的铺盖和书已经卷起存放学校礼堂。1938年春，日军9路围攻并占领榆社城，烧光了县城和学校。在校参加过一系列爱国运动，积蓄了满腔抗日热情的学生们离校后大都回乡，在当地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奔赴各个战场。董伯勋老师带着十三班的巩秉文、程世元等同学参加了八路军。

八中从成立到解体，共招十五个班，其中毕业了十二个班。战争摧毁了一座学校，但是，学校也培养了数百名有知识的抗日战士，他们就是那群集合在太行山巅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