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行外销画（约1760年）来源：广州十三行博物馆

时间回到鸦片战争前，从欧洲远洋而来的三桅船纷纷停泊在广州黄埔港，港口摆满货箱，不同肤色、服饰、语言的人群往来穿梭，这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有这么一批群体——洋商，他们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浓墨重彩的一道风景。

1. 交易之前得先交关税

洋船在虎门港口

我们都知道，现代国家间进行贸易活动都要交关税，清朝时也一样。乾隆时期，清政府规定这外国商船进入广州前，要先在虎门进行一系列安检，再去到黄埔港货物称重缴关税。

商船进广州的路线

当时洋商们要想来广州贸易，首先在澳门办理了通行证，来到虎门后再安检，海关处官员会检查船上的货物，卸了火炮、枪支等违禁品，随后才能在专员带领下去到广州黄埔港。

到黄埔港后，洋船还要先缴纳船钞（对商船征收的税），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里有高达40%就是这里的关税收入，广州也因此被称为“天子南库”，也就是皇帝在南方的小金库。同样的，洋商交易完商品要回国前，也要先获得清政府同意，这时洋商拿到的许可证叫“红牌”，只有经海关检查没有问题后，洋人们才能离开中国。

2. 洋货高端奢侈品走进皇宫

18世纪英国桃花芯木旅馆挂墙钟

经过重重关卡，洋商们终于来到广州十三行，可以卖货物了。他们运来的商品，品类纷繁多样，有香料、棉花等基础的农副产品，更有像钟表、动物皮毛、人参、玛瑙水晶等奇珍异宝。

对寻常人家来说，香料、棉花、土豆这些东西的价格还可以接受，但像人参、钟表这些高端产品，普通百姓就一般消费不起了。就拿绒布为例，1823年的广州市场上，进口的华丽绒每匹价格为9两（相当于现在人民币1500元左右），高出了当时土布的数倍以上。比起华丽绒，寻常百姓当然是选择价格实惠又耐穿的土布。所以，像人参、金钟表这些奇珍异品更多是受富商和皇家贵族的喜爱和追捧。

十三行的钟表店

当时的皇宫贵族对洋货都特别感兴趣，乾隆帝就很痴迷于西洋珍宝，他还曾颁布一道谕旨，要求行商“买办洋钟表、西洋金珠、奇异陈设或新样器物”，“皆可不必惜费”（大意是说，看到好玩的西洋新奇物件，价格都不用管，尽管买来就是）。但当时的皇宫贵族们都自视清高，不愿和洋人有直接的接触和来往，因此是通过经常和洋商打交道的人，来买他们喜欢的钟表、珠宝、洋灯等奢侈物，而这些专门为宫廷购物的人就叫做“买办”。买办来到十三行，从洋商手里采购宫廷想要的，欧洲的奢侈品由此也就源源不断地进入了皇家宫廷。

买办和洋商贸易时，必然会用到现金，这里就该说到双方交易时所使用的货币了。

洋商来到中国不仅要缴关税，还要公行（十三行）代理费等其他费用，那他们用的都是什么货币呢？答案是西班牙本洋。鸦片战争前，西班牙本洋是世界流通的主要货币，产于世界上最大的白银产地——墨西哥（当时西班牙的殖民地），成色质地非常好。而中国自己的银矿资源少，并且产出的白银纯度和质量都不高，于是清政府将本洋看作是正统银元。而本洋的图案纹饰也好看，广受沿海民众的喜欢，因此也就成了中国当时对外贸易主要的流通货币。

西班牙本洋

3. 私人贸易的商机

洋商们带来的高端奢侈品是受到了皇家贵族的青睐，但农副产品就没这么好运了，从中获的利也并不多，有时甚至还会亏本，比如当中国自己生产的棉花足够时，棉花运到广州没有人要的这种事情也有发生过。

那聪明的洋商们自然是不断将欧洲的奇珍异宝带到中国，有些奢侈品甚至在自己的国家都买不到，它们经过精致加工就直接被朝贡给清朝皇宫了。

既然奢侈品这么有利可图，另外有一个特殊群体也就想来分一杯羹。因此，当时除了像东印度公司那样的正规贸易，还有一些类似走私类的私人贸易。

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总部

这些走私的人正是来自贸易公司的船员。就拿英国东印度公司来说，大部分的船员能拿到的薪水特别少，如一些低级学徒的年薪才5英镑（1英镑=15到18银两），远远比不上当时广彩工人的工资（一个熟练的彩绘工人每月平均35银两以上）。如此低廉的薪水促使一些船员私带欧洲货品去中国出售，或私带中国货品回欧洲售卖，这些都已经成为海上贸易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贸易公司也意识到，想彻底杜绝船员夹带私货是不可能的，与其禁止还不如加以规范化，所以后来允许船员夹带一定数量的货物，以此补贴他们微薄的薪水。1764-1800 年的30多年间，这种私人贸易约占了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贸易总额的15%。其间，东印度公司输入到中国的货物和银锭为3150 万两,而从中国进口的货物高达5660 万两。这2510 万两的逆差，部分就是由私人贸易来弥补的。

4. 贸易之余的社交娱乐

交易完商品后，洋商在等待每年六月季风来临起帆回国的期间，他们几乎无事可做，手中又有充足的银子，自然就会找些娱乐休闲活动。

当时洋人的行动被严格限制在十三行夷馆范围内，其日常生活娱乐可以说是比较枯燥的。但聪明的洋人会花些钱买通官员，就能到十三行之外的地方娱乐玩耍了。有些汉语讲得好的洋商，甚至会和本地行商结交成好朋友。在1769年，行商潘启官就曾大摆两天宴席，邀请自己的洋商朋友，一天是中餐，另一天是全英式的西餐，赴宴的洋商对此次受邀感到特别满意，可以说是“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在当地的重要节日里，洋商还会经常被行商邀请去戏院看粤剧，对他们来说，在中国看大戏可算得上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了。除了看戏，洋商还会组织体育活动。1837年，一些年轻洋商买通了官员，在广州城西南还组织了一个“广州划船俱乐部”。以上种种说明了，尽管当时活动范围受限，但只要手里有钱，洋商们还是总能想尽办法去享受生活的。

想想看，曾经十三行的设立是为了管理与洋商间的贸易，再看看今天的广交会，已然成为中国打开通向世界大门的时代窗口。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十三行与广交会都是不同时期，中国同世界各国贸易交往的一个窗口与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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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期刊：《19世纪上半叶西方人眼中的广州形象》袁婧

2.期刊：《从夷商到洋商》徐晨

3.期刊：《“蕃客”与“番鬼”:广州外国人史迹的考察》潘国平

4.期刊：《谈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俄美公司职员的状况》 耿喜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