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年前的中国什么样？昨天，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发布最新成果：

在距今5000年前，我国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已进入文明阶段，出现了国家，进入“古国时代”。据此发现，我国的历史教科书也将修改。

“探源工程”起于2001年，已实施4个阶段的研究工作，2016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4期完成结项。研究团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牵头，联合国内近70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地方考古研究机构参与。

多处巨城遗址还原“古国文明”

文明起源与国家产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关于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界很早就开始关注，提出许多观点和理论，但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在相当长时间里，既缺乏资料，也缺乏系统的认识。

“探源工程”逐渐揭开了中国上古史的神秘面纱。

截至目前，“探源工程”已取得多方面重要进展：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透露，中华文明探源实施的十几年里，研究人员在距今5500—3500年的都邑性遗址开展了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这些重要遗址分别是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和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

其中位于浙江北部的良渚遗址修建于大约5000年前，该遗址是在沼泽上修建的，为了防止北边山洪对城的侵害，在修建之前先动员人力修了一个长3.5公里、宽达10多米的巨型水坝，或叫水利工程。据水利专家研究，这个水坝除了具有防洪的功能外，因为有高坝、低坝，还有的是根据不同水位蓄水灌溉，是一个水利工程。后来，在作为城的中心部位修建了一个630米长、450米宽、10多米高的大型土台，土方量大约200多万立方米，都是用草包泥从别的地方运来修建的。同时，围绕这个高台又修建了长1900米、宽1700米的大型城址，面积大约300万平方米。

由于建在沼泽上，先要从别的地方运来大量石块作为基础，然后从别的地方运来黄土进行修建。“我们最新发现表明，在内城外面又有一个更大规模的城址。这样总的工程量，据初步估算是1200万立方米，如果动用1万个劳动力也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完成。能组织这么大规模的人力，来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工程，如果仅仅是一个部落或者一个联盟是不可想象的，应该是动员了相当广阔地方的人力。”王巍说。

除了高等级的宫殿之外，高等级的墓葬也在祭坛上修建。一座墓里往往有上百件随葬品，尤其是有制作精良的玉琮玉璧这样和宗教有关的玉器和制作非常精致的武器——玉钺，甚至有的短柄钺上还有玉质装饰，显然是军事指挥权力的象征。所以说这是一个阶级分化相当严重的社会，是一个产生了权力、王权的社会。以这个为代表，在长江下游地区，距今5000年前后，已经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

另外，在中原地区，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分别发现了面积在280万乃至40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这些城址内社会分化严重，高等级的建筑周围有高高的围墙围绕。像石峁高等级的建筑区皇城台城墙高达9米，军事防御色彩浓厚，高等级建筑中不仅规模大，而且制作非常精致。陶寺的宫殿还有可能用了陶制的建筑材料，相当于后世的瓦之类。这一时期，墓葬当中反映的阶级分化非常明显，小墓一无所有，或仅有一两件武器、陶器；但是大型墓葬，随葬上百件随葬品，不仅制作精美，而且有表明等级身份的随葬品。

王巍称，像这样的社会，显然不再是原来我们认为的部落联盟，应该已经进入到国家阶段。而且，陶寺遗址发现了冶金术应用的实例、最早的空腔铜器以及能够确定为文字的材料。虽然只是少数人拥有，但是说明这些先进因素已在当时被使用。“所以我们觉得，中原地区在这个时期已经进入到初级文明的阶段。依据这几个巨型的城址，以及他们稳定的控制范围，相互之间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我们认为当时的社会整体上虽然还没有形成王朝，但是应该进入了王朝之前的‘古国文明’的阶段。”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距今5000年前后，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包括西辽河流域等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比较快的区域，已经率先进入到文明阶段。”王巍称。

“古国时代”文明填补历史空白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另一重要成果是丰富了对人类文明起源的认知。对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表示，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段没有被文字直接记录下来的历史。换句话说，是传说时代有些古人对更古时代的传说，这个传说有的不那么牢靠，有的有历史真实的影子，而且数量不多。经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此前多年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积累，到现在，终于可以对这段历史做出一番描述了，从而填补了中国历史上非常关键的空白。

赵辉指出，“探源工程”启动至今，已经确认，在距今5000年前后，以良渚文明为代表，中国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这个大范围里面，一些地方率先进入到文明阶段，有了自己的国家。而以此为起点，一直到距今3800年左右，在1000多年的时段里，各个地方的社会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步入了文明。这种诸多地方文明并立的现象有点像我们传说中所描述的，那个时代是天下万国、天下万邦的情景相吻合，所以我们借用这个意境，把这个时代叫做“古国时代”。

总结“古国时代”各个地方文明特征，赵辉称，这些文明都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有相当发展的基础之上；社会阶层、社会成员、阶级的明显分化现象，如出现了专门为贵族服务的、由贵族专享的手工业生产，以及由大型建筑或不同丧葬行为所表现出的社会等级制度；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城市里面不光是人口多，城市里面居民的构成也不像一个普通的以血缘、氏族为主的农业村落，而是按照行业、按照不同的功能组织居民，还有最高等级的统治阶层等。

这样就出现了明显的城乡分化，城和乡之间又有明确的隶属关系，这个社会在宏观结构上也不再是一个平等、平均的现象。另外，在这些城市，特别是中心性城市这样的大型遗址里，可以看到，大型建筑是需要动员很多社会资源修建的。而这些大型建筑以及由战争、暴力来褫夺人的生命等现象，背后意味着这个社会存在着一个强制性的权威，换句话说就是王权，以及中心城市和附近的区域性隶属关系。

“探源工程”最近十来年最新的发现表明，尽管中国文明的起源、早期形成和发展过程由于地理的原因处在东亚地区，是相对独立、自己摸索向前发展的，但是在“古国时代”的晚期，中华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和其他外来文明有了接触，源自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小麦栽培技术、黄牛和绵羊等家畜的饲养以及青铜冶炼技术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并改造生发出崭新的面貌。

这说明，中华文明在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兼容革新能力，成为了其长期生长的起点，从中孕育出的共同文化积淀、心理认同、礼制传统，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发展的基础。

“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我们国家是水稻和粟、黍的发源地。这也是‘探源工程’一个重要内容。大约在一万年前，南方已经开始种植水稻，北方开始种植粟、黍，就是小米和黏的黄米，我们应该把这样的知识也加入到课本当中。”王巍说，“要让学生知道，我们的祖先为人类作出了怎样的贡献。”

“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发布、发表，我们也在积极对接，把这些新的成果及时反映到教科书里面。”教育部教材局巡视员申继亮透露，现在初中用的历史教科书对照“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修改方案已经确定，内容也基本确定下来了。

修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根据工程新成果，增补一些过去教科书中没有的知识，比如像石峁文化、屈家岭文化、宝墩遗址等；对原有的表述进行细化，如良渚遗址中发现的大型水坝、古城遗址等内容；更新教科书里的一些图表。“原来有一些遗址图里没有，现在做了修改补充，有些照片采用新的考古照片。”据介绍，目前初中教科书已经修改完成，高中历史必修教科书关于中国史这部分也编完了，也对照研究成果进行了充实，高校《考古学概论》教材也做了适当调整。

中国收藏的五大外国文物，其中一件逆天！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很多文物外流，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国的博物馆内有很多中国顶级文物。比如《历代帝王图》唐. 阎立本，这个东西大家在教科书上见过，但现在在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曜变天目茶碗，宋朝斗茶顶级茶碗，全世界现存的不超一手之数，全在日本。当然，这个碗跟日本别的中国藏品不同，不是抢走的，是当年到中国的日本和尚买回去的。

那么，中国的博物馆里有没有来自国外的东西呢？也是有的，比如在云南有一座发电厂，叫石龙坝水电站，是中国第一座水电站。

里面的发电机是买自德国的西门子，至今已经有一百年历史，现在还在运转，据说西门子想买回去当文物，但不好意思，这个东西还在为社会主义建设送光送电，暂且还不能卖。

故宫里有一座铜镀金写字人钟。除了会报时，下面有个小洋人会写字，弄上墨汁，启动开关就会写出“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汉字。

这是英国当时最牛的钟表匠威廉森专门为清皇室打造的。可惜的是，现在已经坏了，大家都看过《我在故宫修文物》，补瓷器行，但修这个钟表就太难了，因为没这方面的技术。

此外，在昆明云南铁路博物馆，有一个米其林动车，是百年老司机的车，来自法国，第一次开轮子是在1914年，现在是一级文物，镇馆之宝，百年过后看上去，设计还是挺萌的。

下面这架P61黑寡妇战机是北京航天航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是美国人生产的战斗机，因为夜战能力极强，擅长黑夜出击，所以叫黑寡妇。

当年对付日本人也是一把好手。美国一共就生产了七百多架，二战中基本都消耗完了，中国这台是当年租借美国的。后面没还，美国也不在意，但现在，这种飞机全球就两架，美国人一直想要回去，据说还要拿F14来换。答复：不换。

下面这件物品大家都知道超牛了，释迦摩尼指骨真身舍利，来自陕西法门寺，当然也是舶来品。

毕加索的《两个小孩》，万达集团1.7亿买的。XLW

由国家文物局根据地方文物部门和有关方面专家的意见评选出，

并印发有《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规定以下这64件国宝此后永久不准出国展览。

1.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类型，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阎村。陶质彩绘，器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陶缸绘有鹳鸟衔鱼，旁边竖立一件石斧的画面，作者用白色在夹砂红陶的缸外壁绘出鹳、鱼、石斧，以粗重结实的黑线勾出鹳的眼睛、鱼身和石斧的结构，画面效果粗犷有力，绘画具有中华民族远古时代的造型特征，是一件罕见的绘画珍品。

2.陶鹰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属新石器时代，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华县太平庄。通高只有36厘米，但看上去显得威武而雄壮。鹰的前胸为鼎腹，饱满粗壮，器口开在鹰的背部。鹰的双目圆睁，周身光洁未加纹饰，喙部呈有力的勾状。

3.后母戊铜鼎（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属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公元前十一世纪），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亦称“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

4.利簋（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属西周早期，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是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为武王时期有司（官名）利所作的祭器，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

5.大盂鼎（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属西周康王时期，清道光间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大盂鼎是现存西周青铜器中的大型器，造型端庄稳重、浑厚雄伟、典丽堂皇，为世间瑰宝。西周早期的金文有瑰异凝重、雄奇恣放、质朴平实等数类，大盂鼎属于瑰异凝重这一类，铭文大字，字体庄严凝重而美观，故在成、康时代金文中，以书法的成就而言，当以其居首位。

6.虢季子白盘（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属西周，清道光年间陕西宝鸡虢镇虢川司出土。此盘自道光年间出土后曾被当地农人用以喂马，后县令以数钱据为己有。几经动荡，此盘被刘铭传觅得，极为珍惜。在其后几十年内，觊觎此盘者不乏其人，刘氏后人将盘重埋地下，远避他乡。解放后，刘肃将此盘掘出献给国家。自此，虢季子白盘才得以重放异彩，供世人欣赏。

7.明代凤冠（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北京昌平定陵博物馆）

1957年北京市昌平县定陵出土。定陵出土的凤冠共四件，三龙二凤冠、九龙九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和六龙三凤冠各一顶，孝端、孝靖两位皇后各2顶。冠上饰件以龙凤为主，龙用金丝堆累工艺焊接，呈镂空状，富有立体感；凤用翠鸟毛粘贴，色彩经久艳丽。冠上所饰珍珠、宝石及重量各不相等，最多的一顶上有宝石128块，最少的95块；珍珠最多5449颗，最少的3426颗，最重者2905克，最轻者2165克。冠上嵌饰龙、凤、珠宝花、翠云、翠叶及博鬓，这些部件都是先单独作成，然后插嵌在冠上的插管内，组合成一顶凤冠。

8.嵌绿松石象牙杯（现藏中科院考古所）

属商代，1976年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这件象牙杯高30.5厘米，是用象牙根段制成，因料造型，颇具匠心。

9.晋侯苏钟（其中14只在上海博物馆、2只在山西省博物院）

属西周厉王时期，1992年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八号墓出土。该组编钟大小不一，大的高52厘米，小的高22厘米，都是甬钟。钟上都刻有规整的文字，共刻铭文355字，最后两钟为2行11字。铭文都是用利器刻凿，刀痕非常明显，铭文可以连缀起来，完整地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正月八日，晋侯苏受命伐夙夷的全过程。

10.大克鼎（现藏上海博物馆）

属西周晚期，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陕西扶风法门镇任村出土，原器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千克。大克鼎又名克鼎和膳夫克鼎，与此鼎同出的还有小鼎七件、盨二件、钟六件、鎛一件，都是膳夫克所作之器。因此称此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西周孝王时名叫克的大贵族为祭祀祖父而铸造。

11.太保鼎（现藏天津博物馆）

属西周初期，传清道光间山东寿张县梁山出土。通高50.7厘米、口径23×36厘米，方形，二直耳，耳上各有两个立虎，器身上有棱脊与纹饰，腹内有“太保铸”三字，此太保系辅佐周成王的召公奭。

12.河姆渡出土朱漆碗（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属新石器时代，1977年浙江河姆渡遗址T231出土。食器，木质、敛口，呈椭圆瓜棱形，圈足略外撇。口径10.6×9.2厘米、高5.7厘米、底径7.6×7.2厘米。外壁均有一层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有光泽。

13.良渚出土玉琮王（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属新石器时代，1986年余杭反山12号墓出土，出土时，平正地放置在墓主关骨的左下方，是一件神圣崇高的玉制礼器。高8.8厘米、射径17.1—17.6厘米、孔径4.9厘米。黄白色，有规则紫红色瑕斑。器形呈扁的方柱体，内圆外方，上下端为圆面的射，中有对钻圆孔，俯视如玉璧形。

14.水晶杯（现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属战国时期，1990年杭州半山镇石塘村战国墓出土。高15.4厘米，敞口，斜壁，圆底，圈足外撇。素面无纹饰，透明，器表经抛光处理，器中部和底部有海绵体状自然结晶。此杯是用优质天然水晶制成的实用器皿，国内罕见，其制作技巧和工艺水平令人惊叹。

15.淅川出土铜禁（现藏河南博物院）

属春秋中期，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出土。通高28.8厘米、器身长103厘米、宽46厘米。禁为承置酒器的案，其器身以粗细不同的铜梗支撑多层镂空云纹，十二只龙形异兽攀缘于禁的四周，另十二只蹲于禁下为足。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用失蜡法铸造的时代最早的铜器，其工艺精湛复杂，令人叹为观止。

16.莲鹤铜方壶（此壶原为一对，一件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件藏河南省博物馆）

属春秋中期。1923年于河南新郑李家楼春秋郑国大墓出土。青铜制盛酒或盛水器，原器通高126厘米、口长30.5厘米、宽24.9厘米。此壶主体部分为西周后期以来流行的方壶造型，有盖、双耳、圈足，重心在下腹部，遍饰于器身上下的各种附加装饰，不仅造成异常瑰丽的装饰效果，而且反映了在春秋时期青铜器艺术审美观念的重要变化。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

17.齐王墓青铜方镜（现藏淄博市博物馆）

属西汉时期，1980年山东淄博大武乡窝托村南古墓五号陪葬坑出土。镜长115.1厘米、宽57.5厘米、重56.5千克。背部有五个环形弦纹钮，两短边又各铸二钮。每一环钮四周饰柿蒂形纹。背又饰有夔龙纠结图案，卷曲交错自如。

18.铸客大铜鼎（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属战国时期，1933年寿县朱家集(今属长丰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又名楚大鼎或大铸客鼎。鼎口平沿刻铭文12字，刻铭开头即是“铸客”二字，故依惯例以开始二字名之，前足和腹下均刻有“安邦”二字吉语，又因此鼎在数千件楚器中最为雄伟，堪称楚王重器，特冠一“大”字，是现存周代以来最大最重的鼎。

19.朱然墓出土漆木屐（现藏马鞍山市博物馆）

属三国时期（吴），1984年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漆木屐前面是有一个孔栓绳子，后面有两个孔作成木屐的形态。这个漆木屐和现在的木屐样子差不多，是目前中国最古老的漆木屐，它距今1700多年，当年在日本展出时候还引起了轰动。由此也可看出，早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中日之间就有了较为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朱然墓漆木屐没有出土以前，一般认为漆木屐是日本人最早发明的，通过朱然墓漆木屐的发现，证明木屐是在中国通过唐文化东传到日本，最后被日本逐渐使用。

20.朱然墓贵族生活图漆盘（现藏马鞍山市博物馆）

属三国时期（吴），1984年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盛食器，直径24.8厘米、高3.5厘米，木胎，盘内壁及底髹红漆，外壁及底髹黑红漆，内外颜色有区别。漆盘内的画面分为三部分：上面为宴宾图；下面为出游图；中间部分又包括三个画面：右侧为驯鹰图、中间为对弈图、左侧为梳妆图。

21.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现藏大同市博物馆及山西省博物院）

属北魏时期，1965年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

22.娄睿墓《鞍马出行图》壁画（现藏山西省博物馆）

属北齐时期，1979年山西太原娄睿墓出土。《鞍马出行图》位于墓道西壁中栏、作长卷式展开。

23.涅槃变相碑（现藏山西省艺术博物馆）

属武周，山西省临猗县大云寺遗物。石雕碑高302厘米、宽87厘米、厚25厘米，大云寺寺宇早毁，碑于1957年移入山西省博物馆陈列。碑为螭首龟趺，额部雕众神将护持之须弥山。碑正面雕涅磐故事六图，上部四图——左面为“纳棺”、“临终遗戒”，右面为“荼毗”、“送葬”。

24.常阳太尊石像（现藏山西省艺术博物馆）

属唐代，山西省运城盐湖区安邑镇道观遗物。像高150厘米，以白石雕造，形象丰颐，神态和穆。右手持扇，左手扶几，盘坐于长方石座上。座的四面刻有铭文及供养人姓名。

25.大玉戈（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属商代前期，1974年黄陂盘龙城李家嘴三号墓出土。玉质仪仗器，长94厘米、宽14厘米、厚仅1厘米，堪称“玉戈之王”。

26.曾侯乙编钟（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属战国早期，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这套编钟的铭文，是一部重要的中国古代乐律理论专著。全套编钟音域宽广，音列充实，音色优美。

27.曾侯乙墓外棺（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属战国早期，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此外馆是我国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结构最复杂、器形最大、体量最重，并与金工结合的一件特大型漆器。

28.曾侯乙青铜尊盘（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属战国早期，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这一发现，证实了在二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早期，中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准。尊和盘均铸有“曾候乙作持用终”铭文。

29.彩漆木雕小座屏（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属战国时期，1965年湖北省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通高15厘米、长51厘米、座宽12厘米、屏厚3厘米。

30.红山文化女神像（现藏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属新石器晚期，1983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女神庙主室西出土。红山文化的一个重要发现是牛河梁的女神庙。庙址由南、北两组建筑组成，其中北组为主体建筑，南北十八米余，东西宽近七米。墙壁经过彩绘，室内发现有大量的人物塑像碎块，有头、肩、手等部位的残块，均属女性。头部真人大小，面涂红彩，双眼镶嵌青色玉片，这是中国最早的女神像。

31.鸭形玻璃注（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属北燕时期，1965年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出土。长20.5厘米、腹径5.2厘米，重70克。淡绿色玻璃质，质光亮，半透明，微见银绿色锈浸。体横长，鸭形，口如鸭嘴状，长颈鼓腹，拖一细长尾，尾尖微残。背上以玻璃条粘出一对雏鸭式的三角形翅膀，腹下两侧各粘一段波状的折线纹以拟双足，腹底贴一平正的饼状圆玻璃。此器造型生动别致，在早期玻璃器中十分罕见。

32.青铜神树（现藏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属商代，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土青铜神树由树座和树干两部分组成，树干高384厘米、通高396厘米。树座略呈圆锥状，底座呈圆环形，上饰云气纹，底座之上为三山相连状，山上亦有云气纹。从造型来看，该青铜神树应是代表东方的神木“扶桑”。

33.玉边璋（现藏三星堆博物馆）

属商代，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通长54.5厘米，遍体满饰图案，生动刻画了原始宗教祭祀场面。这些图案反映出古蜀人在祭坛上举着牙璋祭祀天地和大山，而且天神已有反应，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这是要赐福于下界的表示。

34.摇钱树（现藏四川绵阳市博物馆）

属东汉，1990年四川绵阳何家山二号汉墓出土。通高198厘米。整体由基座、树干、树冠等共二十九种部件衔接扣挂而成。基座为红陶质，树用青铜浇铸。树冠可分七层，顶层饰凤鸟为树尖；其下二层的干与叶合为一体，饰西王母、力士和壁等图案；下部四层插接二十四片枝叶，向四方伸出。饰龙首、朱雀与犬、象与象奴、朱雀与鹿以及成串的钱币等图案。

35.铜奔马（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属东汉，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的东汉墓面出土。铜奔马又名“马踏飞燕”、“马超龙雀”，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按古代相马经中所述良马的标准尺度来衡量铜奔马，几乎无一处不合尺度，故有人认为它不仅是杰出的艺术品，而且是相马的法式。

36.铜车马（现藏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属秦代。共两乘，一前一后排列。经复原，大小约为真人真马的二分之一。4匹马的高度为91—93厘米，长度为110—115厘米。4匹马的重量也不相同，分别为177公斤、180.7公斤、183公斤和212.97公斤。

37.墙盘（现藏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属西周中期，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家村出土。此盘为西周恭王时期作品。器形宏大，制造精良。微氏家族器具，通高16.2厘米，口径47.3厘米，深8.6厘米。墙盘是西周微氏家族中一位名叫墙的人，为纪念其先祖而作的铜盘，因作器者墙为史官而得此名。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家村出土。盘铭也是一篇很漂亮的书法作品，其文体使用简明整齐的四字句式，这是已知时代最早的带有较明显骈文风格的铭文作品。

38.淳化大鼎（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属西周早期，1979年陕西咸阳淳化县史家塬出土。淳化大鼎是研究西周早期周人分布和青铜器铸造工艺的重要资料。

39.何尊（现藏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属西周时期，1963年陕西宝鸡东北郊贾村出土。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口圆体方，通体有四道镂空的大扉棱装饰，颈部饰有蚕纹图案，口沿下饰有蕉叶纹。整个尊体以雷纹为底，高浮雕处则为卷角饕餮纹，圈足处也饰有饕餮纹，工艺精美、造型雄奇。

40.茂陵石雕（现藏陕西茂陵博物馆）

西汉茂陵霍去病墓之大型石刻，是一批具有无穷艺术魅力的古代石雕艺术珍品，是两千多年前汉文化遗产，举世无双的古代雕刻艺术杰作。作品风格凝重刚健，恢宏含蓄，是一批最能代表中华民族雄厚气质的艺术瑰宝。

41.河姆渡出土陶灶（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属新石器时代，1977年河姆渡遗址T243出土。夹砂灰陶，通长55厘米、通高25厘米。俯视呈鞋底形，火门上翘，椭圆形圈足。内壁横安三个粗壮支丁，三丁分别置于两侧正好对称，一丁置于后壁。两侧外壁安有一双半环形与两侧支丁连成一体。

42.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唐代陕西西安大秦寺遗物。西安碑林第二室里立着一通名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著名石碑，由唐建中二年（781年）僧景净撰，吕秀岩书并题额。这块石碑上说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个从古波斯来的传教士叫阿罗本，历经跋涉进入中国，沿着于阗等西域古国、经河西走廊来到京师长安。他拜谒了唐天子太宗，要求在中国传播波斯教。此后唐太宗降旨准许他们传教，景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起来，也有景教经典《尊经》翻成中文的记载。碑文还引用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人类的堕落、弥赛亚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等。碑文虽系波斯传教士撰写，但他的中文功底极其深厚。

43.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唐代，1970年西安南郊唐代窑藏出土。此壶仿游牧民族的皮囊式水壶造型，通高18.5厘米、口径2.2厘米、足8.8×7.1厘米。令人称奇的是在壶身中央，壶腹两侧面用模具冲压舞马图，突出于壶面的、金色的、奇异的马。这匹马身躯健硕，长鬃披颈，前肢蹦直，后肢弯曲下蹲，口中叼着一只酒杯，其上扬的马尾和颈部飘动的绶带显示出十足的动感。据考证，这是一匹正在舞蹈的马。

44.兽首玛瑙杯（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唐代，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又称镶金兽首玛瑙杯，通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这件国之重宝，象征着财富和权力，是一件高贵的艺术品，同时它也很可能是中西亚 某国进奉唐朝的国礼，意义非同一般，是在东西方文明碰撞的火花中诞生的一件重要文物。

45.景云铜钟（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唐代，陕西省西安景云观遗物。陕西省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座雕铸着飞天、龙、狮、独角兽、蔓草和云朵的大铜钟——极为珍贵的唐“景云钟”。它是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铸造的，高247厘米，口径165厘米，距今已有1300年，但敲起来，声音仍清脆宏亮，音韵优雅浑厚，听了使人心旷神怡。现在人们在除夕之夜听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新年钟声”，就是景云钟的录音。

46.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现藏法门寺博物馆）

唐代，1987年陕西宝鸡法门寺地宫出土。锡杖由唐懿宗供养，长196厘米，重2.39公斤，用金2两，银58两。杖身4轮套12个环，中饰柿蒂状忍冬花结座，上托流云仰莲，5钴杵及智慧珠。锡杖尊体由复莲八瓣组成，锡杖下端有三栏团花纹饰，栏之间以珠纹为界，极为精细，杖身中空，通体衬以缠枝蔓草，上面錾刻圆觉十二僧，手持法铃立于莲花台之上，个个憨憨可掬，神情动人，锡杖下端缀饰蔓草、云气和团花。

杖首用银丝盘曲成双桃形两轮，轮顶有仰莲流云束腰座，上托智慧珠一枚。其中四个大环象征四谛：苦、集、灭、道；十二小环则代表十二部经。杖头为双轮四股十二环，四股以银条盘曲而成，每股套装雕花金环3枚，股侧铭刻：“文思院准咸通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敕令造迎真身银金花十二环锡杖一枚，并金共重六十两，内金重二两，五十八两银，打造匠臣安淑郧，判官赐紫金鱼袋臣王全护，副使小供奉官臣虔诣，使左监门卫将军弘悫”。这枚锡杖是佛教世界的权威，为佛门法器中的至宝，属佛祖释迦牟尼，是世界锡杖之王。《锡杖经》云，佛告诸比丘：“持此杖即持佛身，万行尽在其中”。1987年4月，封闭一千多年的法门寺地宫神秘之门被打开，此锡杖随着被发现。

47.八重宝函（现藏法门寺博物馆）

唐代，1987年四月初八佛诞日法门寺地宫出土。八重宝函的最外一重，是一个三十厘米立方的银棱盝顶檀香木宝函，由于是檀香木所造，难抵年月侵蚀，发现时已朽腐残破，仅余下的盒壁四周，有释迦牟尼说法图、阿弥陀佛净土图及礼佛图等描金加彩浮雕。

第七重宝函以银铸成，四壁以平雕刀法刻有“护世四大天王”像，顶面有行龙两条，为流云所围。四天王形相栩栩如生，持弓执箭，各有神将、夜叉多人侍立，极其威严，使人肃然而敬。凝目而视，彷佛诱人追随函壁的画像驰骋三界，遨游九重天。

第六重宝函为素面盝顶银宝函，是八个宝函中最特别的一个，宝函通体素净，不加丝毫雕刻绘描而浑然生辉，出土时有绛黄色绫带封系。

第五重名为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

第四重宝函则为六臂观音盝顶纯金宝函，外型均与第七重宝函相近。外壁凿有如来及观音画像，或饰以双凤飞翔，配以蔓草纹，或刻上金刚沙弥合什礼佛的图景，造型逼真而细腻。两个宝函的场景丰富生动，人物众多，工艺精湛。

第三重宝函为金筐宝钿珍珠装纯金宝函。

第二重宝函是金筐宝钿珍珠装武夫石宝函。两函外形近似，通体以珍珠、宝石嵌饰，并雕上花瓣图案，极其华丽精美。不同之处，是前者以金铸成，后者则以武夫石磨制而成。

第一重宝函即佛指舍利所藏立之所——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塔顶为宝珠型，四面檐角翘起，阁额及檐下均饰菱纹。塔四面开门，门周布鱼子纹，门下部有象征性飞梯至塔座，小巧玲珑，金碧辉煌。塔座中立一小银柱，用以套置佛指舍利。八重宝函精雕细琢，美不胜收，但它的价值，不仅在平雕刀法、宝钿珍珠装及盝顶这些古代工艺，还在于刻凿在四周壁面上的文殊、如来造型，正是佛教密宗内蕴的深刻表现，是密宗文化艺术史的一幅剪影。

48.铜浮屠（现藏法门寺博物馆）

唐代，1987年陕西宝鸡法门寺地宫出土。塔内盛放鎏金伽陵频迦鸟纹银棺一枚，第四枚佛指舍利就在鎏金伽陵频迦鸟纹银棺的棺盖内。

49.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现藏河北省博物馆）

属战国时期，1974年河北平山县出土。通高36.2厘米，上框边长47.5厘米，环座径31.8厘米，重18.65公斤。此案周身饰错金银花纹，下部有两牡两牝四只侧卧的梅花鹿环列，四肢蜷曲，驮一圆环形底座。中间部分于环座的弧面上，立有四条神龙，分向四方。四龙独首双尾。龙身蟠环纠结之间四面各有一凤，引颈长鸣，展翅欲飞。上部龙顶斗拱承一方形案框，斗拱和案框饰勾连云纹。这件方案案面原为漆板，已腐朽不存，仅留铜案座。它的造型内收而外敞，动静结合，疏密得当，一幅龙飞凤舞图跃然眼前，突破了商、周以来青铜器动物造型以浮雕或圆雕为主的传统手法。另外，四条龙头上各有一个斗拱，第一次以实物面貌生动再现出战国时期的斗拱造型。

50.“五星出东方”护膊（现藏新疆考古研究所）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指“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膊（护臂），蜀锦。该织锦的年代为汉代，来自古蜀国。现在收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古研究所，为国家一级文物，位列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之首。1995年10月在尼雅遗址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汉朝丝绸，其色彩之斑斓，织工之精细，实为罕见。其中一块织锦护膊，尤为光辉灿烂、耀人眼目，青底白色赫然织就八个汉隶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令世人震惊，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51.中山王铁足铜鼎（现藏河北省博物馆）

属战国时期，1977年河北平山县中山国王墓出土。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鼎为子口内敛，上有云形钮圜顶盖，两侧有一对附耳，腹部稍鼓，中部有凸弦纹一道，平底，下为蹄形铁足，此器铜体铁足的铸造技法在国内十分罕见。鼎壁与盖部云钮以下、足部以上，刻铭文77行，每行6字（盖上二字，腹部凸弦纹以上三字，以下一字），唯末行1字，共469字，是已发现刻铭战国铜器中字数最多的。内容记述了该鼎为王十四年所制，斥责燕王哙让位相邦子之，遭致国破身亡，颂扬自己的相邦司马，辅佐少君谦恭忠信，以及率师征燕，夺城数十座，扩大疆土数百里的功绩。告诫嗣子汲取吴国吞并越国、越国覆灭吴国的教训，要警惕周围敌国等。内容可补史籍之不足，是研究战国及中山国历史和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铭文构字秀丽、刀法娴熟，有所谓悬针篆风格，令人叹服。

52.刘胜金缕玉衣（现藏河北省博物馆）

西汉，1968年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整套“玉衣”形体肥大，披金挂玉，全长188厘米，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玉片为岫岩玉制作，玉片的角上穿孔，用黄金制成的丝缕把它们编缀，故称“金缕玉衣”。上衣呈绿色，玉质莹润，下身为灰白和淡黄色，整体主要分为头罩、上衣、手套、裤筒和鞋等五部分。从外观上看“玉衣”的形状和人体几乎一模一样：头部由脸盖和脸罩组成，脸盖上刻制出眼、鼻和嘴的形象。组成脸盖的玉片绝大部分是长方形的小玉片，双眼和嘴是在较大的玉片上刻出，鼻子是用五块长条瓦状玉片合拢而成，惟妙惟肖。上衣由前片、后片和左、右袖筒构成，各部分都是彼此分离的；前片制成胸部宽广、腹部鼓起的体型，后片的下端作出人体臀部的形状。裤由左、右裤筒组成，也是各自分开的。手部做成握拳状，左右各握一璜形玉器，足部作鞋状。一些玉璧，以及饭含、佩带之物等。前胸和后背共置玉璧18块，并有一定的排列方式。在“玉衣”的头部，有眼盖、鼻塞、耳塞和口含，下腹部有罩生殖器用的小盒和塞，这些都是用玉制成的。另外，颈下有玛瑙珠48颗，腰部出玉带钩。

53.长信宫灯（现藏河北省博物馆）

西汉，1968年河北满城县陵山出土。灯体通高48厘米，人高44.5厘米，重15.85公斤。采取分别铸造，然后合成一整体的方法。通体鎏金，灯体是一位跽坐掌灯、优雅恬静的宫女。中空，整体由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六部分组成，各部均可拆卸。宫女着广袖内衣和长袍，左手持灯座，右臂高举与灯顶部相通，形成烟道。灯罩由两片弧形板合拢而成，可活动，以调节光照度和方向。灯盘有一方銎柄，内尚存朽木，座似豆形。器身共刻有铭文九处65字，分别记载了该灯的容量、重量及所属者。因灯上刻有“长信”字样，故名“长信宫灯”。据考证，此灯原为西汉阳信侯刘揭所有。刘揭文帝时受封，景帝时被削爵，家产及其此灯被朝廷没收，归皇太后居所长信宫使用。后来皇太后窦氏又将此物赐于本族裔亲窦绾。此灯做为宫廷和王府的专用品、礼品，可见它在当时也是很珍贵的。

长久以来，长信宫灯一直被认为是我国工艺美术品中的巅峰之作和民族工艺的重要代表而广受赞誉。这不仅在于其独一无二、稀有珍贵，更在于它精美绝伦的制作工艺和巧妙独特的艺术构思，一改以往青铜器皿的神秘厚重，整个造型及装饰风格都显得舒展自如、轻巧华丽，是一件既实用、又美观的灯具珍品，堪称“中华第一灯”。考古学和冶金史的研究专家一致公认，此灯设计之精巧，制作工艺水平之高，在汉代宫灯中首屈一指。

54.铜屏风构件5件（现藏广州南越王博物馆）

西汉南越王墓位于广州解放北路的象岗山上，是西汉初年南越王国第二代王赵眜的陵墓。赵眜是赵佗的孙子，号称文帝，公元前137年至122年在位。该墓于1983年6月被发现，挖掘完毕即在原地建立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发掘时，出土文物中有“文帝行玺”金印一方以及“赵眜”玉印，证明陵墓主人的身份。南越文王墓的出土，被誉为近代中国五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55.角形玉杯（现藏广州南越王博物馆）

西汉，1983年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通高18.4厘米，口径5.8—6.7厘米。杯形如兽角，口椭圆，杯底有细软弯转的绳索式尾，缠绕在杯身下部。杯口沿阴刻弦纹一周，杯身以浅浮雕和双钩法饰勾连云纹。器体轻薄，抛光琢制俱佳。口沿上微残，青玉质，半透明，局部有红褐色浸斑。仿犀牛角形，中空。口呈椭圆形，往下渐收束，近底处成卷索形回缠于器身下部。纹饰自口沿处起为一立姿夔龙向后展开，纹饰绕着器身回环卷缠，逐渐高起，由浅浮雕至高浮雕，及底成为圆雕。在浮雕的纹饰中，还用单线的勾连雷纹作填空补白。一夔龙缠绕器身，集浅浮雕、高浮雕、圆雕艺术为一体，是明代以前唯一一件汉代遗作，在玉器史上占绝对重要的地位。

56.人物御龙帛画（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战国中期晚段，1973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号墓出土。长37.5厘米，宽28厘米。画幅出土时平放在椁盖板兴棺材之间，应是引魂升天的铭旌，因年代久远已呈棕黄色。描绘巫师乘龙升天的情景。巫师宽袍高冠，腰佩长剑，手执僵绳，神情潇洒地驾驭巨龙。龙首轩昂，龙尾翘卷，龙身为舟，迎风奋进。龙尾之上立有长颈仙鹤，龙体之下有游鱼。帛画中的华盖飘带与巫师衣带随风飘动，表现巫师乘龙飞升的动势。正中是一位有胡须的男子，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一条巨龙。龙头高昂，龙尾上翘，龙身平伏，略似船形。在龙尾上站着一只鹤，圆目长啄，昂首仰天。人头上方为舆盖，三条飘带随风拂动。画幅左下角为鲤鱼。人、龙、鱼均向左，以示前进方向，连华盖上的缨络也迎凤飘动。整个画面呈行进状，充满了动感。画中人物比例相当准确，使用单线勾勒和平涂于渲染兼用的画法，技巧已越成熟。人物略施彩色，龙、鹤、舆盖基本上用白描。画上有的部分用了金白粉彩，是迄今发现用此画法的最早作品。

57.人物龙凤帛画（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战国中期晚段，1949年湖南长沙东南郊楚墓出土。

58.直裾素纱禅衣（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西汉，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交领、右衽、直裾式、袖较宽，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5厘米，袖口宽29厘米，腰宽48厘米，下摆宽49厘米，重49克，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织造技术之高超，真是天工巧夺。禅衣用纱料制成，因无颜色，没有衬里，出土谴册称其为素纱禅衣。纱，是我国古代丝绸中出现得最早的一种，它是由单经单纬丝交织而成的一种方孔平纹织物，其经密度一般每厘米为58根至64根，纬密度每厘米为40根至50根纱。密度稀疏，孔眼充满织物的表面，因而质地轻薄，古人形容“轻纱薄如空”、“举之若无”，一点都不夸张。上乘的纱料，以蚕丝纤度匀细见长。素纱禅衣每平方米纱料仅重15.4克，并非因其织物的孔眼大，空隙多，而是纱料的旦数小，丝纤度细。丝织学上对织物的蚕丝纤度有一个专用计量单位，叫旦（全称：旦尼儿），每九千米长的单丝重一克，就是一旦。旦数越小，则丝纤度越细。经测定，素纱禅衣的蚕丝纤度只有10.2至11.3旦，而现在生产的高级丝织物还有14旦，足见汉代缫纺蚕丝技术的高度发展。它反映了当时高超的织造工艺技术，为国内所仅有，它是西汉纱织水平的代表作，更是楚汉的骄傲。这件纱衣应属于辛追。辛追是汉代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妻子，死于公元前186年，享年50岁。

60.马王堆一号墓T型帛画（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西汉，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帛画覆盖在一号墓即辛追墓的内棺上，呈T字形，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制作精美、色彩鲜艳，画面上中下三部分分别表现了天上、人间与地下的场景，体现了西汉初年的神仙方术思想，学者认为帛画的作用是接引死者走向天国。华盖以上为天上部分，所绘以神、龙、日、月为主。正上方的神，人首蛇身、披发而坐，其蛇尾缠绕在他身下。神话中女祸、伏羲、烛龙都是这种形象，但传说中由烛龙镇守天门，这与天国部分正下方的两扇开启的大门相对应，所以他极可能是烛龙神。烛龙的左右身侧画着五只仰天长啸的仙鹤，这是代表长寿的瑞鸟，它们使天国呈现一片祥瑞的气氛。烛龙的右边有九个红色的太阳，里面蹲伏着一只黑色的类似于乌鸦的鸟，古人称之为金乌，是古人眼中太阳的精灵。

59.马王堆一号墓木棺椁（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西汉，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棺椁用巨大的木板制成，置于墓底正中。椁室上下四周塞满木炭和白膏泥，上面层层填土夯实。一号墓通高2.05米，以每尺0.23米换算为8.9尺，约等于9尺，两侧臂高为通高的1/3，即3尺，通高和臂高相加也为1丈2尺。

61.红地云珠日天锦（现藏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属北朝时期，1983年青海都兰县热水乡血渭吐番墓出土。长48厘米、宽28厘米。为锦幡残片，组织为1：1平纹经锦，图案以日天（太阳神）及狩猎纹为主，并织有“去”、“昌”等文字。此织物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格，十分珍贵。

62.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本续》（现藏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纸本，属西夏时期，1991年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出土。出土经书共9册，完本者有封皮、扉页，封皮左上侧贴有刻印的长条书签，书名外环以边框；封皮纸略厚，呈土黄色，封皮里侧另背一纸，有的纸为佛经废页，背时字面向内。全页版框纵30.7厘米，横38.0厘米，四界有子母栏，栏距上下23.5厘米，无界格，半面左右15.2厘米。版心宽1.2厘米，无象鼻、鱼尾。上半为书名简称，下半为页码，页码有汉文、西夏文、汉夏合文三种形式。每半面十行，每行二十二字，每字大小1厘米左右。通篇字体繁复、周正、秀美。包括《吉祥遍至口本续》等四种经文，白麻纸本，木活字版精印，蝴蝶装，封皮贴有书签，首页载有“集经”、“藏译”、“番译”者的名字。9册的文字达10万字，是一部保存较好的木刻本西夏文佛经。该经书的内容在印刷中有版框栏线交角处缺口大、版心行线与上下栏线不相接、同一面同一字笔锋形态不一、栏线及版心行线漏排、省排、经名简称和页码用字混乱、有错排、漏排、数字倒置等活字版印本特征，因此这部藏传佛教经典的西夏文译本，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之一，它的发现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提早了一个朝代，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术具有重大价值。

63.青花釉里红瓷仓（现藏江西省博物馆）

这是一件在景德镇出土的青花釉里红瓷器——楼阁式瓷仓。这是1979年9月，丰城县文化馆在省文物商店的协助下征集到的。在仓后两柱间有正楷直书墓志，自右至左12行，共159字，记载死者为“故景德镇长芗书院山长凌颖之孙女”，死于后至元戊寅（即后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安葬于南山。这件楼阁式瓷仓，造型别致，虽然是随葬明器，仍不失为珍贵的工艺品。青花釉里红瓷器，甚为罕见，作为楼阁式瓷仓，并且有明确纪年，迄今仅为孤例。

64.竹林七贤砖印模画（现藏南京博物院）

南朝。长244厘米，宽88厘米，由300多块古墓砖组成，出土时分东西两块，一块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另一块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四人。荣启期是早于“七贤”许多年的春秋时期人物，由于荣启期的性格和“七贤”极为相似，又被时人誉为“高士”，所以，砖画中安排荣启期和“七贤”在一起，除了绘画构图上对称的需要外，荣启期更有为“七贤”之楷模的寓意。这幅砖画纯熟地发挥了线条的表现能力，人物造型简练而传神，八人席地而坐，或抚琴啸歌，或颔首倾听，性格特征鲜明，人物之间以树木相隔，完美地体现了对称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