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著《老子心诠》七十九章

天道无亲

和大怨，必有余怨；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

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大意】调和大的怨恨，一定还有遗留的怨恨。用德来报答怨恨，怎么能够作为妥当的方法呢？因此，圣人执掌债权的凭据，但是并不向人责取。有德之人如同持有债权凭据的那样宽裕而少取，而无德之人如同执掌税收的人那样多欲而苛取。

天道没有偏爱，它常常庇护那些清静宽和的善人。

国家治理有不同的境界。孔子讲到为政者的作为，以“庶之”、“富之”、“教之”为顺序，将人口繁育、经济发展和伦理教化结合起来。这样一个排序是很讲究的，孔子将伦理教化与文化建设置于经济发展之上，是极有见地的观点。我曾提出在孔子的“庶之”、“富之”、“教之”的后面再加一个“乐之”，就是要在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实现人民的幸福与和和谐。这是一个比“教之”再高的目标。“教之”毕竟还有居高临下的味道。“乐之”实际上就是使人民实现内心的幸福感的提升。人民内心感到喜乐、祥和了，他就没有怨气，达到没有“余怨”的状态；他内心感到幸福，人民之间的关系就融洽和谐了，就达到孔子所说的“无讼”的境界。人民“无怨”、“无讼”，天下则可以大治，治国者的国家治理才算成功。

老子在七十九章提出政府处理老百姓怨气的方法。他说：“和大怨，必有余怨；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

老百姓对治国者有深刻的怨恨，你要费力去调和矛盾，试图消弥老百姓的怨恨，那一定是徒劳的。这就是“和大怨必有余怨”。消弥老百姓的负面情绪，其出发点往往是好的，初衷是善良的，但是其思路仍旧是从被治理者的角度出发，试图通过劝说、教育来达到目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教之”虽有一定价值但仍有较大局限性的原因所在。即使你的宣传与教育再到位，如果你仍旧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以外在强压的方式去调解老百姓的怨恨，那么结果必是仍有“余怨”。即使你“报怨以德”，以善意化解怨恨，仍然难以达到“善”的高度。这就是老子说“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看来即使到了“报怨以德”的程度，距离老子善的标准还差一大截。

老子心目中国家治理的最高境界当然是压根儿不与人民结怨。老百姓无所责于治国者，他们安然自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常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样的百姓，根本感受不到治国者的存在，哪里还会怨恨呢？但是这样的治理，对于治国者的治理艺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他需要有高超的行动艺术，既要有所作为，又要不让人民感受到他的有为；他为人民做了善事，却必须让人民感受不到困扰。这样的治国者，表面上看起来清清静静的，行动十分简约恬淡，一点也不忙乱，一点也不烦躁。他清静无为，恬澹虚无，内心镇静，外表持重，人民看不到他鞠躬尽瘁，日理万机，也看不到他风风火火、雷厉风行，更看不到他纵欲肆行，苛待百姓。他手里有权柄，有威严，可以他却不滥用他的权柄与威严，他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权威，尤其注意不使自己的权威侵扰到百姓的日常生活。所以老子说：“以无事取天下”。“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在七十九章，老子说：“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执左契”，就是拥有索债之权；“不责于人”，就是虽有权威、权柄而慎施，不苛责百姓，不侵扰人民。高明的治国者“司契”，他握有权柄而清净寡欲，而低下的治国者“司彻”，时时以重税剥夺百姓，处处以手中之权柄骚扰百姓，人民不得安宁，到处怨声载道、民怨沸腾。这样多欲暴残的治国者，老百姓欲除之而后快，如此的“大怨”，是无论用什么方法也难以消弥的。老子在七十九章讲“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道无有偏私，它常护佑偏爱“善人”。什么是“善人”？“善人”也就是老子心目中最懂得治国艺术的至人，第八章说：“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正可以做“善人”的注脚。这样的“善人”，居处清静，心思渊默，宽仁和厚，信达中正，含而不露，淡泊无争，动静得时，这是何等气象！

在现代国家治理理念中，老子的自然主义与自由主义无疑是极其理想的模型，这是最高度的自治与自主，每个国民达到最高度的独立与自由，而国家则只是作为“守夜人”而存在。现代国家的公共治理同样要处理好“司契”与“司彻”的均衡，也就是要掌握国家权力与国家公共品服务供给能力之间的均衡术。国家“司彻”，从国民中索取，然而同时必须“司契”，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在现代民主理念中，“司契”与“司彻”是不矛盾的，是可以相辅相承的。但是无论是以权柄治理还是向国民索取，都要遵循一个原则，达到一个目标，那就是“无怨”，也就是要使百姓幸福和谐，即本文开头所说的在“庶之”、“富之”、“教之”之外还要达到“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