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鲁艺，虽然创作和学习条件仍然艰苦，但形成了一种“学技术、学本事”热潮。采访中，几位老艺术家都谈到这段经历。

作为延安鲁艺第六期也是最后一期毕业生，今年90岁的王卓是我们在辽宁找到的仍然健在的为数不多的“老鲁艺”人之一。

“一来到东北鲁艺，就着迷一样地学技术”，王卓这样回忆在东北鲁艺的那段时光。

还不识谱，编的小曲就流传开了

1928年出生的王卓是山西人，他的家乡在雁北山区，距离著名的平型关大捷发生地不到10公里。因为日寇入侵，9岁那年他就参加了八路军，成了晋察冀抗日宣传队的一名小队员。“有一天，八路军的一个宣传队来村里演出，演的都是宣传抗日的歌舞和活报剧，大家都爱看。宣传队离村时，我就悄悄地跟在队伍后面，坚决要求参加八路军。”

当八路军的宣传员，什么活都要干，“主要是写标语，搞宣传。内容都是根据抗日的形势和上级的要求创作的，主要是动员参军、动员拥军。”

光是写标语还不行，很多老百姓不识字，看不懂标语。看到有一个宣传员把标语的内容编成小曲，效果很好，王卓也琢磨上了，“写了好多首，现在能记住的一首是《手榴弹，铁疙瘩，打败鬼子早回家》，还有一首是《做双军鞋送前线》。那个时候，我还不识谱呢，就是自己哼哼出来，教给老百姓，没有想到，很快就流传开了。”

这些小曲在晋察冀根据地流传很广，在延安的周恩来都知道了。“领导通知我说，周副主席听说我们这有一个很好的作曲家，就点名叫我去延安鲁艺学习。”

在延安，王卓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周恩来。直到1956年，在北京欢迎罗马尼亚文艺代表团的酒会上，王卓见到了他。“没有想到周总理还记得我当年创作的小曲以及抗美援朝时期在朝鲜写的《爱民模范罗盛教》。他向外国友人介绍我说：‘这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作曲家。’”

从此，“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作曲家”这个称号伴随了王卓一生，并成了他自己的一种自觉的思想要求。

整个延安鲁艺只有一台钢琴

1944年，王卓来到鲁艺音乐系就读，成为鲁艺的第六期学员。

鲁艺的条件是艰苦的，“我们自己纺线、织布、种菜。没有学习用的纸，教员水华，就是后来影片《白毛女》的导演，领着我们去山里背炭，在桥儿沟卖，换钱来买纸。在学习音乐上更是没有什么条件，整个音乐系就一台旧钢琴，是从国统区费了好大劲搞来的。我们这些学员根本就没有机会摸到。”

所以，当随延安鲁艺来到东北后，虽然已经是教员身份了，王卓最想做的一件事却是做学生、学技术：“当时上级给每个人发了少量的生活费，我全拿来交学费了。到了哈尔滨，别人买东西，我就买唱片、买书、买乐谱。还找到了一位苏联的音乐家，只要一有时间，就跟着他学乐理、学作曲。”

像王卓这样疯狂学技术的，在东北鲁艺的学员中是很普遍的。1948年加入东北鲁艺的傅庚辰回忆起在鲁艺学音乐的过程同样有苦有甜：“参加东北音乐工作团时，我很想学习小提琴，但当时团里只有几把小提琴，工作还不够用，怎么能轮上我来学习呢，况且也没有教员，所以就分配我学习吹笛子。到了沈阳，到了东北鲁艺，情况就不太一样了，不仅有较充足的乐器，而且有好几位专职和兼职教员。那段时间，我的小提琴专业水平进步很快，音乐系一次排练《黄河大合唱》时，曾让我担任小提琴首席。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对小提琴的学习热情一直不减。直到1950年4月提前毕业调到东北文工团以后仍然如此，一坐下练琴就是四五个小时。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初，我们每天要挖防空洞，加上长时间练琴，右手腕关节发炎了，肿得很厉害，但我还不死心，不愿意放弃学习。”

学技术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

王卓学技术的目的很明确：“写出好曲子，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没有本事是不行的。音符是不分共产党、国民党的，主要看你通过音符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情绪和思想内容。”

学习西方文化，最终的目的还是为我所用。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创作的内容也在发生变化，在王卓看来，唯一不变的是学好本事，把握住时代脉搏，不断创新发展。

有两件往事，王卓印象深刻。

一件是在1950年，他创作了一部交响乐《东北好地方》，出版总谱时，当时担任东北人民艺术剧院（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前身）院长的安波要求用简谱出版，“今天听起来可能有点好笑，交响乐怎么能不用五线谱呢，可我认为当时他的坚持是对的，那时候有几个人是识五线谱的？我们创作作品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服务群众吗？”

另外一件事也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要选派年轻音乐人才去苏联留学深造，王卓报了名，考试成绩很好，可是被拿下来了。“后来才知道，是周恩来总理做的决定，他说一位正在创作高峰时期的音乐家，要离开自己的祖国6年，是不行的。”

两件事，让王卓与土地、与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记者的采访是在沈阳金秋医院里进行的。年届九旬的王卓说自己还有一个计划没有实现，想为沈阳写一部交响音乐作品，“就从‘九一八’写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