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从品级上讲,尚书为从一品,而总督一般为正二品,尚书当然比总督要高。但因为这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权利博弈,所以这是个一直处在变动中的均衡结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很难简单的说尚书实权更大,还是总督实权更大。
清朝如此,明朝同样如此。明朝一开始设置总督的时候,一般都是为了应对危机,是赋予兵权的。从高拱担任首辅的时候就形成了定制,多设置几名兵部侍郎,储备懂军事的高级官员,一旦哪里需要,就放到哪里去执行任务。也就是说,总督在明朝的时候,本身就是侍郎级别,地位是低于尚书的。
从实际运行来说,在明清不设宰相的制度下,六部尚书就成了百官之首。但在实际运行中,明朝又很快就形成了内阁制,内阁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之前的宰相功能,但又稍微有些区别。一开始内阁官员的品级比较低,后来逐步形成了内阁辅臣大体上兼任尚书、侍郎的定制,就等于在六部尚书之上又有了一个内阁阁臣的层级。
到清朝以后,军机处取代内阁,变成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主要机构。军机处和内阁一样,一开始的品级也并不高,但到逐渐稳定下来之后,也形成了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一般都兼任六部尚书、侍郎的定制,等于变相提高了军机处在百官之中的品级和地位。这样,就等于在清朝的官僚体系中,六部之上又多了一个军机处,尚书的实际权力就更低了。
但在承平时期,京官的地位本身就比地方大员更高。因为六部是全国各个官僚系统的中枢,地方上的许多事情都需要通过六部去协调和批准,六部尚书作为六部的行政首脑,当然地位非常重要。实际上,不要说是六部首长的尚书或者是侍郎这种级别,就是六部下属的郎中、主事,往往也非常重要,地方大员要办事,也得找他们通融。这一点古今都一样。
可是如果国家出现重大危机,尤其是出现持续的战乱和动荡,中央权威在走向解体的过程中,六部尚书的地位就远不如总督重要了。因为总督一般都是朝廷任命的负责辖区内全部事务的全权大臣,包括财政、行政、军队和人事,都可以自行处置,然后再向中央报备,而中央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对总督也缺乏有效控制,只能听之任之。
所以,到了晚清时期,总督的地位实际上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起义冲击清朝统治的时候,总督所掌握的实际权力和资源远远超过中央。因为这时候中央所能掌握的资源有限,而总督反而因为可以在辖区内截留本应解送给中央的财政收入,所以掌握着更多的资源。中央则因为掌握的资源少,地位不如总督。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虽然中央的权威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复和提高,但是一些重要的总督仍然地位高于一般的尚书,尤其是有些总督本身就曾经担任过六部尚书,或者是出任过军机大臣,或者是有大学士的加衔,地位就更加高了。在北方比如直隶总督一般兼任北洋大臣,南方的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其地位就不是一般尚书可比。
其中比较著名的比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哪怕他们在总督任上的时候,实际地位也比尚书要高。一旦他们被朝廷调离地方,进入朝廷,也往往不是担任六部尚书,而是直接进入军机处担任军机大臣,或者是在内阁担任内阁大学士,就等于地位一下子跳到了普通的六部尚书之上。这也就是一般所谓的出将入相。
而在1910年之后,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尤其是八国联军入侵时,各地总督发起了东南互保,等于在外交政策上脱离了中央的控制,没有支持中央对列强的战争,导致清廷和慈禧太后在此后更加意识到,地方总督已经有摆脱中央控制的可能,所以逐步调整,由一些满洲亲贵出任各地总督。
一直到1905年之后,清廷下诏让各省都自主编练新军,情况才有所变化,总督的权力才逐渐分散到了各地巡抚手中。到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总督反而没那么重要,而各地巡抚则可以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新军,摇身一变就成了新政权下的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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