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学术界跟政府之间隔着一道喜马拉雅山

文 |郑永年

摘要

知识界有两大群体，一个就是敲锣打鼓，当吹鼓手，搞论证，光是吹牛拍板凳；另外一个，就是整天拿着西方的东西，委屈、抱怨、发牢骚。

你如果要深入研究政治学的话，必须了解政府。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中国的学者，多数根本不了解中国政府。

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我从来不相信教科书。社会经济各个方面，我要自己去看。通过自己的观察，得出自己的结论，对中国政府也一样。当然，我也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打交道，了解其他国家的政府。

我觉得，做中国的政治学研究、经济学研究、社会学研究，认识中国政府，这是起点。因为西方政府和中国政府，不是同一个概念，西方政府只是他社会里面其中一个角色。它有经济，有社会，有学术，是互相独立的，大学都是独立的。而中国（政府）不只是其中一个角色，而是所有的一切。去年两会期间王岐山就说过，中国是“广义政府”。这也不是说，他在提倡什么，其实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从来没有变化，只是说现在政府涉及的范围更广了。

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中国学者、学术界跟政府之间，鸿沟过于巨大，隔着一道喜马拉雅山。我们很多学者，为什么不能形成自己的看法？因为对中国政府也好，西方政府也好，他们心目中政府的概念，都是从教科书上看来的。你如果不想认识政府，或者你觉得政府不重要，或者不存在，那就永远不要搞研究。这不是依附，而是你应当花大量力气，去了解政府怎么运作，这是最重要的。

至于人家说我什么，不重要，我只是走自己的路。我不去过多关注人家的评论，我只跟自己较劲，自己评论自己。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思维在很大程度上被“殖民地化”了，一直属于“被殖民”状态。他们学习西方，其实不了解西方，他们只读西方教科书。

他们也不了解中国，西方任何的主义都解释不了中国，因为它是西方土壤上产生的西方视角的观察。我们首先要从西方既定的那些思维、思考模式中独立出来，要产生自己的“主义”。如果不能独立出来，永远不会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 现在我们没有知识体系，只是应用；没有原创，只有贩卖。正如商人要进化为企业家，我们知识界目前也只是商人，贩卖人家西方的那些知识。

改革开放40年，我们经济界对世界贡献巨大，07-08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贡献率达到50%，近年来也超过30%，但知识界的成就却很零散。我们有任何大的创新吗？对世界知识体系，有多少贡献？世界上强大的理论武器，哪一个东西是我们的？在价值观领域，我们有话语权吗？

为什么西方媒体力量很强大？为什么我们的东西对西方没有吸引力？这并不是说他们技术手段比我们高，我们的技术手段不比西方的差，而是因为它背后有强大的知识体系支撑。我们的媒体，各种技术、人才很多，但我们没有话语权，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知识体系，没有软力量，西方人一黑我们，我们就没办法。除了表示不满和抗议，还能做什么？所以我们弄来弄去，弄一个孔老夫子，都是传统的那一套。几千年之后，还是“吃”孔子。当然这个文化遗产很重要，但是毕竟近年以来，我们社会变化了很多，转型巨大，对不对？我们拿什么来解释自己？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界，经常远远落后于政治人物。在几千年的传统里，知识的权力，一直是“士”这个阶层掌握的，帝王不过问。但是近代以来，从孙中山、毛泽东到现在的话语权，大都是领导人掌握的。领导人整天忙着治理国家，（知识分子）你的任务就是去研究现实，引导现实，你至少要走在领导人前面两三年，那你就有用。而我们的知识界，就是堕落成领导人讲话的论证。为什么呢？因为领导人治国理政，他们对实践充分了解，在实践中找到实践逻辑，所以他们的理论往往超越于知识界。我一直说，知识界有两大群体，一个就是敲锣打鼓，当吹鼓手，搞论证，光是吹牛拍板凳；另外一个，就是整天拿着西方的东西，委屈、抱怨、发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