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自陈桥兵变后，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自晚唐来，各路藩镇割据，皇帝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最多不过十几年，新生的大宋朝有什么办法来摆脱这种局面呢？赵匡胤的志向可不仅仅是当一名乱世皇帝，他想开辟万世的太平。

其实赵匡胤很清楚五代之所以如此混乱的原因，不光赵匡胤清楚，在他之前的每个帝王都清楚，那就是兵权。每个皇帝都是大军阀出身，手下一帮子能征善战的猛将，自己活着能压服他们，可自己若是死了，像先帝柴荣那样英年早逝，留下孤儿寡母，恐怕会再出现一次陈桥兵变。

兵权，谁手上有兵谁就掌握了权力的归属。赵匡胤很清楚这点，可是清楚归清楚，几十年来也没人能解决这个问题。赵匡胤从当上皇帝的第一天就在琢磨着怎么将兵权收回来，奈何一直没合适的时机。当皇帝的第一年，赵匡胤就有两场叛乱要解决，动兵就不得不依仗手下那帮子悍将，外面还有北汉、契丹虎视眈眈，此时选择收回兵权不是个好选择。

但兵权一日不收回来，赵匡胤一日就睡不安稳。在平定了内部的叛乱之后，宋太祖马上开始着手此事，于是就发生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宋太祖的一杯酒缓解了眼下的困境，避免了被手下篡权，但宋太祖还想从制度上保证武将永远不能再通过兵变染指国家的政权。

赵匡胤的办法是：文官政治。用文官限制武将的权力，俗话说：“文人造反，三年不成”。文官掌控权力可就比武将让人放心的多。

公元962年，赵匡胤率大军袭占荆湖，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湖北地区。占领两湖后，宋太祖下令：湖南、湖北地区各州县中下级官吏，依旧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暂时不做调整。同时又把身边的重臣户部侍郎吕余庆，派往湖南，充任权知潭州（长沙），又任命薛居正为知朗州（常德），全面接管湖南各项事务。太祖还任命刑部郎中贾玭等一批京官，同时前往湖南各州郡，充任通判。中央要想直接了解地方的情况，还得有人在地方上直接向中央汇报。这些文官就是赵匡胤控制各地的手段。

通判就是中央派住各个州郡的办事处主任，职位相当于副州长，但是州长批准的公文，要下发到州内和所辖各县，必须得经过通判签字。通判和州长联合署名，公文才能下发执行。同时，通判还有权直接向中央汇报所判州内的全部事务，一州之内官员的“德、能、勤、绩、廉”等诸多情况，通判都有直接向朝廷汇报的权力，州郡长官再也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了。

同时，州郡长官也有向朝廷奏报通判贤能与否的权力。这是宋太祖为了防止地方州郡各行其是的临机性措施，后来的继承者们照此实行，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是大宋朝贡献给人类政治的“古典权力制衡法”。

权利的问题解决了，那么造反必不可少的钱粮怎么办？有办法，宋太祖在出兵湖南之前就派出了大批的粮草转运官，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些人一边负责前线粮草的补给，还得把各地战利品转运到京师，打完仗后这些人可没有撤，继续负责所在道，就是省的财赋、粮食、物资等向京城的转运工作。各道、路的财权重新掌控在中央手中。到了神宗时代，又将这种做法制度化，转运使完全由文臣担任。转运使在各道、路也就是省城的办公机构叫做转运司。

宋太祖还委派在京官员巡按各地断案情况，后来的继承者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又在各道、路设置主持地方司法的行政机构，叫做提刑司。这样案件的审判权也不再由武将插手，武将能干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带兵打仗。

把军权、行政权、财政权、用人权和案件审断权等，全部收归了朝廷。晚唐以来藩镇跋扈，节度使任意妄为的狼藉局面，至此宣告彻底结束。中国政治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机构设置史、中国政治机构运行史、中国政治机构运行效果评估史等，一起揭开了崭新的历史篇章。

更多内容敬请关注由几道书局出品、凤凰FM、蜻蜓FM、懒人听书推出的深圳大学王立新教授的音频节目《王立新讲宋太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