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是著名的书法家，文学家，文物鉴定家，大学者，但是他的成名之路并不一帆风顺，而在遇到困难之时，陈垣老先生总是无私伸出自己的双手。

启功生于1912年，字元白、元伯。他是清世宗雍正的第五子和亲王弘昼的第八代孙。他的曾祖父溥良袭爵为奉国将军，他主动放弃爵位，参加科举考试，及第后官至礼部尚书。启功的祖父毓隆也以科举入仕，官居四川学政。启功的父亲十九岁就夭折了，启功家的花销全由祖父承担。启功出生的时候正值清王朝灭亡，步入共和的第一年，因此启功并未受到皇家丝毫的荫庇。启功十岁时，祖父也仙逝了，是祖父的两个学生邵从煾、唐淮源募集了2000元善款，“以扶助老师的弱孙”，启功和母亲、姑母一家三口的衣食才算有了着落。启功从小由祖父和姑母启蒙，三、四岁时被送到私塾读书，五、六岁时在祖父指导下，读《论语》、《尔雅》，学诗词，习书法。十二岁进北京汇文小学，插班读四年级，后升入汇文中学。十五岁拜画师贾羲民学画，后又拜在吴镜汀、齐白石的门下学画，同时随戴姜福、溥心畲学中国古典文学及诗词写作。后由于个人兴趣和家庭经济等问题，中途辍学。

1933年，溥良的门生、曾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把启功推荐给了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先生。启功拿了自己的几篇文章和一幅画作，去拜见陈垣先生。陈垣认为“写作俱佳”。他对启功说:“我的叔叔简墀和你的祖父溥良，是同年的翰林，这样说起来，我们还是世交呢！”陈垣当即把启功安排在辅仁中学担任教员，他当时称启功为“小孩”。

启功非常感激陈垣的知遇之恩，备课认真，很得好评。然而没隔多久分管附中的教育学院院长发现启功连中学也没有毕业，认为他资历不行，把启功解聘了。

陈垣先生得知此事后，又把启功召回，把他安排到辅仁大学美术系担任助教。启功在美术系教一些绘画知识，如题款、落款、钤印等。也真凑巧，分管美术系的还是那个教育学院的院长，他仍然以学历不够格而将启功辞退。启功失去了工作，只能再以教学馆、卖画维持生计。由于他当时名声不大，润格很低，所以生活相当拮据。

1938年9月，陈垣再次伸出援手。在辅仁大学秋季开学时，他对启功说:“你就回辅仁跟我教大一年级的国文课吧”。这是启功第三次到辅仁。这次启功破格当上了大学的教师。启功并没有辜负陈垣校长的期望，他教授过《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历代文选》等课程，由于他学识渊博，深入浅出，颇受学生欢迎。

新中国成立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陈垣被任命为校长。1956年香港著名画家叶恭绰和陈半汀提议组建北京中国画院，叶恭绰先生有意招揽一批中青年画家，启功被邀请并参加筹备工作。启功对叶先生说:“陈垣先生的知遇之恩，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他活着一天，我就不会离开师大！”后来陈垣得知此事，对启功说:“要不这样吧，北师大这边你不要离开，以后你可以抽半天时间去画院，就算是帮了叶先生的忙吧。”就这样，启功两边跑，他在画院帮助叶先生起草各种公文报告，编辑《中国画》杂志。

但是好景不长。在1957年的“反右”风暴中，因为当时启功曾称赞徐燕荪的画作有个性，并引用“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诗句形容，一些人由此罗织罪名，说启功不满当时的大好形势，想脱离党的领导，于是被划为“右派”。划了右派，工资没了，只能领取每月30元的生活费。无奈只得变卖家中书画。有一次，陈垣先生在荣宝斋看到一批书画，好像是启功收藏的东西。经询问确实如此。陈垣就把这些书画买下，托人送到启功家里，并且附上100元，以补无米之炊。此举对启功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

两年后，启功被“摘帽”。继续在北师大讲授《作品选》。1966年，“文革”狂潮又接踵而至，启功作为“封建余孽”，当然也在被冲击之列。但是他既不是什么“当权派”，也还称不上“学术权威”，所以并不算是主要的批斗对象。

1971年，启功被“解放”，原因是当时毛泽东提出要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启功被调到中华书局编辑部，参加《清史稿》的校对和注释工作。因为启功出身皇族，对清朝的史料、人文、典章、制度等都很熟悉，所以做这件工作如鱼得水。他为厘清清朝入关之前的制度、校正书中的人名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陈垣先生不仅慧眼识珠，而且对启功言传身教，润物无声。启功刚到辅仁中学时，陈垣先生就写了九条“注意事项”指点启功，其中有“教一班中学生与在私塾里教几个小孩不同，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许讥诮学生”；“以鼓励夸奖学生为主”；“不要发脾气”；“批改作文，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做一篇。改多了他们也不看。要改重要的关键处”；“要有教课日记”等等。这不啻给启功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学”课程。

抗战时期，陈垣在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师生坚持独立办学，拒绝与日伪合作，当时辅仁大学是沦陷区唯一一所没有日伪直接进驻的大学。在大学的讲堂上，陈垣先生讲述抗清志士顾炎武的《日知录》，纵论抗清民族英雄全祖望的《鲒埼亭集》等，勉励学生爱国抗敌。他还发表史学论著抨击敌伪汉奸，后人誉之为“抗战史学”。1949年，蒋介石曾三次派飞机接他同去台湾，但陈垣坚持不走。新中国成立后，陈垣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全国人大常委等职。1951年11月1日，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与陈垣同席，他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陈垣的高尚气节和品德，渊博的学问，给启功树立了鲜明的榜样，这些也成了启功做人的准则。

启功对陈垣的师恩，时时不忘，他曾说:陈垣与他“当时师生之谊，有逾父子”。启功在《上大学》一文中说:“恩师陈垣这个‘恩’字，不是普通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的思想、知识的恩谊之‘恩’！”

“文革”中，北师大的造反派欲把陈垣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在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下，才免遭冲击。在“文革”艰难的岁月里，启功几次偷偷前去探望老师，给了老师以精神上的慰藉。1971年陈垣先生因病逝世，启功十分悲痛。因为当时启功的身份连参加老师追悼会的资格也没有，只能挥泪写下一幅挽联寄托哀思

:“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

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答陶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