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民俗协会会长高巍

时间：4月15日

目的地：涛贝勒府、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再教育学院、北京市第十三中学

后海一带，最具北京特色。流连在柳荫街、定阜街这些古老的街巷胡同，时光就像静止了一般。这一带是北京王府大院最集中的地方，几乎隔几十米就是一座，恭王府、摄政王府、庆亲王府、 醇亲王府……

独有着一座大院，虽然主人的身份并不算太显赫，然而百年来散发出的浓浓书香让它的迷人气息历久弥新，有太多的名人雅士曾经徜徉于此，无数精彩的人生从这里启程，更有豪杰志士留下激荡人心的故事，它曾被称作燕京“最美的校园”。

它就是曾经的“涛贝勒府”，后来的辅仁大学，如今的北京师范大学再教育学院和北京市第十三中学。

【喜欢养马的贝勒爷洋建筑师马圈上盖大学】

从嘈杂的平安大街拐进定阜街，似乎连空气都静谧了，远远就能看见那一大片雅致的庭院式建筑。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宫殿式三层小楼，楼顶铺着绿色琉璃瓦，每扇玻璃窗都是雕花木框，墙是浅灰色水磨砖，历经80多年平滑如初，细节处的雕花与层顶处的神兽也完好无损，整个建筑有种令人惊叹的和谐与美丽。

这就是当年辅仁大学的教学楼，于1930年竣工，在当时与城东的协和医院、城西郊的燕京大学共称为北平三大建筑。它们被列为上个世纪早期我国大型建筑中具有中西合璧风格的代表性作品。

跟随文史专家高巍先生走进校园，教学楼里幽深安静，教室中传出朗朗读书声，汉白玉的栏杆发出温润的光泽，水磨石的地面一尘不染。低垂的吊灯，雕花的窗棂，穹隆的屋顶，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似乎能闻到尘封多年的书卷气。

令人吃惊的是，这片被载入中国建筑史的亭台楼阁，竟然是在马圈上建起来的，高巍先生细细讲起了这座大院的缘起与典故。这里曾经是“涛贝勒府”，再之前是康熙第十五子愉郡王居住的愉王府，光绪二十八年（1902），醇贤亲王奕譞的第七子载涛过继给钟郡王奕詥为嗣，承袭贝勒爵，迁居于愉王府，于是这里就被改建成了更为宏大典雅的“涛贝勒府”，俗称“七爷府”。

史料记载，这位涛贝勒“一生颇为通达，能够不断接受新事物，是清末皇室中罕见的新派开明人物，而非因循守旧之辈”。这种新派风格也表现在他建筑自家花园的品位上，不但采用了西方园林的造景方式，还在花园南边开辟了大片的空地与马圈，以满足他爱马成痴的嗜好。

据说，当年不但在皇族中，连老百姓都知道，七贝勒载涛骑术精湛，他十几岁学习骑射，能够驾驭各种烈马，谙熟各种高难度马技，而且他养马、相马都是出了名的，改良马种方面更是专家。由于他的这项专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任命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马政局顾问。

1925年，由于清朝皇族日渐没落，生计艰难，载涛以16万元将涛贝勒府永久出租，供罗马教廷在北京筹办辅仁大学。说是“出租”，其实只不过是个安慰性的说法，因他不愿意担负卖掉祖宅的名声。

于是，在涛贝勒府原有的空地和马圈之上，诞生了一座近代著名的高等学府。负责建造它的比利时传教士格里森“从中国皇宫的城墙、城门和城楼造型中得到某种启发”，将辅仁大学建筑设计成一座全封闭的中国皇宫式城堡，内部空间布局仿西方修道院形制，四面围合。这种“传统复兴式”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上独树一帜。

从此，涛贝勒府正式成为辅仁大学，作为当年北京和“北大、清华、燕京”齐名的四大名校之一。辅仁之美被校友们数十年来深深追忆，一位女校友这样写道：“其雕栏画栋之清丽细致，正如南北朝诗中的宫廷派，其松柏之优雅静谧好比唐诗中的田园诗，其亭廊之曲折委婉又有几分似宋词中的小令，其野花小草，无意拈来还有些许元曲的俏皮妩媚……辅仁的百转千回，清雅况味，是京城中来来往往的大多数人不曾见过的。”然而，比美丽的建筑更为璀璨的，是这里散发出的人文之光，从此这座庭院开始在中国现代史上书写自己的传奇。

【追寻大师足迹 信有师生同父子】

漫步在辅仁大学当年的校园里，这里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似乎都在诉说着往事。那些高大宽敞的教室里，讲台上站过的老师有多少人的名字名列中国文化史？课桌前端坐的学生又有多少后来名满中华？从这个庭院里，流传出无数名人佳话，令今人感怀。

辅仁大学的前身是英敛之、马相伯创立的辅仁社。英敛之是《大公报》的主要创办人，他因揭露慈禧太后暴政、袁世凯卖国、斥责清政府杀害徐锡麟和秋瑾而名震海内外；马相伯学识渊博，不惜变卖家产办学。二人共同聘请了史学一代宗师陈垣先生出任校长。

在辅仁大学存在的26年中，先后设文、理、教育等学院，规模最大时有4个学院、13个系、6个研究所，共接受了1.2万余名学子。辅仁的历史虽短，但学生中名人辈出，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曾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的教育家刘达、历史学家刘乃和、国画大师娄师白、指挥家李德伦等等。学生如此卓著，老师更非等闲之辈，辅仁名师录中的这些名字，胡适、朱光潜、刘半农、顾随、郑振铎、沈从文等等，灿若星辰。

陈垣是辅仁26年里唯一的校长，他是和王国维齐名的大学者，其学术成就令人高山仰止。在这座校园里，他是学生爱戴的教授，是讲台上神采飞扬的老师，更是年轻教师和学子们的良师益友。最广为流传的，是陈垣和启功两代大师的辅仁故事。

1933年，启功第一次走进辅仁大学，是一个20岁出头的中学毕业生，当时他不得不找工作以养家糊口，经祖父辈的老世交傅增湘介绍，他拿着自己的书画文章找到陈垣校长。当时年轻的启功已经才华初现，画作俱佳，虽然仅有中学文凭，但爱惜人才的陈垣对他破例录用，推荐他到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

过了两年，附中一名院长以资历不够为由，将启功辞退了，陈垣不计学历，请启功到辅仁大学聘任他为国文系讲师，专门讲授大学的普通国文课。中学毕业生教大学生，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陈垣此举，真正彰显了一个伟大教育家的不拘一格。

虽然没有学历，但是启功绝对是一个称职而出色的老师，1944级经济系学生白文第这样回忆启功老师：“他圆圆的面孔，戴一副窄边眼镜，一身布衫，两只布鞋，标准的北京腔，不拿课本，不带讲义，讲起话来行云流水，但字字清晰入耳，深入浅出，非常有吸引力。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板书潇洒清秀，下课铃响后，同学们都围着黑板欣赏他的板书，舍不得马上擦掉。听启功老师讲课，确实是一种艺术享受。”

为了培养提携年轻的老师，陈垣作为校长竟然在课堂甘当启功的帮手，启功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件难忘的往事：“开书法课，陈校长建议我拿些帖拍成幻灯片，打出来给学生看，课由我讲，指挥由陈校长担任，他用木尺敲桌子，每敲一下，管放映的人就换一张新的幻灯片，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老校长敲桌子的神采，那微笑的神情分明是对我的鼓励。”

陈垣和启功的师生情谊贯穿一生，陈垣1971年逝世，启功在挽联中写下：“信有师生同父子。”他说：“老校长教导我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

如今重游辅仁大学故地，令人遥想当年浓厚的治学之风。通常，校长会决定一所大学的风格，在校友们的眼中，“陈垣的精神已经成为辅仁大学的精神，这种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辅仁大学一届又一届的学生”。

【拒挂日伪国旗坚守民族尊严的一座“孤岛”】

在辅仁大学旧址的后花园里，一座白色大理石的“一二九运动纪念碑”格外引人注目，这块碑是1988年所立，启功亲手题写了纪念碑碑铭，以纪念辅仁大学那段激情澎湃的乱世传奇。

当年的辅仁大学，虽然学风浓厚，师生以学术为先，但并非世外桃源。一位辅仁校友这样回忆：“院落围着铁栏杆，每隔一米，栅栏上就蹲着一只大理石雕刻的小狮子，个个威风凛凛，它们见证过"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一二九运动"中的血雨腥风，我经常在这里遥想当年，去揣测，去神会。很多年以后，我觉得自己总也走不出上个世纪那个"五四年代"，因为曾经在那个年代活过，憧憬过，奋斗过……”

最令辅仁校友自豪的一件事情是，在北平沦陷的8年中，这座它们无限热爱的校园从没有挂过日伪的国旗，这在沦陷区北平高校是绝无仅有的一个。这座大院，在战火连年的乱世中，成为坚守学术，更是坚守民族尊严的一座“孤岛”。

坚守“孤岛”的精神力量首先来自于陈垣校长，当时北平沦陷，北平和沿海城市的国立和私立学校，纷纷向内地和西部转移，辅仁因教会大学的背景得以保全。坚守在沦陷区，身背亡国奴的枷锁，令人痛心疾首，然而陈垣语重心长地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只管好好备课、教书，这也是抗战！”

陈垣也曾动过离开的念头，1943年年底，他的学生柴德赓有扶师南行的密谋。陈垣也同意南下，但被辅仁校务长雷冕神父察觉，长谈数晚，晓以利害，认为陈垣留在北平反而有利于辅仁，有利于师生。校长一走，辅仁难以为继，很快就会被日伪当局接收或关闭，几千名师生顿失依靠，将难以就职和求学。最后雷冕大哭不走，真情挽留。陈垣百感交集，反复思考，终未成行。

辅仁1948级经济系校友石椿年回忆，当时辅仁大学在陈校长等人的努力下，争取到文史各科仍用原有课本，不改用日文教材；校门不挂日本国旗；日文不必作为必修课，这“三不”原则能一直坚持8年，直到抗战结束，简直是一个奇迹。陈垣曾坚定地表示，若要挂旗，自己宁肯舍生取义。

石椿年还回忆起一段趣闻，日本人曾经派一个日语教师监督陈垣讲课，陈校长要求听课者必须交作业，这名日本老师没交作业，受到陈校长的批评。后来，在陈校长的感召下，这名日本教师居然成了反对日本侵华的人士，还和陈校长成了朋友，陈校长的人格感召力可见一斑。

在全校师生的坚守下，沦陷区的辅仁大学给数千学子开辟了一片净土，转入和报考辅仁的学生也越来越多。然而，胜利前夕的1944年3月，这所校园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劫难，日本宪兵队突然冲进校园，逮捕了秘书长英千里，两个学院院长，7个学系的教授、讲师和助教，还有多名学生，当时辅仁几乎塌了半边天，这个案件轰动整个华北教育界，这些师生的罪名是从事地下抗日活动。

据当时被捕的四年级学生孙金铭回忆，在狱中，他们轮番遭遇酷刑，每晚午夜都可听到惨叫声。“常用的酷刑有灌凉水、灌辣椒水、用火筷子烧、上电刑、放入狗群中咬、手指钉竹签等等，惨绝人寰。他们把我捆在长凳上，用水龙带冲口鼻猛灌，把我整得死去活来好几次……”辅仁秘书长英千里已经是第二次被捕入狱，遭遇酷刑后，致使内脏大受损伤，留下终身疾患。

涉案的辅仁师生最终被判刑，最长的判了15年。在监狱中，他们一边看书、学英语，一边等待胜利的消息。一年零四个月之后，在日本投降的前一个月，辅仁的全体在押人员被假释出狱。很快，和古老的校园一起，他们迎来了盼望已久的胜利。

8年的艰苦岁月，辅仁大学不但没有衰落，反倒师资增强，学生质优，人数大增，成为这座大院最辉煌鼎盛的时期。

【“班主任”的反思 校园故事折射荒诞可悲的时代】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高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改为北师大化学系，后又变为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辅仁大学仿佛一个静默独行的旅人，渐行渐远，几乎淡出了京城学子的视线，曾经的涛贝勒府的北半边，原来的辅仁男中也改为十三中。经历了“文革”之后，这座校园劫后余生，却又因为一篇小说引发巨大轰动，再度进入人们的视线。

这篇小说就是刘心武的《班主任》。刘心武在十三中曾经担任过15年教师，1976年，他以在十三中当老师的经历为素材，写下了这篇“伤痕文学”的代表作，掀起了整个文化界甚至全社会对那个时代的反思。在这座校园，曾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使作家做出对时代的思考？

刘心武自己揭开了谜底，据他回忆，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还在北京十三中教书。那时他刚刚20多岁，比那些“造反”的高中三年级的“小将”们大不了几岁。虽然属于天然应该受到冲击的教师群体中的一员，但他刚开始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以他当时的资历，无论当“走资派”，还是当“反动权威”似乎都还不够格。但“造反派”很快找到了他的把柄：当年他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一些“豆腐块”文章恰好被刊登在邓拓的《燕山夜话》旁边。其中的一篇文章还认为京剧改革虽然好，但小生等行当及水袖等技巧也不应该取消。

于是，校园里很快出现了揭发刘心武“反动言行”的长篇大字报。学校的“群众专政小组”更是在校门口贴出了大幅告示：下午两点半于操场召开批斗刘心武的全校大会，主要罪名是“猖狂反对京剧革命”和“恶毒攻击江青”。当天中午，一帮“造反派”小将来到刘心武的宿舍。带头的孩子脸上带着一种明白无误的不怀好意的好奇感：“啊，今天下午要斗你，你中午呆在这儿干吗呢？”刘心武抬起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孩子居然是一个他曾经多次关心、照顾过的学生。这名学生的父亲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死了，为此，刘心武还曾专程去他家探望。

当天下午，因为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对刘心武的批斗会延期了。再后来，“工宣队”进驻学校，刘心武的批斗会居然被戏剧性地取消了。刘心武长舒了一口气，但那名带头敲门的“小将”却让他浑身战栗：除却个人的生死，世上还有更大、更深的悲剧——心灵的沉沦。这件事让他久久不能忘怀，也成为他日后创作《班主任》的主要动因之一。

1976年，因工作调动，刘心武从北京市第十三中学转到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当文艺编辑。1977年夏季的一天，刘心武坐在自己家里那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铺开稿纸开始写作。“文革”期间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一直在他的脑海里盘旋，但让他记忆最深刻的还是那些深受“四人帮”极左思想毒害的“革命小将”。很快，刘心武以自己在中学教书时的经历为基础，完成了一部短篇小说，名字就叫《班主任》，里面出现的几个的学生形象，成为受“四人帮”毒害的青少年的典型代表。

这篇小说的故事在现在的人们看来已经相当陌生，但在当时产生的反响却是振聋发聩的。如今，《班主任》中描写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今日的十三中，红漆大门的后面，是如古典园林一般典雅的校舍，是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

100多年来，尘埃落定，园林依旧，主人更替，就像很多辅仁校友所说，这一片是北京的文脉，在迟缓而悠长的岁月里，书香依然在这里萦绕，熏染着一代又一代人。

文并摄/张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