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创富史：民国大买办》，作者：方明，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打造航运业翘楚

虞洽卿从颜料、金融业起家，进而涉足航运、房地产及社会福利等多种事业，其为发展航运业做出的贡献尤为巨大。

虞对生意经非常精通，而又工于逢迎之术。

一次，一位清朝大员到上海采办军装。此人架子很大，据说不肯和洋行买办见面谈生意。虞洽卿知道后，趁这人出门时，故意叫自己的马车撞坏他的马车。他随即下车道歉，并将自己的新马车送给这位大员作为赔偿，由此结识了后者，终于做成了这笔巨额交易，获得了一大笔佣金。

1908年，沪甬航线上已有3条轮船，即东方公司的立大轮、太古公司的北京轮和招商局的江天轮。票价以立大轮的五角为最低，太古、招商均收一元。旅沪宁波同乡要求两轮降低票价，东方公司股东吴锦堂建议由东方发起，与太古、招商协商，一律定价为五角。不料协商结果，不是太古、招商向东方看齐，而是东方向太古、招商看齐，票价都涨到一元了，因此引起了宁波同乡的反感。加之太古公司船上的服务员倚仗洋势，态度生硬，对于贫苦旅客欺凌侮辱，使宁波同乡大为不满。

于是虞洽卿与严筱舫等发起了由宁波人自己组织的宁绍轮船股份公司，每股定为五元。消息传出后，不仅旅沪宁波人士纷纷解囊入股，非宁波籍人士如花旗银行买办袁衔之等，也因有利可图而参加投资。

虞洽卿这时却想出了一个层层盘剥的办法，凡愿做船上的服务员者，均须缴纳押金，在船上职位的大小，以押金的多少而定。这样一来，他一共拼凑了40万元，向福建马尾船厂订购到一艘新轮船，定名为宁绍轮。这是虞洽卿经营航业的开端。

虞的第一炮打响了。宁绍轮开航后，由于票价定得较低，又是宁波人自己办的航业，因此客货运输都很兴旺，使外商轮船受到一定的打击。太古公司为了对付宁绍公司，将票价降低为二角五分，并另赠每个旅客毛巾一条。这一个回合，宁绍公司在外国垄断资本的高压下败下阵来。幸亏由宁波同乡出面组织了“船票维持会”，将票价改为三角，由维持会每张票补贴二角，才得以渡过难关。

虞洽卿是旅沪宁波同乡会的主要发起人。这个组织对他所经营的事业起了不小的作用。为了经营自己的“根据地”，以便扩大影响，他曾说“我要把三北龙山乡变成一个小上海，上海有的东西，三北都要有”。

他在三北修筑了一条小公路，办了一些学校和医院，又在一个公共场所用玻璃橱窗陈列汽车、电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模型，借以传递现代信息。1913年，又在龙山乡修筑海堤，建设码头，购置百吨小火轮3艘，命名为“慈北”“姚北”“镇北”。“慈北”“姚北”往来于舟山、沈家门之间，“镇北”则行驶在甬江上。这就是虞洽卿初创的“三北轮船公司”。

这时的虞洽卿虽然是宁绍公司的总经理，其主要职务却仍是荷兰银行买办。

他对航运业虽有兴趣，但因宁绍公司为股份公司，他的股本不多，总经理之上还有董事会，很难满足他的独揽大权的欲望，便很想扩充自己独资经营的三北轮船公司。

正在这个时候，英商的鸿安公司濒临破产。该公司有“长安”“德兴”两艘轮船，行驶在长江航线上。因有部分外股未收回，所以当时的鸿安公司仍然保存“英商”的名义。

1914年，宁绍公司董事长乐振保建议增募资金，将公司的“甬兴轮”出售，所得款项用于向船厂订造新轮。据称已有人愿意出银六万两。虞洽卿对此力持异议，但董事会仍然议决同意出售。

虞洽卿一气之下，当场表示愿以六万五千两收购“甬兴轮”。面对多出来的五千两银子，董事会当然无法拒绝。虞购得“甬兴轮”后，并未交给自己的三北公司经营，而是把它转租给外商公司，租金一年三十万两，竟然超过买价的四五倍之多。

宁绍股东闻讯后悔不迭！于是当即举行董、监联席会议商讨对策。大会议决撤销虞洽卿的总经理职务，对虞洽卿提起诉讼，同时申请将“甬兴轮”扣押。

开会期间，股东纷纷攻击虞舞弊营私。但虞洽卿是何许人也！怎么会受股东们的节制。

他马上登报声辩：“本人事前反对出售，成交又经董事会议决，何能指为舞弊营私！”此案后经朱葆三、张让三等出面调解，要虞洽卿将“甬兴轮”退还给宁绍公司，为了维持与外商的契约关系，再由宁绍公司委托三北公司代为出租。但虞洽卿收到租金后，却借故拖延不肯交给宁绍，后经一再交涉，才以公债抵偿。

虞洽卿的算盘打得很精。他之所以愿意接受调解，是因他的对手太有势力，一旦涉讼，“甬兴轮”可能被法庭执行扣押。即使上诉，一时也不能正常航行营业，会失信于外商，三十万元租金仍然不能到手。而将“甬兴轮”退还给宁绍公司，他自己收的是现金，还的是公债，仍然合算。

被撤销宁绍公司总经理职务后，虞洽卿即全力经营自己的航运业，将三北公司的资本从20万元扩展为100万元，并更名为三北轮埠公司，还添购了一艘3000吨的海轮行驶于南洋。又将鸿安外股收回，更名为鸿安商轮公司。

从此，虞洽卿所掌握的航运业务，遍及长江及沿海各埠，并远及南洋。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外国的商务轮船纷纷奉调返回各自国内。这样一来，中国沿海及长江航线上货多船少，业务量大增。虞洽卿的公司趁此机会大力发展。到1918年大战结束的时候，他的三北、鸿安两家公司已经获得了巨额利润。

这两家公司都是虞洽卿的独资公司，股东不是他的儿女就是他的女婿。资本总额扩充到了200余万元，并由此大量添购轮船，在沿江、沿海各埠遍设码头和堆栈。

虞洽卿曾夸口道，“重庆民生公司、天津政记轮船公司、上海三北公司现在就是中国的三大民营航运业。”

虞洽卿一个穷学徒出身，他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魄力来经营这样大规模的航运事业呢？经营的秘诀便是向银行借贷。

1920年，中国南北军阀政府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派财政部和陆军部的两位次长随同南下。财政部次长为李思浩，李与虞为旧识。虞洽卿绕圈子指使密友陈良初向李献策说：“南北议和时期，北方代表团应当广泛联络最富声望的地方人士，用以制造舆论，压制南方。”随即陈良初就谈到虞洽卿的身上，说虞洽卿在上海颇有势力，如果得他相助，一定能起作用。李思浩听了这话很高兴，就请陈良初与虞联系。

陈这时又故作难色地说：“虞洽卿现在手头比较紧，正在大伤脑筋，恐怕无暇顾及此事。如果能为他介绍交通银行的总经理钱新之，贷给他20万元的款子，他肯定会全力为你们奔走。”作为财政部次长的李思浩觉得这只是小事一桩，便答应给虞洽卿帮忙。

不久后，交通银行的20万元贷款果然到了虞洽卿的手里。

在那些年里，虞洽卿钻墙打洞地向人借款，借了又还，还了又借，越借越多，致使债台高筑，终日忙于挖东墙补西墙的债务周转之中，但是他的航运事业却因此日益走上大发展的道路。

他倾其所有地买船。但他只买旧船，不购新船。有一次，太古公司拍卖一批旧轮，但附有一个条件，即只可将船拆解，不能修理复航，以确保航行安全。别人看了这个条件都摇头，虞却把这批旧船收购下来，在合同上签了字。

然而，后来他根本就不履行条件，把这批旧轮开到三北所设的小修理厂，略加修理就在内河航行运营。他说：“安全不安全是中国人的事，太古公司无权过问。”

在这期间，同行的轮船公司如果发生轮船触礁或者其他不幸事故，虞洽卿必定首先亲自前往慰问。当涉事船主讨论对失事轮船是自己打捞还是拿保险费时（船主收了保险公司的赔款，打捞权就属于保险公司了），虞洽卿就从旁出主意，说，还是拿保险费合算，自己打捞反而吃亏。但当保险公司捞起失事轮船进行拍卖时，虞洽卿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它购进来，加以修理，又让这些船上了航线。

同行们纷纷摇头，说这个家伙脑子转得太快，我们实在玩不过他，不是对手。

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国内各大城市掀起了抵制日货和对日经济绝交的运动，虞却趁此机会向日商买进了“仁阳丸”，更名为“升平轮”，又与日商公司的买办徐贵生合伙开设大昌煤号，供各轮船的燃料之需。

他还有一套借款妙法。凡是新购进一批轮船，即另组一个小公司，利用这个公司的名义向军阀政府借款。他买进“宁兴轮”时，组织了一个宁兴公司。实际上宁兴公司是一个空壳，该轮仍由三北公司调度。他却利用“宁兴公司”的名义向北京政府借款。

宁兴轮收受船上服务员的押金（称为押柜费）最高，每人高达400元，共收到10万元之巨。虞洽卿就用这笔钱再投资买船。另外，被收了高额押金的船员为了挽回自己的金钱损失，又对旅客进行层层盘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国船商卷土重来，一时间又形成了船多货少的局面。三北公司原来已经是负债累累，受此打击，营业收入不能维持开支。加之以前所买进的轮船，多为旧船修理改装，成本既高，质量亦差，航速远不及外轮高，根本无法竞争。因此公司走了下坡路，濒临破产。

1919年秋，虞洽卿曾到北京向靳云鹏内阁呈请维持华商航业，拨款救济。主管的农商总长田文烈会同财政部提出阁议时，财政部次长李思浩尚在任内，便暗中对虞洽卿给予支持。

至1935年，虞洽卿旗下已经拥有大小轮船65艘，计9万多吨位，成为民族航运业中最具实力的航业公司之一。

无孔不入的“空心大佬”

虞洽卿由于野心过大，所以弄得债台高筑，“赤脚财神”几乎变成了“空心大佬”。三北、鸿安两公司架子大而底子薄，禁不起风吹草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到帝国主义航业的挤压，早已奄奄一息。1926年又受到国内战争的影响，只得被迫停航。

那时到三北轮船公司办公室去拜访虞洽卿的，没有例外几乎全都是债权人。虞每天都在向人陪笑脸协商延期还款，或者用“掉票”的方法来搪塞一时。最困难的时候，每天“掉票”的数额竟达80万元之巨，利上加利，愈陷愈深。

遇到大债主上门，无法应付，他总是装腔作势地问大儿子顺恩：“某人的款子已经准备好了吗？”顺恩说尚未筹齐，虞随即破口大骂：“为什么这样不讲信用？我早就关照过你了！”有时顺恩不愿意配合他演戏，竟反唇相讥，拆穿父亲的西洋镜，因此父子两人经常弄假成真地吵起来。债权人看不过意，反而要替他们父子做和事佬，自愿延期。

还有一些零星债主，终日纠缠不走，虞只得避而不见。“大躲在浴池，小躲在戏园”，这是当时上海人士形容虞洽卿避债的两句话。他在穷极无聊的时候，只得用这些手段来进行诈骗。

1929年，他预先得知南京财政部即将发布命令，非银行业不得经营储蓄业务。他知道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并未领有银行的营业执照，但它的储蓄部却照样在吸收存款。于是他灵机一动，向财政部呈准设立“上海永安储蓄银行”。等到命令发布，永安百货公司申请领取银行执照时，财政部以上海已有永安银行备了案，饬令更名再核。永安公司主持人郭琳爽急得走投无路，最后只得出高价向虞购买永安银行执照了事。

1937年抗战爆发时，73岁的虞洽卿还欠下一屁股的债。四明银行是他最大的债主，所欠款项达300万元之巨，他却置之不理。宋子文原拟采取“大鱼吃小鱼”的手段，令中央银行以债权人身份处理三北公司的财产，但因虞洽卿与蒋有很深的关系，又逢“八一三”战事爆发，便一直未能实行。

1938年，虞被债务逼得更紧，尤其是欠下英国汇丰银行的一笔英镑债即将到期，已经一再延期，他只得亲自到香港去见汇丰银行大班史蒂文。

他不得不老实地向史蒂文交底：“三北欠款，根本无力偿还。现在我提出两个办法，请你们考虑答复：一是三北公司宣告破产，根据破产法按比例摊还债权人；二是将48000英镑欠债延期10年偿还。”

史蒂文想了想，觉得通过三北公司破产偿还根本捞不到什么，倒不如答应延期10年，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因此答应了他的第二个办法。

谁知道第二天，虞洽卿又跑去对史蒂文说：“10年期限太久了，我也觉得过意不去。汇丰银行如能再借给三北公司50000英镑，用以买进海轮，扩充营业，3年之内可以连同前欠款项的本利一次还清。”

这本来是虞洽卿偶然想到的一个馊主意，只是想死马当作活马医，完全没有指望能成功。不料，史蒂文对这个建议很有兴趣，居然一口答应下来。原来，他看到中日战事一时不会结束，海外运输大有可为，就慷慨地签订了增贷50000镑的贷款合同。虞洽卿没有想到这个英国佬竟然这么好糊弄，一时不禁大喜过望！

抗战前，三北公司曾向挪威的华伦洋行订购了3艘海轮，总计20000吨，价格100万美元。船到远东后，上海战事已起，虞正苦于无力付款，与汇丰合同签订后，即付清了船价，并以“华伦洋行”名义代理，将这3艘船悬挂挪威旗帜，行驶于南洋、香港之间。

虞洽卿正准备从香港回上海时，适值蒋介石派许世英到香港组织“中国救济总会”，向港澳及海外华侨募捐，以救济战时难民。许对虞说：“上海救济事业，政出多门，希望阿德哥回沪与工部局西董协商，成立一个华洋合作的统一救济机构，以便发挥更大的力量。”

虞洽卿返沪后，正值战地流离失所的大批难民源源涌入租界。工部局为其影响“市容”而大伤脑筋，虞便提议组织华洋合作的救济机构。此想法正合他们的需要，因此很快就在广东路九十号三北公司三楼成立了“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推虞为会长，并推英商太古洋行大班为副会长，与各慈善团体联合开展救济工作。

虞原意欲引荐他的朋友魏伯桢担任救济协会负实际责任的秘书长，但因魏不懂外语，有人又推荐了袁履登。虞不便拒绝，就请袁出面，而以魏为幕后推手，大小问题都交魏处理。

有一次，袁要修理自己的私人汽车，事后把一张1400元的账单交给财务组报销。虞得悉后，立即开了一张私人支票给财务组替袁销账，并大打官腔说：“救济机关岂能为私人报销修理费，我愿意出这笔钱，但以后必须注意。”

虞本来是个一毛不拔的人，这次忽然如此慷慨，令同行们大惑不解。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要借题发挥地暴露袁的弱点，借以打击他的威信，使他从此不能过问会务。其后，虞利用“难民救济协会”名义请得免税执照，装运外国大米到上海，自己做生意发国难财，而袁则无法干涉。虞洽卿花的那1400元汽车修理费可算是一本万利。

1940年春天，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总董通过华董及商会，召集各同业公会理事长举行联席会议，商请各方垫款购办洋米，用以保障租界难民的口粮。采购、运输、储存、调拨等事，则统由工部局负责办理。虞洽卿、何德奎首先表示赞成，各行业代表亦无异议，当场决定了垫款办法。

当时，虞洽卿有一批挂着外国旗的轮船，从越南西贡运米到上海，运费每吨14美元。单就华伦洋行代理的那3艘海轮来讲，一趟来回的运费就有28万美元的巨额收入。一月两趟就是56万美元。两月来回，购船成本100万美元就可以赚回来了。

同时，虞还利用意大利人组织了一个“中意轮船公司”购运洋米，往来于南洋、上海之间。意大利为日本的同盟国，日本海军不加检查，因此大获其利。

由于运米为三北公司的主要业务，于是有人骂虞洽卿为“米蛀虫”。虞则声辩说，他并没有做米生意，自己赚的只是运费。

就在这一时期，虞洽卿开始购进大批房地产，用100万元买进了成都路盛宣怀的家祠地皮，51万元买进了“大上海”大戏院，70万元买进了神州旅馆，60万元买进了泥城桥鸿福里、重华新村。

在抗战时期，虞洽卿发了国难财，又由一个负债累累的“空心大佬”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富翁。但是，他在上海的处境却步步荆棘，使他坐卧不宁。

陪都的商机

因为此时上海已经成为“孤岛”，租界名存实亡，日伪特务横行一时，几乎每天都有暗杀或绑架案件发生，同时，军统也在上海采取狙杀汉奸的行动，因此无论亲日、抗日两派人物的安全，都受到严重威胁。

汪伪特务机关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的组织者之一吴四宝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得知虞洽卿发了大财，就想要绑虞的票来大捞一把，重庆特务则警告虞不得与日伪往来。而驻上海的日军鉴于虞是上海的头面人物，也想拉他下水，曾经请一个20年前与虞有旧交、年已八旬的日本老翁到上海，劝虞与日伪合作。

面对如此凶险的三方威逼，虞洽卿忧心如焚，汪伪、日本人、重庆他谁都得罪不起。最后，“三十六计走为上”，不得不抱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离开这个“孤岛”。

虞下决心动身之前，他的女婿江一平在重庆发来一个电报，称：“委座问你何日启程，走的是哪条路线，请先告知，以便派人照料。”而据虞自己透露，他接到宁波专员公署转来的是蒋介石的两份电报，一是劝他到内地从事工商业建设，一是问他何日启程。不论怎样，蒋劝他离开上海是事实，他不得不走了。

虞离沪之前，把现款都买了房地产。而使他放心不下的还有两件事，一是“难民协会”，一是运米生意。前者他觉得没有他在场，魏伯桢未必能顶得住袁履登；后者虽然可以交给大儿子顺恩去办，但是家庭之内矛盾重重，恐怕难以和衷共济。

虞有3个儿子，顺恩、顺懋、顺慰分别是3个母亲所生，兄弟之间素不和睦。顺恩是大姨太太所生，大部分财产都掌握在他的手里，素为两个兄弟所嫉。顺慰从外国留学回来不久，虞派他管理“中意轮船公司”，他也和两个哥哥发生过争权夺宠的事情。

虞从上海到香港后，即动脑筋进行另一投机事业。

原来，自太平洋战事发生后，中国沿海被日寇海军封锁，长江又被侵入，航运事业已成末路，虞洽卿便着眼于陆地上的运输事业。当时华轮洋行代理的3艘轮船已被日寇飞机炸沉，虽向英商保过险，但赔款问题一直未解决。

到香港后，他即从华伦洋行先挪用了5万英镑，买进了一批美国的福特卡车，取道仰光开往昆明。以前三北轮埠公司在全国各地都设有码头堆栈，重庆办事处的规模更大，将水运改为陆运，顺理成章，这些设备仍可利用。

虞到重庆后，即与王晓籁、朱联馥等组织“三民贸易公司”，以王为经理，朱为协理，刘文照为运输主任，虞本人虽不挂名，实际上是大权独揽的董事长。该公司共有资本20万元。

虞洽卿又让三儿子顺慰到重庆组织“川光公司”，该公司与“三民公司”及朱联馥所主持的另一“西川企业公司”鼎足而立。他们第一次办货即达到102吨，是3个公司合作的，表面上说是支援抗战的战略物资，实际上运的却是日用百货。此外，虞本人还附带兼营个人贸易。

虞洽卿鉴于滇缅公路是云南军阀龙云的势力范围，因此亲自赴昆明与龙云接洽，并与龙云手下的云南财阀缪云古合资开设了“三北运输公司”，为此又购进了福特卡车120辆，往来于滇缅公路。后来，他还得到了蒋介石的一纸“手谕”，写明“虞洽卿在滇缅公路‘抢运物资’，沿途军警不得加以留难”。有了这件法宝，“三北运输公司”所属车辆，在装运军用物资之外，兼运私货就理直气壮了。

当日军侵入仰光，曼德勒十分吃紧时，在曼德勒的印度商人急需脱货求现，所存大小五金及日用百货不论件数，而以仓库的容量来论价出手。这样一来，其货值还不及进价的40%，甚至不及20%。

虞洽卿随即领着十几辆卡车，亲自到曼德勒抢购这批廉价货物。但当这批货物运到昆明后，因局势日趋紧张，何应钦下令滇缅公路全路的卡车都要集中征用。虞洽卿的车队所装的货物就不得不在昆明出售。虞认为昆明利润不及重庆厚，实在是不甘心，于是偷偷抢运了一部分寄存在四川的泸州仓库待价而沽。

后来据他的儿子顺慰说，寄存在泸州仓库的这批货，被控告是侵占了公家的物资，经重庆“国家总动员会”下令扣留，弄得到法院打官司，直到1943年才判决发还。而这时物价却高涨了很多倍，虞洽卿反而大赚了一笔。

虞洽卿大发国难财后，仍然是一个一毛不拔的吝啬鬼，宁波同乡对他的印象非常恶劣。他曾写信要长子顺恩到重庆处理家庭财产纠纷，而顺恩久久不去，老虞洽卿只得于1944年亲自到温州约他见面。不料，顺恩仍托词不去。虞在温州住了将近一个月，有些当地的宁波同乡听到阿德哥发了财，纷纷向他借钱，他却避而不见。因此同乡无不骂他小气，这样一来，他在温州待不下去，只得悄悄再溜回重庆。

虞待手下人也非常刻薄，使大家都有吃不饱、饿不死之感。三民公司结束时，他解雇了一大批职员，大家都骂他“有事有人，无事无人，损人利己，丧尽良心”。

可圈可点的民族气节

作为海上闻人，虞洽卿在自己应尽的职责范围内，还是发挥了一些正面作用。

他热心租界华人的参政运动，华商公议会、华人纳税会、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顾问委员会的设立、华董席位的增设等，无不与他的努力有关。尽管这与收回租界主权相去甚远，但对于维护本国主权、保障华人在租界的权益还是有作用的。

“八一三”事变时，虞洽卿领导的宁波同乡会组织战地救护队，设立难民收容所，租用专轮4艘，免费送20万人回宁波。

抗战爆发后，身兼上海市商会会长、宁波同乡会会长等职的虞洽卿当仁不让，积极参与援助海外华侨组织、宣布对日经济绝交、组织抵制日货、救济难民等活动，为抗日救亡事业做出了一些贡献。

上海沦陷时期，他多次拒绝日伪的威逼利诱。1937年12月，日本军方在浦东组织成立“大道市政府”，有意让虞洽卿出任“市长”，为他所拒后，才转而拉拢傅筱庵当了伪市长。1940年傅筱庵被军统暗杀后，汪伪又想拉拢虞洽卿继任，他再次拒绝。

一直对中共持敌视态度的虞洽卿牵头的难民救济协会，后来却参加了由中共江苏省委“职委”领导发起的物品慈善义卖会，虞洽卿等上海名流均为赞助人。

1945年春天，虞洽卿患重病，自知不久于人世，便立下遗嘱，捐赠1000两黄金，用做抗战经费。

4月26日，虞洽卿病逝，国民政府特发布褒奖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