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年代 | 别了，焰火！

5月19日，读库联合机遇空间主办《乌托邦年代》新书分享会，编剧史航和《三联生活周刊》特约主笔刘怡从小故事和大故事的角度，讨论了六十年代的事件和遗产。

我们特别编发《乌托邦年代》里关于五月风暴的篇章，回顾那个躁动的年代。作者让-克劳德·卡里耶尔是法国著名编剧，曾亲历法国学运、苏联入侵布拉格等事件，主要作品有《白日美人》《铁皮鼓》《布拉格之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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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之后是铺路石。美国嬉皮士笑微微的，一脸如梦似幻的懒散模样；而巴黎的年轻人与之大相径庭，他们是暴力起义。

他们承袭了十九世纪市民起义那十足法式的传统，用街垒切断了拉丁区的街道，“街垒卫士”轮流站岗与警察对峙。学生设置了一整套医疗、饮食和宣传机构。医学院紧急派出未来的医生，将索邦的教室变成医务室，头天夜战的伤员用担架抬来接受治疗。稍后还会成立托儿所，为那些忙着撬起铺路石、改变世界的父母照看小孩子。

到处能听到著名的“即兴演说”。路人聚到街头，相互询问、交心，传递或真或假的消息，再对此发表激烈的评论。突然间人人都有话要说。这些话沉甸甸地压在舌头上很久了，再也等不得，非得一吐为快。不久，“电影界三级会议”成立，所有人竞相发言——虽说讨论时场面混乱，稍后却也催生出几项有益的改革。很快还出版了名为“电影起义”的刊物。

起义反对什么呢？我们不准备阐明，只是一致同意“起义”，同意打倒体制。但要打倒的是哪个体制？怎样定义它？用什么取代它？在电影界与别处一样，我们自觉得到了一个非凡的机遇、一丝勃勃生机、一片可供我们播种的处女地。同时我们也感到这机遇转瞬即逝，那些令我们惊骇、厌恶的力量虽说暂时不敢动弹，但却在暗处坚守着，或许已经开始组织反扑了。

在索邦大学，人们把奥德翁剧院变成了永久的自由讲坛，所有人都在说话，喊叫，建议，宣言，抗议，喧哗吵闹，乱成一片。新社会近在眼前，触手可及的幻想在街上和走廊里飘荡，而这个新社会首要的特点似乎就是话多。跟在纽约一样，一切皆有可能，只不过换了另一种形式、另一种风格。

首先必须打倒“消费社会”这头可怕的怪兽——虽说巴黎的学生也和美国青年一样，是被这社会养大的。还必须消灭当局、权力和特权，一口气通通消灭。必须“改变生活”，让不被看见的人能表露自己，让无法发声的人拥有话语权。

必须为欲望腾出位置。喏，这就是关键词。它被人们挂在嘴边，到处传播。这个国家居于全球最富足的国家之列，而本国青年却突然发现了欲望，可多叫人吃惊！

欲望伴随着宣言和要求，唤醒了深埋人们心底的古老乌托邦之梦。它带着平均主义的理想色彩，之前大概因为屡屡受挫而沉睡着，但只消一鞭子就会扬起头来，再度发出声音。

于是乎，新的电影设立了新的法庭，要求立刻消除一切由特权产生的剥削。另有人说，所有电影都应当一视同仁，都要在同样数量的放映厅播放。人们最终确认所有电影都有相同的生存权，因此每部剧本都该拍成电影，绝不允许任何歧视。打倒选择，打倒个人偏好。

此外，人们还确认电影属于人类的基本需求。过去的千百年都没有电影，真不知人类是怎么过来的。

类似的空想眼看着越来越疯狂，这种处处要求“公正”的态度让人联想起第一次法国大革命。当时的埃贝尔派想拆掉全法国的钟楼，因为据说钟楼妨碍了平等。此时的空想就很有几分当年的味道。

有个男青年，多半是失业的演员，我听见他要求立刻废除从美国学来的影星制。他说，让–保罗·贝尔蒙多和阿兰·德龙的角色应该“每天换不同的演员来演”。必须终结一切不平等，终结支配和贪婪，终结金钱至上的局面，终结有人能得到而有人得不到的巧克力。一切属于一切人，刻不容缓。

奇观

有两周工夫，我每天都出去高喊口号，与人交谈，参加各式各样的游行。我们的诉求是什么？这点跟欲望一样，谁也说不大清楚。我们首先想要表达与学生的“团结”，告诉他们“我们与你们同在”。这看来是很自然的。谁能说自己反对青春呢？

路易·马勒非常活跃，总与其他几个人一起走在所有队伍的最前头，用美妙的嗓音高唱《国际歌》：“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其实他自己的家族可是超富有的。说实话，我们从来只唱开头五句，我们只记得这么多，剩下的部分就用“啦啦啦”代替。还有人用《出征曲》的调子唱《国际歌》呢，我听到的。

这些队伍里有多少工人家的子女？有多少全世界受苦的人？大概很少吧。

说到路易·马勒，有天凌晨五点钟左右，我俩在饱受蹂躏的圣米歇尔大道，正遇上共和国保安部队暴力执法，我们拼命闪躲——当然姿态是很英勇的——这时一个大学生骑着自行车过来，此人留着胡须，穿蓝色牛仔裤，他很威严地命令道：“现在你们回家去。今晚可能还需要你们。”

我们服从了。

我还造访过警察局，其中一次甚至是被逮去的。示威者和轻罪犯人经常被一锅端，很难分辨谁是谁。有天晚上我在左岸的一间分局遇到一个同性恋者，衣着考究，看起来像是有钱人。那段时间商业行为饱受唾弃，他发现有家店的橱窗被砸，就趁机偷了件衬衫。被捕以后他可能会被判入狱三个月。那人暴跳如雷：“再说这件衬衣跟我的哪件衣服都不搭啊！”他就差没找人家退款呢。

巴黎出现了一幕幕稀罕的奇观。有天晚上在圣日耳曼德佩车站，我看见一百多乘客哭着搭乘地铁，人人都用手绢捂着脸。原来警察在街上投掷催泪弹，结果滑进通道，滚下了楼梯。连检票员都泪流满面。

每次有机会来到街垒边缘，我们都会瞪大眼睛，细看那前所未见的景象：满街暴动的人群，城市酩酊大醉，铺路石在夜色中飞舞。每个人的性格都表露得加倍强烈。羞涩拘谨已经过时了。所有人都以“你”相称，人人都是“同志”，互相帮助，互相收留。

女孩子从未这样大方地献出自己，就好像每天都是最后一夜，就好像发生在私密卧房中的性行为也是集体暴动的组成部分。而且女孩也参加战斗，她们还照顾伤员，发表演讲，组成行动委员会。

这节日般的庆典是天赐的礼物，我绝不愿错过分毫。我到处逡巡，甚至参加到一个鱼龙混杂的小群体里，某天夜里试图纵火烧毁证券交易所（没有成功），因为证券交易所是一切苦难的可怕象征。商店全部关门，到处一片萧条，但我却发现尽管汽油短缺，仍能租到加满油的车。租一次能在空荡荡的街头转悠好几天，毫无问题，没油了就换一辆。我以一百公里的时速在歌剧院大街或者巴黎大道上飞驰，遇到年轻姑娘就邀请对方上车。我这辈子头一次这么干，也是最后一次。

什么革命？

法国的工会，尤其是全国总工会，幕后是当时势力强大的法国共产党。起初工会犹豫不决，不知道是该留在站台上呢，还是该跳上由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大学生发动的革命列车。但没过多久他们就决定抓住这个天赐良机，进而高声发言，在全国发起总罢工。自这时起，巴黎夜晚的角色清晰起来：对某些人来说是白鸽，对许多其他人而言则是可怕的怪物。

革命似乎成为可能，立即就可以发生，又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还有别的革命，于是它就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了。听到这个词，保守的外省人瑟瑟发抖。某人告诉我说：“有人看见十几辆大卡车从奥尔良门旁飞驰而过，车上全是武装到牙齿的工人。”可其实并没有这回事。

也有其他声音说在凡尔赛门看见了格里布斯将军的坦克，这些人跟前面那人一样自信满满，可这话一样是假的。

革命。这个词到处播散，它出现在所有文章的每个段落。我们全都是革命者，包括我在街上遇到的那些我的同龄人。然而革命真有可能吗？再说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人们突然就想要摧毁一切呢？除开我之前提到的核威胁，那段时期的生活相对幸福、无忧无虑，这是当时大家的共识，至今这一看法也不曾改变。那么究竟为什么要革命？

我的朋友吉·贝希德勒是哲学家，后来改行研究历史，我常与他讨论革命一事，而他对此颇有疑虑。他告诉我，革命不会凭空发生。通常先由缓慢的群众运动推动社会变革，而革命只是最后的高峰时刻。我俩同为三十七岁，所以都自觉是夹在两个时代之间的人。我们都已结婚生子，虽说还不至于顽固不化，但内心深处并未真正被大学生的狂热所触动——贝希德勒比我更甚。我们经历过“二战”和战后的和平，先是食品配给、艰难地清理欧洲的废墟，后来又“卷起袖子”搞重建。到现在，殖民地战争渐渐被淡忘，共产党的红星也似乎比十年前略微黯淡，一切仿佛终于重回轨道，谁知却又掀起了这么一场棘手的暴力抗议。

年轻人把我们从深夜的沉睡中用力摇醒，他们骄傲地宣布自己的“欲望”，高喊着要我们睁开眼睛。别再睡了！你们陷进了沼泽里，人家在操控你们、催眠你们，快醒醒吧！

春季的天空电闪雷鸣，冰雹铺天盖地砸向拉丁区，而这一切都被作为证据摆在我们面前，就好像一切自由人的幸福就在眼前，任我们采撷。难道你们没看见发生了什么吗？这清新的怒火，你们没觉得它是好事吗？

可我们要怎样睁眼呢？再说睁开眼又能看见什么？他们描绘的空想在我们看来依然模糊不清。它的脑袋在哪儿？尾巴在哪儿？难道要人钻进看不到头的地道，跳进望不见底的深井吗？革命的想法在我们看来荒唐可笑，令人厌恶，它抄袭自碾压东欧的那些政权——1956年秋天炮轰布达佩斯的苏联坦克仍然历历在目。对乌托邦我们抱着些许感伤的同情、些许文学性的兴趣，但我们心目中的乌托邦不可能升上飘扬着红色旗帜的旗杆。若没有更好的选择，我觉得它更该伴随黑旗出现——在游行的队伍里被零星挥舞，要不就插在无政府主义者的窗口。

可是除了在梦里，人们怎么可能期待无政府主义呢？激进地去除一切权力吗？更重要的是，无政府主义要如何组织？

几天之内，在索邦的陋室中，在巴黎的不少地方，人们组成各种“活动小组”。年轻的空想家热血沸腾，没日没夜地工作：托洛茨基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境遇主义者，还有其他许多不同类型的主义。为了简便，大家就把他们统称为“左派”。然而他们发表的文字却让我们看不下去：十足孩子气，而且僵化到可笑的地步。塞满响亮的口号，充斥着似是而非的现代性分析和艰涩的行话，再过十年、十五年，准能入围人类愚行选。

我和贝希德勒已经太老了，欣赏不来这份没洗干净的沙拉。我们咽不下去。

那该怎么办呢？这片混沌中哪里能找到方向？这片喧嚣中哪里能找到清醒的声音？

布努埃尔的眼泪

“不许禁止！”

路易斯·布努埃尔一两周前抵达巴黎，来做《银河》拍摄前的准备。然而在全面大罢工的国家自然是没法拍电影的，大部分影片的拍摄都中止了。我的戏已经被工作室剧院的经理安德烈·巴赫萨克接受，就在街垒竖起之前我们还读过一次剧本，但它也一样没法上演。

我们还有未来可言吗？谁能说得准呢？本来德尔菲娜·塞里格答应担任我的女主角，我几乎每天都跟她碰面，然而此刻她完全陷入五月风暴的激情中。她坚信必须行动起来，于是参加了一次接一次的游行、一场接一场的聚会。只一件事她拿不定主意：她有好几辆汽车，该开哪一辆去雷诺总部比杨古与工人会面呢？这间工厂里跳动着法国工人的心脏，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争取过来。

德尔菲娜忘记了自己是演员，她蜕变成女战士，再也不跟我谈《备忘录》了。而我呢，我步了她的后尘，自己也放弃了，只偶尔才想起这出戏。

有时我会跟布努埃尔去圣米歇尔大道和拉丁区的街道，一般是上午八九点。头天晚上的催泪瓦斯还没散尽，刺得我们直流泪。墙上满是口号和宣言。其中一些可真美，比方说在贝尔列特（Berliet）卡车公司（也在罢工），有人改变字母顺序，把Berliet变成了“自由”（Liberté）。布努埃尔发现墙上全是他年轻时见过的超现实主义句子，不禁目瞪口呆：“改变生活”，“让想象力掌权”，“不许禁止”。还有一处，有人只写了一个词，全用大写字母，我们在它面前站了至少十分钟：“快”。

在索邦大学礼拜堂的墙上，布努埃尔竟发现了这么一句话：“打倒拿撒勒的癞蛤蟆！”据他看，这句渎神的咒骂配得上阿尔托或本杰明·佩雷的水准。

还是在索邦，一个问题：“教堂阴影之下，何来自由思考？”

事实上，最初的惊讶消散后，布努埃尔略显茫然。有时他甚至有些生气，仿佛重现街头的超现实主义是在篡位夺权，而且偏离了正轨。我认识过去参加超现实主义团体的老成员，他们显然都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煽风点火的寻衅之举，那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时的他们正好与如今这些投掷铺路石的学生一般年纪。他们耳畔还回荡着安德烈·布勒东的声音——布勒东才去世没多久——他宣称最直白的超现实主义姿态就是走到大街上，掏出手枪，朝人群任意射击。

直到今天依然有人思考：超现实主义是否是恐怖主义之父？虽说恐怖主义在超现实主义之前业已存在，而超现实主义者的确曾高声表达过对恐怖主义的向往之情。

1968年5月，学生竖起街垒，活动小组不时在文章中呼唤谋杀，街道被开膛破肚，橱窗被砸碎，圣米歇尔大道上的大树被砍倒。而后不到一年，德国和意大利就出现了盲目的恐怖主义，而那是彻底的消极破坏，是随意地在人群中出击，杀人。目睹以上这一切，超现实主义团体的幸存者发现了横亘在言语和行为之间的巨大鸿沟。他们年轻时代那些煽动性的话语，现在看来仿佛是祸害，仿佛是他们的内心在偷偷呼唤毁灭的力量。如今他们年事已高，这些力量便令他们心生恐惧。

他们并不改变自己的看法，只是一直惶恐着，被悲伤或沉默攥在手里。几年前布努埃尔遇见布勒东，后者突然哭起来。那是真正的眼泪，超现实主义教皇的眼泪。路易斯问他：“你为什么哭呢？”布勒东回答道：“因为如今是再也没法惊世骇俗了。”

他想说的大概是这个意思：用话语惊世骇俗，且单单只用话语，迫使我们身上所有呆板迟钝、迂阔陈腐的东西走出藏身的树林。凭借理念，但只凭理念，从文字到行动。

米洛斯的惊愕

至于米洛斯，他完全无法理解令我们激动的政治和文化乱局。他不停地对我说：“你们费了那么大劲儿才打败红色旗帜，为什么又费那么大劲儿要把它升起来？”杜布切克刚刚当选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书记，上任后这几个月似乎在推动国家脱离苏联的掌控，不过是采取温和的方式，人们称之为“布拉格之春”。捷克青年一心指望压迫自己二十多年的大木屋终将倾塌，而法国竟任由自己为了这个大木屋而飘飘然——正因为这状态暧昧不明，所以才分外危险。

我与米洛斯和伊凡·帕瑟再会——伊凡也是捷克电影人，与米洛斯一同写剧本，他导演的电影《幽明》我们简直烂熟于心。有一天我见他俩跟瓦迪姆在一起。瓦迪姆是碧姬·芭铎的前夫，整个人光芒四射，脖子上一条爱马仕围巾，跑车停在街角，活脱脱西方式幸福的代言人。米洛斯和伊凡两人身穿紧巴巴的捷克小西装，眼睛紧盯着瓦迪姆。后者一脸严肃、自信满满地对他们说：“很显然，我们想要的首先是共产主义降临。”

他俩不明白，完全不明白。第一批路障竖起前，米洛斯的电影《消防员舞会》正好开始在圣日耳曼的电影院上映。两天后，电影院也和其他许多场所一样关门大吉。有天夜里，我和贝希德勒经过圣日耳曼德佩，正在躲避警察扔出的催泪弹，就看见电影院门口的人行道上有人点燃了一堆木头。在那个五月的夜晚，电影里的消防员和电影外的消防员都没来灭火。

很长一段时间里，米洛斯意志消沉，少言寡语。他并不说什么，只带着沉重和惊奇的神情望着我们。我记得他有一次少见地开口说了一句：“你们就等着看革命的结果吧：艺术家全部关进监狱，知识分子通通变成泥瓦匠。”

纽约的年轻朋友现在显得那样遥远，几乎不大真实，正如《银河》中的异端分子。这部电影的剧本被我们搁在一旁，现在也没心思继续搞下去。身处这样的狂风暴雨中，谁还能安静地构想文学？克劳德·贝里和让-皮埃尔·拉桑仿佛依然相信这部电影能成，多半是不想害我们泄气吧，可事实上他们和其他人是一样的。

我们都被漩涡裹挟，眼看它每天变幻出一种出人意表的颜色，完全无暇想象自己将来会怎样。这一切要把我们带往哪里？若法国毁灭，明天我们要靠什么生活？

迷茫的当权者

里昂大学教室中的涂鸦。

骚乱爆发时来势汹汹，政府猝不及防。时任总理乔治·蓬皮杜竟用“鸡犬不宁”这么个字眼来形容局势，并说这是戴高乐的原话。

我和我的大部分朋友看法一致（我们既非学生也非政府部长）：这类言语上的过失冒犯了整个国家的年轻人，正好说明政府经常被恐惧征服，总害怕在全体国民中存在一个危险的下等阶层、一个“流氓无产阶级”，总想象对方一心要像污水管口的那滴脏水一样从暗处涌出来毁灭一切。

共和国总统戴高乐对这次的学生运动毫无准备，而且学生又不像在阿尔及利亚叛乱的那几个老将军，没法直接镇压。他总是找不准反击学生时的合适腔调，每次讲话都显得虚假，最后变成了扇在自己脸上的响亮耳光。

游行的人高喊：“十年，够了！”他一下子变成了蛮不讲理又虚弱无能的“愚比老爹”（le Père Ubu），在各种讽刺漫画里丑态百出。有一次他秘密乘直升机离开巴黎，事先没有公开目的地，有些人就认定他是去找卜者用纸牌算命。也有人说他是去召集军队准备进攻索邦，还有人说他准备朝巴黎扔原子弹。

更离奇的大概是下面这种说法：我在街上遇见一个人，他跟我保证说戴高乐是去见自行车冠军雅克·安克蒂尔了。戴高乐去索要对方私人按摩师的地址，因为第二天他要发表演讲，希望拿出上佳状态。

我们就是到了这地步，想象力已经登峰造极。如今我们知道他是去找马叙将军，希望对方就军队的精神状态给予些许保证——戴高乐军人出身，这种反应实属寻常。或许他甚至考虑过要对学生动武，就像人们煞有介事所说的那样；也可能正相反，或许他正如另一些人的说法是想放弃公职。反正无论持哪种说法的人都自称消息来源绝对可靠。然而无论别人怎么说，他最终还是回到巴黎，留在了巴黎。

我仍旧每天睡四五个钟头，从索邦的圆形大剧场跑到奥德翁，又从奥德翁跑到桑榭街，参加各种游行、集会、会议。每一天都好像太过短暂又太过紧凑。到处都在罢工，人们完全无法从广播、电视和报纸上得到可靠消息，这便为流言蜚语大开方便之门。曾经的一切恐惧都溜进今天的巴黎。

有人看见了这样，有人又说了那样。有些人报告说索邦被埋了炸药，有一天会引爆。另一些人从空气中嗅出毒素的味道，宣布霍乱即将暴发。还有些人想起苏联的坦克可以从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出发，离斯特拉斯堡不过五百公里，只等一声令下就能发动攻击。在乌托邦的历史长河中，六八年五月也是发明各种古怪威胁的高峰。

在索邦，一个活跃的小组给自己取名“加丹加人”，以此向非洲的起义者致敬。然后就有热心人煞有介事道：“全是扛着轻机枪的黑人！浑身缠满了弹药袋！我亲眼瞧见的！”

在墙上，标语取代了宣言和谚语。一面墙说：“文化是颠倒的生活。”另一面说：“将欲望当作现实。”还有更绝的：“做人要现实，追求不可能。”——真是实打实的乌托邦思维。有人甚至写下：“闪开吧，物。”这是在对“物本主义”宣战。

在索邦的圆形大剧场能听到让-保罗·萨特和让·热内讲话，也能听到歌手让·费拉和体育评论员罗杰·库德克发言。各式头脑齐声演奏，真是闻所未闻。

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同时与警方的冲突愈演愈烈，并于24日晚达到顶点，就连环卫工人和足球运动员也罢工了！在法国足协的外墙上有条标语，实在令我们忍俊不禁：“足球属于球员！”

可以这么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六八年五月是倒退和屈服的行动，业已过时的东西暂时复活，已经受了致命伤的“社会主义革命”最后一次参加假面舞会，在临终的抽搐中浑然忘我。这种意见并非没有道理，托多洛夫就这么想。

这是事实，至少是部分的事实：因为在“消费社会”之下掩盖着“资本主义”几个字，于是投掷铺路石的学生就稀里糊涂地聚集到了红色旗帜周围，而这旗帜原本是他们不时咒骂的。到处有人玩弄手段，随处可见矛盾和死胡同。类似的，在兴盛的超现实主义底下或许隐藏着最阉割个人意志、最令人窒息的极权主义——在生机勃勃的言辞下是死气沉沉的旧理念。而那些大声疾呼的人，无论普通学生还是让-保罗·萨特，似乎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在漩涡中仍然存在这么一条清晰的线。时隐时现。

托多洛夫还说过，高等学院中“庸俗泛滥”，他指的是快餐式的思想和不可避免的陈词滥调，而且人们必须屈从于此。正如足球要留给球员，思想也要留给思想家，但仅仅限于当下的思想家，自封的思想家。这些人对最流行的术语熟稔于心，并宣布只有自己才有思想的权利。

与此同时，游戏也随处可见。

有些人用了“心理剧”一词，的确如此：人们常在扮演这样那样的角色，而且并不缺少戏剧性。丹尼尔·孔-邦狄被剥夺居留权，驱逐出法国，结果他把头发染黑又回来了。雅克·希拉克受命与全国总工会的共产党人秘密接触，他在第九区的昂维尔广场与对方碰头，然后被人家塞进汽车，像连续剧里的间谍一样被蒙住眼睛。甚至有人说他在自己公文包里带了枪。

这是出百万演员齐上阵的巴黎喜剧，不过仍然有些人维持着体面。有天晚上我又和吉·贝希德勒一道前往拉丁区，走到一处街垒前被警察拦下。我留了黑胡子，穿牛仔裤，衬衣敞开，于是被搜了身，还被要求出示证件。

贝希德勒跟我一般岁数，但他穿灰西装打领带，警察就放他通过，不但没找麻烦，连一句盘问也没有。有个警察竟还冲他敬军礼——后来他说，那是他这辈子经历的唯一一次。

我跟西班牙诗人、随笔作家何塞·波尔加明相熟，此人洞察入微，言辞犀利，我译过他的一本书。当时他正好在巴黎。时任文化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是他的朋友，有一天邀他共进午餐。吃完饭后马尔罗问波尔加明要不要送他去什么地方，因为马尔罗有公派的专车。“我去众议院，”车开过协和大桥时马尔罗说，“车可以留给你接着用。你去哪儿？”波尔加明回答说自己准备去索邦大学听持续不断的辩论。马尔罗叹口气道：“啊，明白了。你去寻找非理性，我去寻找非现实。”

在那届当不了政的政府里的确存在着非现实——同时也有非理性，有时富于诗意，但总是缺乏连续性，总以狂乱的讨论去反对一切声音，乃至荒唐可笑的地步。所谓的六八年五月只持续了不到三周，却让人体验到自己内在的生命激情是多么复杂。这些力量简直令人头晕目眩，而且无法被消减成这样或那样的单一模式。乌托邦需要相信世界可以很简单，需要相信构成我们的物质不会反抗、反而可以随意塑造。然而每当乌托邦运动兴起，它总会撞上隐藏在人类内心的恐惧，最后人们便止步不前，陷入瘫痪——有时激情和恐惧会在同一个人身上显现。事实证明，我们原本就是由阻碍构成的。

这场运动似乎完全是自发的，却将世界上最自信的警察力量打了个措手不及，几天之内便暴露出我们的体制多么脆弱。法国似乎在自由下落，但却没有一只手可以接住它。整个国家坠入虚空。

自“事件”发生以来（“事件”是政府的委婉说法），学生和工人之间就因一种无望沟通的误解而相互对抗。双方都想联合，却总也无法达成。

学生的欲望燃烧着夜晚，这些欲望源自年轻人的空想，仿佛是普遍性的，过于放肆，自相矛盾；而工人的诉求却精确而苛刻，二者的强烈程度正好相当。在当时——以及现在——分析家们都在疑惑：当时的法国共产党果真是坚定的革命派吗？它的追求是否真如创立时所宣称的那样，是推翻我们所知的资本主义民主，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呢？想来法共领导人之间必然有过不少争论，想来巴黎和莫斯科之间必定以绝密的方式通过许多电话。有一点毋庸置疑：自事件开始到结束，共产党和全国总工会至少在口头上一直这样威胁，搅得法国的有产者每天晚上瑟瑟发抖。

这就是游戏。必须坚称推翻政府完全可能，甚至指日可待，借此迫使共和国政府修改法律，改善劳动条件。而这种改善隐含着一层意思，即我们准备保留现行体制，甚至还可能将它变得更精致些，只不过这层意思并不直接说出来。

这就是误会所在，它一直在灰烬下燃烧着。工人的领袖有时会假装自己理解学生及其追随者的呼声，事实上他们只是勉强忍受这片喧嚷。前往雷诺工厂演讲的知识分子有时并不受工人欢迎。恰恰相反。人家建议他们“少管闲事”，有时工人的话比这还尖刻。“要是搞砸了，”一个工人对一个学生说，“你，你总可以回去蹭爸爸的饭吃。我咋办？”

乌托邦太含混、太晦涩、太耀眼，而劳动者追求的是具体的目标。他们冲戴高乐喊的是“坏蛋，我们要吃饭钱”，拉丁区的某些标语却要求从地球上赶走金钱，这跟工人的需求正好相反。

一条著名的标语是“不许禁止”。可不许禁止什么呢？难道也不许禁止战争和奴役，不许禁止人类关系中的残忍、强暴、谋杀以及持续的苦难吗？

禁止驱逐的这片区域应该从哪里开始？仔细一看，这片区域仅限于个人欲望和不受拘束的言论自由，与确实需要禁止的疆域相比，它实在小得可怜。然而乌托邦就是要相信乌托邦，相信人类“天性”中的善意，相信我们能取得无限的好成就。其实十九世纪的职业乌托邦主义者从来明白得很：在他们的体系中，禁止是至高无上的。在所有纸上谈兵的体系中，最严厉禁止的正好就是独行侠、不肯服从权威的人和无视共同法则的人。

我记得在沙普塔街的剧场里有个特别活跃的“工作小组”。每个人都热爱自我表达，人人高谈阔论。他们总在提出动议，呼吁民众，他们的目标是为所有人而演，让所有人参与。和别的地方一样，这里也是在闹革命。

工作组突然听说里昂站附近有一场自发的群众游行，于是赶忙派代表团去与游行的同志签订协议，虽然他们对对方几乎毫无了解。

两三个钟头之后，派去的人回来了，模样很有些狼狈。

“如何？”大家问，“见到他们了吗？”

“见了。”

“然后呢？你们有什么决定？”

“什么也没有。我们打起来了。”

为黑旗干杯

1968年5月30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发表演讲。

有天傍晚，我在吉·贝希德勒家，忽听收音机里有个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人讲话（我简直想用“供认”这个词），说自己已经接受政府的邀请，准备就改善工人待遇问题与政府商谈。此人的措辞极尽迂回婉转，在这类情况下必然如此。

贝希德勒立刻起身去开了一瓶上好的波尔多葡萄酒，我俩静静喝着，心里有些感伤。我俩都听懂了收音机上这则简短的声明：“革命”结束了。虽说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如何，但我们想向这三周的魔法、三周的起义致敬。今生至少有一次，我们在几扇窗口看见了黑旗。

我们想得没错。商谈最后被载入史册，双方签订了所谓的“格内尔”协议。几天之后，左、右两派的政客仍旧茫然无措，举棋不定，拿不准该跳上这辆车还是该等下一辆。然而这时候戴高乐恢复了镇定，找回了口才，他自信满满地表示相信共产党和全国总工会不会动员自己的成员发动革命，他又呼吁五月的不安大众——所有心怀恐惧、至今不敢说话的人，那些开始被称作“沉默的大多数”的人——呼吁他们举行一次大游行，从协和广场走到凯旋门，以此声援政府。

据说到了那天约定的时间，戴高乐在爱丽舍宫的办公室等待结果，他也不知道这些素未谋面的人是否会响应号召聚集到自己的麾下。从附近的协和广场以及香榭丽舍大道上，人群的声音一点点传到他耳朵里，让他平静下来。约有三万人聚集到一起，一路走到无名战士墓，在那里高唱《马赛曲》。安德烈·马尔罗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也在游行的人群中。

几个钟头之内，一个月就结束了。

历史的进程变幻莫测，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有些力量长期蛰伏，大家还以为它已经灰飞烟灭，却冷不丁地迅速展现，政权也无法控制它，甚至根本没法预见。据米什莱讲，热月九日处死罗伯斯庇尔那天是个明丽的夏日，一大早，全巴黎的女人集体穿上了新样式的衣服。过去的一年多里，她们受那位讲道德的独裁者、那位“不可腐蚀者”掌控，只穿高领长裙，纽扣一路扣到下巴。等头天晚上听说了他被逮捕、被判死刑的消息，女人们就整晚不睡裁衣服，次日早晨个个容光焕发、袒胸露肩，督政府时期“时髦女”那种轻佻的式样正是由此而来。她们站在路旁，手捧鲜花，耳朵上夹着樱桃，兴高采烈地向经过的死囚们挥手招呼。

罗伯斯庇尔头天晚上被手枪击中下颌，脖子上缠着厚厚的绷带。载着他走向死亡的大车从圣奥诺雷街经过，他自己的公寓也在这里。此时他仍有几分钟好活，却看见后罗伯斯庇尔主义已经在这条街的阳台上安营扎寨了。

1968年的5月30日也是一样的——方方面面都一模一样。走上香榭丽舍大道的那些人为三个月之后做了准备：他们令法国右派政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并掌权十二年多。表面上看，造反的人输掉了这场战斗，但实际上种子已经播撒。未来的几十年，这些种子会在回归正轨的表象底下慢慢发芽。

四十八小时之内一切都安排好了。反五月游行的第二天，加油泵里奇迹般地又有了油，跟其他国家一模一样；小汽车、卡车、火车和飞机也重新开动起来。所谓的“法国外省”实际上是极肤浅、极短视的，现在外省人长出一口气，确认了自己有权消费个够，有权继续大张旗鼓地毁灭地球。接下来的许多年里这些人都不必克制自己，哪管石油危机仍在继续，哪管与第三世界的冲突愈演愈烈——这些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西方一贯的征服、逐利行为，不过倒不一定总是朝着好的方向改变。

拉丁区带着难受的宿醉醒来。学生大声指责工会领袖背叛，而后者只管宣布胜利成果，对学生的指责不予回应。裂痕出现了。后来成为左派领导者的那些人或多或少都与六八年五月的索邦有联系，所以今天人们会说这道裂痕是很严重的。自诩革命者的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感到失望，他们就此转身，立场变得强硬。简而言之，在这著名的三周结束后，法国左派对“人民”说了永别。后来的某一天，人民会提醒他们这一点。

这一解释大概太简单化了，但它部分接近了隐藏很深的真相。

也出现了几处动荡，也有些人不肯罢休，继续发出愤怒的呼声。然后骚动平息，这些人失去了一切倚仗，筋疲力尽。大家竟还参加了学年末的考试，接着就放暑假了。

不多久街垒便被拆除。大多数地方都没有重新铺上石块，而是选择了沥青。长远看来，应该说公共事业部学会了如何应对暴动，学会了如何借剥夺投掷物的方式阻挠对手。

奥德翁广场重新升起三色旗，有一小群人在现场鼓掌。

法兰西重回工作岗位，弥补三周的损失。资方已经组织起来，开始消化“格内尔”协议。商店再次拉开卷帘门，航班起飞，电视上又出现了各色节目——虽说有些人脸上仍带着苦笑。每个人都在努力，想尽快忘记吉·贝阿在歌里所唱的“大骚乱”。恐惧再次战胜欲望，对秩序的爱好战胜了冒险。人们好像在自问：咱们到底怎么啦？怎么跟得了失心疯似的？难道还想摘月亮不成？

在外国也发生了学生运动，德国尤为激烈，各处的运动都令喜好安宁的人心惊肉跳。现在巴黎回归平静和理性，各位“观察者”自然表示欢迎。人们称赞戴高乐雄才大略、处变不惊——虽说在不止十五天里他彻底失败，而且因为此事元气大伤，不到一年之后就放弃权力，又过了不久便去世了。

在欧洲各处，喜好安宁的人都放了心，这些人是着实紧张了一阵的。当时的巴黎仍是座极其敏感的城市（如今是迟钝多了），它不肯屈服于传统，有时甚至富于远见，而那些人畏惧巴黎突然迸发的熊熊烈火，生怕大火会像1848年那样蔓延到其他城市、其他国家。

我们都知道事情并未如此发展。这样停下是好事吗？或者当时的空想真有实现的可能？这些我们无从知道。巴黎的乌托邦迷失在行动和理论里，从未让人看见自己想要的世界究竟是何等模样。它几乎是自己窒息了自己。没有出现殉道者，国家甚至没有太明确地要求武力镇压。

国民中的一部分人受够了这场庆典，他们看不出魅力何在，也并不欣赏节日的焰火，于是让那些不安分的家伙闭上了嘴巴。别再做梦了，大家都闭嘴吧。“革命”一词再次回归本意：循环往复。大家都觉得动静闹得好大，却没干出什么事。

别了，焰火。

在五月的最后几天我感到些许悲伤，每次火焰熄灭时我都会这样。我重读了巴枯宁和蒲鲁东的文字，我不断念叨莎士比亚的句子（“反抗是疯狗的狂吠”）。我自己也重新开始循规蹈矩，再次回归日常生活。我睡了，因为我累了。

（选自《乌托邦年代》，

让-克劳德·卡里耶尔著，

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