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回权利运动中，四川一直平平淡淡的，但是在反对清政府卖国的铁路国有政策中，四川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进而发展成为了全民性的武装起义。为武昌起义奠定了基础，也可以说辛亥革命从这里开始的！

四川，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地势险要。英、法、德、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一直对四川省的铁路虎视眈眈。在1903年7月，新任四川总督锡良上了一个“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的折子。在锡良上任之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争相“借款造路”，锡良面对列强的争夺，担心自己的前程，于是提出“非速筹自办铁路不可”的主张。

这个奏折外务部同意，但是商部还没建立，要等到商部成立后，再由商部大臣定制章程，然后再进行招商办理。然而四川这个地方刚经过义和团运动，“民情骚动，士习浮嚣”，如果路权在被帝国主义抢走，可能会激起人们反对，再生出事端。在9月，商部成立后颁布了《铁路简明章程》，锡良在1904年1月根据章程集股建立了川汉铁路公司，布政使冯煦为督办。

计划中的川汉铁路，从成都开始，经过重庆、万县到湖北宜昌，在过当阳、荆门、襄阳，在广水和京汉铁路相接。但是因为器械跟材料运输困难，从宜昌到成都的三千多里铁路要花费五千万两！而四川全省收入不过一千六七，又是灾荒的年间，实在拿不出这么多的银子。

为了筹集这些经费，锡良按租抽股，又制定了“认购之股”、“官本之股”和“公利之股”，在鸦片商行中征收“土药股”，在盐茶商中征收“盐茶股”！虽然川汉铁路公司的资金来自各种渠道，但是公司的大权由官方把持。于是士绅们就提出“路属民办，则事应绅管”。锡良为了缓和这种矛盾，在1905年7月，撤去了原来的督办，改为官总办和绅总办“官绅均权合议”共同管理的办法！

虽然官绅共同管理，但是仍然混乱不堪。1906年5月，已有五百多万资金，但是月底结账只有一百四十多万。近四百万的资金被贪污浪费了。

四川人民本来就饱受压迫和剥削，在“兴学”、“练兵”、“筹赔款”等名义下又负担着各种摊派，这又加上“租股”，破产者“不知凡几”！在这种剥削下，四川人民只想能够把铁路修起来。然而汉川铁路公司成立好几年，“辟利源”、“保主权”仍旧只是一个画饼！

在这种情况下，呼吁"商办“的声音越来越高了。1906年，四川留日学生在东京发布了《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提出铁路公司应为“商办之公司”。同时，还出现了《建设川汉铁道商办公司劝告书》，充分表明四川人民痛恨官办，渴望商办的心情。锡良在1907年，3月上奏把川汉铁路公司改为“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撤销了官总办，但是这个公司仍旧是“商办”的形势，“官办”的作用。以商办的名义，没商办的事实。

知道锡良离开四川， 赵尔巽继任四川总督。赵尔巽到任后，在1908年11月任命詹天佑为川省川汉铁路宜万段总工程师。1909年，勘定路线，12月举行开工典礼。川汉铁路从成立到现在才开始破土动工，这时川汉铁路公司已经成立6年了！

随着公司向商办转变，立宪分子又开始谋划夺取公司的领导权。他们一边争夺铁路商办，一边要求实行立宪。在谘议局第一次会议闭幕后，在11月26日又召开了川汉铁路第一次股东大会。在这次大会上，组成了一立宪派为首的董事局。在第二次股东大会后，商办川汉铁路的领导权落在了立宪派手中。

在立宪派的把持下，商办川汉铁路公司的腐败问题依然严重，从詹天佑勘定的宜昌到秭归段三百里线路，直到清政府“收归国有”令之前，仅仅完成了三十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