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经邦，人才为急。提及汉武盛世，人们的脑海中马上会浮现出董仲叔、桑弘羊、卫青、东方朔、司马相如等等诸多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他们灿若星辰，不仅照亮了历史长空，而且将大汉王朝推向了鼎盛。那么，汉武帝时期人才辈出的原因何在？汉武帝作为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他在选人用人方面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汉武帝

一是完善察举，遴选人才。察举是汉朝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设计，也就是由地方官员在辖区内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合格后任命官职。这一制度源自文帝，到武帝时达到完备，不仅科目设置更加科学合理，而且选才标准、考试方法等更加明确，最为重要的是形成了“推举人才受赏、压制人才受罚、举荐不力治罪”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选人用人机制。地方士人只要有真才实学，有一定的社会威望，或有值得称颂的德行，就有可能成为察举对象。察举制度的推行，使大批德才兼备的下层人士得以通过考试进入朝堂。

影视中汉武帝与卫皇后

御史大夫儿宽，就是通过察举被选拔入仕的众多官员中的一个。儿宽，又称倪宽，少时家贫，上不起学，他就乘在郡国学校伙房帮工之机认真学习，每当下地干活的时候，他总是“带经而锄”。由于他勤学好问，得到了西汉著名学者欧阳生的身传亲授。后来又受业于孔子后裔、西汉经学博士孔安国，所以在经学特别是《尚书》研究方面造诣很深，被当时的郡国选为博士。

倪宽

后来，倪宽通过答辩考试，做了礼乐制度的“掌故”；不久，补为“廷尉文学卒史”；后因奏章写得好，被汉武帝发现，公元前113年倪宽迁升为“左内史”，相当于后来的京兆尹，负责治理关中地区的民政。倪宽在任期间，以儒家道德教化民众，采取措施奖农业、缓刑罚，清理狱讼，体察民情，深得民众拥戴。后又因修筑“六辅渠”，使关中地区农业丰收，经济繁荣，且赋税任务完成得最快最好，愈加受汉武帝器重，公元前110年，被封为御史大夫。

倪宽

二是北阙上书，选拔人才。除了实行察举制，最大限度地选拔人才之外，求贤若渴的汉武帝为了不遗漏贤才，还允许有才能的人毛遂自荐，也就是通过上书向朝廷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管出身好坏、地位高下，只要确有才能，就会得到重用。由于朝廷是在宫殿北边的门楼上接受上书，所以这种选才方式，被称为“北阙上书”。汉武帝对北阙上书非常重视，常常亲自阅读，亲自选拔。

汉武帝

东方朔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被选拔上来的。东方朔，本姓张，字曼倩，西汉平原郡厌次县人，西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汉武帝即位初年，征召天下贤良方正和有文学才能的人，各地士人、儒生纷纷上书应聘。东方朔则洋洋洒洒写了三千简，这些竹简要两个人才扛得起，武帝花了二个月时间才读完。在自荐书中，东方朔说自己从小失去父母，靠兄嫂扶养成人。十三岁开始读书，十五岁学习击剑，十六岁学《诗》、《书》，十九岁学兵法和做战，现在二十二岁，身高九尺三寸，勇敢像孟责，敏捷像庆忌，廉俭像鲍叔，信义像尾生。还说像他那样的人，应该能够做天子的大臣！

东方朔

武帝读后认为他气概不凡，便命他在公车署中等待召见。为了尽快见到皇帝，东方朔故意吓唬给武帝养马的几个侏儒，说他们既不能种田，又不能打仗，对国家毫无益处，故皇帝打算杀掉他们。侏儒们听后大为惶恐，哭着向武帝求饶。武帝问明原委，即召来东方朔责问。东方朔终于得见皇帝，说：“侏儒身高三尺，我身高九尺，然而我与侏儒所赚奉禄却一样多，总不能撑死他们而饿死小臣吧！圣上如果不愿意重用我，就干脆放我回家，我不愿再白白耗费京城的粮食。”汉武帝听后捧腹大笑，于是命他在金马门待诏。因东方朔性格诙谐、言词敏捷、滑稽多智，被诏拜为郎，后又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

东方朔与元宵姑娘

三是定期征召，礼遇人才。汉武帝在完善察举制的同时，还建立了征召制。也就是由皇帝直接下诏，不通过推荐试用而直接授予官职的选官方式，也叫特诏或特征。仅班固《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就曾于元光元年和元封五年两次颁布求贤诏，征召社会贤达、隐居高士和名流学者。西汉名相公孙弘就先后二次被国人推荐，征为博士。

汉武帝

公孙弘，字季，齐地菑川人。汉武帝建元元年十月，武帝下诏要求朝堂及郡国二千石以上官员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时年六十岁的公孙弘以“贤良”之名被菑川国推介至朝堂。公孙弘来到长安后，遇到同被举荐，以研究《诗》而闻名的辕固，辕固当时已经九十余岁。后来，武帝派遣公孙弘出使匈奴，因复命之言不合武帝的心意，武帝认为他没有才能。公孙弘因此称病回到家乡。元光五年八月的举贤诏下发之后，菑川国再次推荐公孙弘赴京，公孙弘推辞说：“我曾因无才而被罢官回家，大家还是推选别人吧！”但由于公孙弘学习《公羊》在郡国已小有名声，且又恭谨孝顺后母，故大家一致推举公孙弘，公孙弘只好再次入京。

公孙弘

武帝策问天人之道，公孙弘在对策中强调天子须身正，为百姓树立信义。并提出“凭才干任官职，不听无用的意见，不制造无用的器物，不夺民时妨碍民力，有德者进无德者退，有功者上无功者下，犯罪者受到相应惩罚，贤良者得到相应奖赏”八个方面的治理方法。又以和解释上古治世，言仁、义、礼、智为治国之道不可废弛。最后以应顺应天道作为对策结尾。太常认为公孙弘的对策平平，无甚新意，在上奏成绩时将公孙弘列为下等。武帝看后却将公孙弘之文提升为第一，并诏公孙弘入见，再次拜其为博士，令其在金马门待诏。十年之中，公孙弘平步青云，先后任左内史、御史大夫、丞相之职。元狩二年，公孙弘在相位逝世，谥号献侯，开创了西汉“以丞相褒侯”的先例。

公孙弘削竹简

除征召之外，汉武帝还多次派遣博士到各地寻访天下贤能，对于德高望重的鸿儒和有才能但不愿出仕之人，汉武帝则派礼官以隆重礼节迎接，恳请其入朝为官，他曾以“安车蒲轮”请出文学家枚乘、儒学大师申培等。

四是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事业兴衰关键在人。英明神武的汉武帝勇于打破封建专制体制下任人唯亲、论资排辈等用人陋习，始终坚持惟才是举的选人用人标准，并呈现出多元化的选官特点。比如，二千石以上官吏可通过任子制度使子孙当官；有钱人可通过“赀选”当官，如司马相如；先贤的后裔可以受照顾，如贾谊的两个儿子就被关照当了郡守。但汉武帝用人的最大特点还是惟才是举，量才用人，不拘一格。

主父偃

一是不会因言废人，只要有才华，像主父偃尽管所持政见不同，汉武帝照样求贤若渴。二是敢于破格提拔，比如音乐家李延年原本因犯法而受到腐刑，负责饲养宫中的狗，但因其擅长音律、能歌善舞，被汉武帝破格提拔为“协律都尉”。三是贤不避亲，卫青是皇后卫子夫的弟弟，霍去病又是卫青的外甥，且这两人的出身均不好，但因为能力强，汉武帝就委以重任，二人最终都成为西汉的有名上将。

卫青拜将

四是不论出身，皇后卫子夫原是平阳侯家的歌女；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儿宽以及严助、朱买臣等人都是从贫苦平民中选拔上来的；御史大夫张汤、杜周和廷尉赵禹则是从小吏中选拔出来的。五是不分民族，汉武帝还大胆任用能统兵打仗的越人、匈奴人为将军，比如金日磾（mì dī），本是一名匈奴俘虏，被俘后在宫中做养马的奴隶，最终竟然与霍光、上官桀一齐成为汉武帝的托孤重臣。

金日磾

六是特事特办，汉武帝初读《子虚赋》，就对司马相如极为倾慕，得见作者后，更是如获至宝，让他享受与自己同等的写作待遇。

有一次，汉武帝在郎署见一老翁，白发苍苍，步履蹒跚。觉得奇怪，因为一般郎官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于是就问他：“公何时为郎，为什么这么老呢？”答曰：“臣姓颜名驷，江都人也，以文帝时为郎。”上问曰：“何其老而不遇也？”驷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于郎署。”听颜驷这么一说，武帝深为震惊，这么一位三朝为官的老者，却因为碰不上皇帝所好，总也得不到提拔重用，干了大半辈子还是个郎官，这不是颜驷的过错。武帝考察了颜驷的才识，当即任命他为会稽都尉，“颜郎老”也因此成为生不逢时、老而不遇的代名词。

颜驷

五是兴办太学，培养人才。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在西汉早期，由于只有私家教学，没有政府设立的学校，士人的学识水平难免参差不齐，尽管当时黄老思想盛行，但私学所培养的人才不一定符合吏治的要求。所以，兴办官方学堂，把养士与选士结合起来，以提升并保证行政官员的整体素养，就显得重要且必需。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了西汉名儒董仲叔“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在都城长安设立了国家的最高学府——太学，也就是中国古代的国立大学。

董仲叔

太学中的老师是称博士，太学择师甚为严格，主要采用征拜、举荐的方式选拔，要求必须德才兼备，大多由名流充当。太学中的学生称博士弟子，主要由中央有关部门典选或地方郡县长官推荐。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有《诗》、《书》、《易》、《礼》、《春秋》等。

太学门

太学每年进行一次选拔考试，通“一艺”以上，可以任官；获得较高等级的能任“郎中”。如“一艺”也不通，则被打发回家，且推选人还要受罚。汉武帝还亲自策问，亲自选拔。这样严格、规范的教育制度，不仅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充实进各级官僚机构，满足国家选人用人的需求，而且营造了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氛围。为方便学习，汉武帝还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广开献书之路，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于是“书积如丘山”，多达33090卷，皇室和政府藏书空前丰富。

太学

在汉武帝先进、开明、公正、择优的选人用人政策指引下，各类人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曾国藩称之：“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班固则惊叹：“汉之得人，于此为盛！”也正因为有这些人才做支撑，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得以顺利实施，且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不仅使大汉王朝达到了鼎盛，而且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

汉军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