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唐德刚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向来被推为口述史学的典范之作。但李宗仁在回忆中刻意文过饰非，使此书之价值大打折扣。其中，又以李氏对抗战期间之不实描述为最甚。
抗战期间，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辖区包括安徽西部，湖北北部和河南南部，设长官部于老河口。李宗仁回忆说，“老河口和随、枣一带为鄂北最贫瘠之区”，那里“真所谓饿殍载道，人民连树皮草根都吃尽，甚至易子而食，言之悚然。”
李宗仁说百姓吃尽树皮草根，乃是事实，但却不说使百姓艰难至此者，正是第五战区的军纪败坏。据军法总监何成濬的日记，1942年时，“五战区范围内各县，去岁因早歉收，民食不足，军队复强派勒索，军政部驻鄂军粮局，又办事无方，滥发购粮凭证，致各军队借以任意搜刮，人民受害惨烈异常。”
第五战区下辖军队，“29军在襄阳、南漳到处抢粮，殴打区乡保长，并夺取省府所征实物，人民除纷纷逃避外，自继及饿死者，襄阳一地已查明54人。67军亦到该处夺取实物，地方秩序紊乱，荆门已缴军粮5500余大包，蓄藏悉尽，人民以麦苗树皮充饥。38师仍日挨乡搜刮，均、郧两县应缴军粮，早已超过定额，驻军复催逼不已，民食一升一合，俱被夺取。”军纪败坏若此，以致何成濬称他们是“土匪式之军队”、“祸国殃民之军队”。
何成濬日记中说的29军、67军，皆为川军，正是所谓的“杂牌部队”。李宗仁对第五战区的原川军等“杂牌部队”可谓礼遇有加，自谓“推心置腹”。但其所图，则只是让杂牌军为自己所用，以对抗中央；至于这些部队祸害地方，李宗仁则坐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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