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汉武大帝，就绕不开更迭过往的秦朝，两朝皇帝不仅均野心勃勃，在治国平天下之处也颇有相似。正如朝代记录里所记载到的“秦皇汉武”，奠基与发扬，灭亡与成就。但两者走向不同方向的关键点就在于是否在得当的时机采取了得当的举措。

秦始皇，在刚刚实现大一统之际，一味致力于填充野心，以武力四处征伐，扩充疆域，却不知所谓奠基，一旦有所动摇，就是二世灭亡的必然结局。与此相反，汉武帝之前已有非常丰盈的多方位基础。

史说文景两帝都是相对保守的皇帝，均采用休养生息的治国方式，一方面减轻百姓赋税，营造和平大国。但我更愿意将这种方式理解为顺势而为的明智之举。 开创多样化的选贤方式，重用贤臣。

汉武帝的成功不能仅仅归结于他个人的治国有方，更是朝代基奠的丰厚底蕴与民心所向。一切昌盛规划都建立在丰沛的国库与经济基础上。

没有第三代、第四代皇帝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也轮不到汉武帝在这里挺直腰板当大款，以充盈的经济实力大展宏图。乃至全国各地大肆修建学院，培养人才，成就汉武盛世。

再说所谓治国思想，自古儒家、道家、法家、佛家乃至大小学派林林总总顺势而起。可终归说来，制衡之法才是长久之道。对于领导人而言，无论哪个学派势头过旺终将会被合理压制，所谓百家齐放就是最和谐的共处之道。而以什么样的思想作为治国指导思想，那就与帝王的个人风格、崇尚风气息息相关了。

秦始皇暴虐，一场焚书坑儒以强制手段举国推行。而与此不同，儒家学派一向推崇仁爱，小到相处之道，兄敬子孝，乃至施行仁政，思想上的指导才是独一无二的治国良方。全国上下兴办学堂，培养选拔人才。施行“推恩令”。

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均分削势力，既保证各诸侯顺从于他，又保留威严。驱赶匈奴，主动出击，将匈奴远远赶进大漠深处，不敢进犯。

时至今日，我们仍自称汉人。离不开秦始皇的果断武力，和汉武帝仁爱的功劳。不仅是因为千年汉朝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力，更是“武力+思想”的双面管制。以武兴邦，以德说人，弘扬民族思想，加强民族凝聚力与自豪感。所谓变更的是时代，但流传的是融进骨血的不可侵犯与仁爱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