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二十四世纪，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在距今周至县城西南十五公里的秦岭北麓骆峪一代，草木丰茂、流水淙淙，有着极优越的人类生存条件。有一支先民在这里依山而居，刀耕火种打渔守猎。在以后漫长而艰辛的岁月里，这个民族不断发展壮大，子嗣与日俱增。狭小的骆峪可能提供的生活资料毕竟有限，于是从这个氏族析出的小氏族，不断地走出去，在方圆数十里的范围内去开垦新的土地，寻找新的生活空间。众星捧月，以都城骆峪为中心的一个较大部落开始形成。现今从镇丰、马营、青化等到八处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石斧、石刀等，莫不是这个部落成员从事生产活动的实物见证。

这个氏族部落以“骆”为自己的代号，名曰骆国。《诗·小雅·四牡》：“啴啴骆马。”《毛传》：“白马黑鬣曰骆。”鬣者，马颈长毛也；骆是阳刚强劲的象征，是一种尊贵而祥瑞的畜类。远古时期的氏族部落，大都以自己崇拜的动物作为本氏族的标志，如在《史记·五帝本记》中，轩辕黄帝又称有熊氏。他们在分别同炎帝和蚩尤作战时，曾经驱使过熊、罴、貔、貅、貙、虎六种野兽参加战斗。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认为，这实际是以野兽命名的六个氏族，反映了远古先民的图腾崇拜。《礼祀·明堂位》说：“夏后氏骆马黑鬣。”并有“乘戎车，登白骆”之说。这里的夏后氏，就是指出生于骆国，日后以治水而名扬天下的大禹。可见，骆国的居民奉骆为图腾，不但用骆作为自己的族号，把他们的居住地也称之为骆峪，其首领就是骆明。

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这里，我们又看到了骆的影子；而鲧又是禹之父，可见骆明是中华民族人文初祖黄帝的儿子。这显然与司马迁《史记》对黄帝子系的记述（黄帝有二十五子，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有异。但夏以前属于中国历史的传说时期，而并非信史；既是传说，就有可能流传多种版本。《山海经》也是一本对古代历史、地理、文化、民俗、神话等有参考价值的书，其说法也值得采信。一九五0年代末，因修建西骆峪水库而淹没于库底的多种古骆国遗存，如骆明王府、骆明庙，以及鲧庙、禹皇庙、禹穴等，也为《山海经》的记述提供了佐证。王国维在1925年发表的《古史新证》中说：“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中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中往往有事实之素地。”南宋罗汉专事记录上古传说的《路史》称：“鲧父之国，京兆宜寿县有骆峪，故周至也。”清乾隆《周至县志》说：“骆峪盖古骆国也。”民国《广曲两志》记载：“五帝时，鲧父骆明封于骆，为骆国。”《西安通览》说：“骆峪湖南有石墙断垣，相传大禹之祖父骆明氏之国。”现代史学认为，原始社会各部落首领、部落联盟酋长，都是经过民主推举的。而中国上古传说则把各氏族部落称“国”，把部落首领称伯、氏、君等；某人当了某部落的首领则称之为某人的封国，而授封人则是部落联盟大酋长——帝。传说黄帝在统一了黄河流域后，曾在其统治区域分封了七十多个封国；帝尧、帝舜也相继进行过分封活动。

根据古骆国《禹皇高碑》的诉说，禹受舜禅让称夏后，（夏代君主生前称后，死后称帝）也就是即天子位后，赫赫扬扬、衣锦还乡，追封他的祖父——骆国国君骆明为“骆明王”。夏、商、周三代惟最高统治者称王，所以说这是至高至殊的称誉。骆明据传在黄帝的儿子中排行第三，其事迹因年代的过分久远，各类史书都付之阙如，无从稽考。

古骆国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据《周至大事记》和一九九三年版《周至县志·大事系年》的记载，传说从公元前二十四世纪的尧舜时代到公元前一五六二年夏朝的灭亡，周至地一直属骆国，共八百余年的历史。其间，君主经过怎样的更替，先民们演绎过什么样的故事，都被时间的长河所淹没。而公元前二十四世纪之交，正是中国历史由蒙昧跨入文明门坎的时代，劳动、生息、繁衍在古骆国的居民，无疑是周至大地最早的居民；周至历史的源头、文明之光的点燃，就从这里开始，可惜一直未能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