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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时代，奴隶暴动与逃亡的日益增多，于是当时愚昧无知的统治者对于德治的要求也益感迫切。比如，晋叔向曾说:“为国有五种难处。有了奴隶而不待之以德，便是五种难处中的一种。”楚沈尹戍也说:“做国君的，对内要能节用，对外(指管理奴隶)便要能树德;这样，奴隶才能安于生产，才不致对国君有所仇视。”在这一前提下，所谓德的内涵也就愈趋于多样化，不独忠、信、卑、让属于德,就是元、亨、利、贞也在德的范围之内了。所谓“德”，本来只有正反面的区别，正面就是德，反面就是不德。可是发展至春秋时代，由于对“德”的重视，又将“德"作进一步的分析，又区别“德”有所谓好与坏了。好的，有所谓“吉德”、“明德”与“同德”;坏的，有所谓“凶德”、“昏德”与“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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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论怎样，虽说对“德”的加强，无知无识的统治者就是为了对奴隶们的优待和客气，不致激起奴隶们的反抗与逃跑，所谓“德不失民”，所谓“务德而安民”,所谓“君其务德，无患无人”，也就是这意思。就是不要对奴隶们过重剥削，使之能安于生产工作，这种方式注定是徒劳的。可是，从对诸德所下的定义来说，什么是“吉德”呢?“孝、敬、忠、信为吉德”;什么是“凶德”呢?“盗、贼、藏、奸为凶德”。从这两种“德”的定义来看，其一，把孝、敬、忠、信规定为吉德，就是要以孝敬来团结氏族，以忠信来巩固氏族的统治；其二，把盗、贼、藏，奸规定为凶德，就是要借反盗贼来反对当时新兴的势力，借反藏奸来反对新势力对旧势力的进攻企图。总之，不论怎样，其中心意思，就在于维护这族有的奴隶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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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德”和“高德”的意思也是一样:如果团结了氏族，集中了氏族的统治力量，这个就被认为是“同心同德”;反之，如果是分离了氏族，拆散了氏族的统治力量，这个就要被认为是“弃同(同属于姬姓氏族)即异，是谓离德”。可见这时加强“德”的作用，其意义和殷商西周时代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只不过是为了挽救这在崩溃途中的这族有的奴隶制国家的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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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殷商西周时代，正是这种古代制国家向上昂扬的时代;倡导“德”自有它的效用;但在这时，正是这古代制国家走向没落的时代，纵使把德的内涵规定得如何严密，是不是会有它的效用呢?这答复是否定的。当时的新兴势力，对于这所谓德治是早已不感兴趣， 早已知道这只不过是笼络他们的办法，笼络了他们，好来把他们纳入旧有的圈子,听受贵族们的剥削。他们怎么会再来当这傻子，受这样的笼络呢?他们现在所渴求的，第一就是推倒这氏族统治,这个一时无法做到;其次的办法，就是如何争取和贵族们平等的合法地位。子产和邓析就是走的这其次的一条路，所以他们创制刑书和竹刑。

古代制国家的德治能奏效吗？由是而知，别拿德治把别人当傻子！此时的德治只是笼络，是一条死胡同，向正确的法治道路上走才是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