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报》第110期 学术月刊

在邺城地区出土的北朝造像中，基座上的中央浮雕器物及其多变的组合雕刻极为精美，在北朝后期的中原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现已出土的大批北朝造像像座或石窟佛像基座的中央部分出现了类似于香炉的器物，学界大多将之称为博山炉。而在这些所谓的“香炉”中，确实有一批类似汉代以来的博山炉的形制，但将其统称为博山炉可能欠妥，同时其他器物与组合的存在也应作另行分析，不可一概论之。

造像基座上中央位置器物形制的分类

1.与“博山炉”形似的器物

近年来，关于博山炉的相关问题备受关注，相关论述不胜枚举。而说北朝像座上的浮雕器物为博山炉，可能是因为其外形大体与现出土的汉代博山炉（如河北满城刘胜墓的错金银博山炉、陕西茂陵一号墓陪葬坑的错金银竹节博山炉等）相似。为了方便理解，此处暂将此类定名为“博山炉”类并在下文讨论此类器物更为恰当的命名。

临漳北吴庄造像埋葬坑出土的北魏（386—534）造像碑下部中间应是造像雕造中较早出现的“博山炉”类器物。中央博山炉两侧雕有似双手合十的莲花童子像，最底部则是一群供养人像。此外诸如龙门古阳洞上部也有类似外形但细节不同的“博山炉”与作礼佛状的左右胁侍。这种“博山炉”外形的器物与其他形象在造像基座上组合的大量出现则是在东魏北齐时期。

临漳北吴庄造像埋葬坑出土的北魏造像碑

（1）“博山炉”、狮子或加胁侍组合

东魏北齐崇佛之风大盛，邺城作为其时之都城汇集了大批高僧名匠。在石窟造像的营建雕刻中，造型、图案的选择更有其自身的风格，并影响周边地区。此时的像座中央为“博山炉”与对称狮子（作侧面或正面），或于此基础再置对称胁侍于最外侧，仿佛成了一种造像底座的排列范式。如邺城东魏元象元年（538）的一倚坐菩萨像座，雕出有左右对称生莲叶莲花的“博山炉”与两只俯首面向“博山炉”的侧面狮子。

临漳北吴庄造像埋葬坑出土的北魏造像碑

（2）中央器物、狮子、宝珠

除了简单的“博山炉”型，还存在一种底座中央器物上置一宝珠的情况，且不在少数。而传统的博山炉造型中并没有宝珠作顶的形式出现，故而将此类器物一概视为“博山炉”的做法有些偏颇。邺城北齐（550—577）一座半跏思惟残像中央的器物炉顶增加有一球状物，周围刻莲叶荷花，再外侧是对称的狮子，狮子脸正面面向观者，最外侧为对称的两胁侍菩萨，菩萨有头光。此类炉顶有球状物，旁侧刻莲叶莲花、侧面狮子像者在北齐同时期石窟南响堂第一窟前室后壁南侧明窗下同样出现。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两者关于器物旁鲜花的表现都作卷叶上生莲叶再生向外舒展的莲花，雕刻的形态很是相似。

邺城北齐半跏思惟

南响堂第一窟前室后壁南侧，图片：陈传席，《响堂山石窟》，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年11月

（3）中央器物、托举者

北朝后期造像基座上经常出现的另一形象便是托举者，关于部分造像上托举器物者的身份推测尚无定论，有童子、力士等说法不一。基本组合类型是承托者与中央器物、狮子，或在此基础上于外侧加上胁侍菩萨，有时在狮子前会出现礼拜弟子。

邺城东魏（534—550）的一座菩萨立像底座有部分涂色残留，所托举的中央器物涂黄色，周围刻背面莲叶，侧面相狮子各举一爪作搭盘状。可见托举者身披向上作飞起状的红色帔帛，此类形象可能与一些北朝壁画中出现的披帛力士（武士）为同一形象。张志忠认为此类帔帛是佛教艺术的产物，大约产生于西亚，后被中亚佛教艺术所接受，东传至中国。在河南泌阳北朝墓的画像石棺床上的一幅线刻图画中，全身无衣物的托举者托盘上置器物。故而笔者推测此类构图应该存在一个粉本，并且使用范围不仅仅限于造像基座，甚至出现在了墓葬系统中，当然这也可能与墓主是否有佛教信仰相关。

东魏菩萨立像底座

泌阳北朝墓画像石棺床，图片：崔贻彤，《南北朝墓葬中的“皿花”图像与佛教》，《考古物语》，第44页

除了壮硕有力的托举者，邺城北朝后期像座上还存在一种体量较小的托举者，有时成对出现。临漳一造像底座残件中，一对体量较小的童子以肩托举盘，两侧弟子体型较之稍大，合十半跪作礼佛状，再外为雕刻更大一些的侧面相狮子与胁侍菩萨。这件造像底座上的中央器物、人物、狮子的组合应该是诸造像底座中较为完备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他像座的组合排列基本上是在此类组合上做减法。

北齐造像底座

2.素面细颈鼓腹宝瓶类器物

八木春生教授提出，存在一种印度、南朝皆有的插花纹样系统，在中国先出现于南朝，后传至北朝，这其中重要的容器便是长颈瓶。崔贻彤认为，出现于南北朝墓葬中的“皿花”图像更是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此种细颈宝瓶类器物在邺城地区的出现却多不是内插莲花，而是宝瓶周围刻卷叶或者莲花，且所处的位置与前文所述的中央器物一致，作为庄严具，其重要性也许可以看作与“香炉”类的器物同等。但是就现在发现的数量而言，在像座上的雕刻较少，此类瓶状图像在北朝的出现也少于南朝地区，形态也不似南朝雕造得那般纤细。

邺城的一件造像底座残件上两童子手捧着一细颈素面宝瓶，最上是一宝珠，宝瓶周围刻植物叶，旁坐狮子，最外侧是有身光的胁侍或力士。而另一件底座上由两童子所托举的宝瓶则是贴金的，上有宝珠。旁刻半伽坐于石凳上、有黑色头发的对称两人（可能为供养人），各捧宝珠举向中央，再外侧是狮子与胁侍菩萨组合。

邺城造像底座

邺城造像底座

3.宝珠类

前文提及的“香炉”类与宝瓶上均有顶部置宝珠的例子，但是在邺城的造像基座上还有一种宝珠直接置于中间的形制。北齐天统五年（569）的造像底座中央置于托盘中的宝珠上有一颗小圆珠，并以此为中心左右各雕凸出卷纹，涂赤色，宝珠的底座旁刻四片叶子，再加上狮子与胁侍菩萨的常规组合。此宝珠可能为火焰宝珠。而在另一座保存较好的佛三尊像的底座上，则可以完全看出力士所托的是金色的宝珠，并没有刻花叶等装饰物。在《观佛三昧海经》中便载有于众星月间的宝珠：“是诸宝珠出琉璃光，琉璃光内有真金像，其真金像坐白宝座，佩赤真珠光，赤真珠光中有绿真珠化佛。”此类宝珠是光华且有无上威力的。

临漳北齐天统五年造像底座

临漳佛三尊像

造像中央器物分析——或为莲花香炉

关于博山炉的称名，据林小娟考证至少西汉早中期应该是没有明确出现的，晋人有“博山”“博山香炉”的说法，到唐代，“博山炉”作为明确的名称已经普及。《艺文类聚·卷七十·服饰部·香炉》录《博山炉铭》 一首：“嘉此王气（器），崭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绮，朱火青烟。”由此看来，“承以铜盘”确实是此类熏炉常出现的搭配。然而，孙章峰认为博山炉的组成是由豆形，外加一个山形器盖组合而成的，将豆镂空改动即可为熏炉。豆形容器的使用可在邺城北齐天保十年（559）的释迦牟尼三尊像的底座中看出。但是山形器盖则值得考究，熏炉盖上所雕的可能为莲花图案或为莲瓣。上文提到的临漳某造像底座残件中的熏炉下半部都刻有仰莲瓣。而从南响堂石窟第五窟北壁北齐佛坛的基座上的炉器盖刻的诸多似半圆形花瓣，且观此类器物与左右莲花仿似一体的雕刻，以一种常规程式出现在大多数的造像基座（造像碑等）中，或许可以推测此类香炉为莲花香炉，以往对造像基座上的熏炉类“博山炉”的称名或许有误。扬之水在其《莲花香炉和宝子》一文中也提到类似的问题。

邺城北齐天保十年释迦牟尼三尊像

南响堂第五窟北壁佛坛基座

造像底座组合元素与信仰

1.香炉与焚香

《诗经·大雅》云：“卯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西汉高级贵族墓葬博山炉的出土，证实在汉代已有熏炉的使用。而吴焯认为案香本非中国之物。在供养佛的五或六种方法中，确有用“香”供养。在《增一阿含经》中提及“长者女沐浴身体，手执香炉，上高楼上，叉手向如来……”而在下文世尊直接告曰众人：“此香是佛使，满富城中须摩提女所请。”

香烟直上青天，似有沟通神明的功用。在早期道教与中国的民间信仰中便已拿来使用，有时普通民众对于宗教详细的礼拜方式也可能容易混淆。用原有的祭拜方式，再联系起佛教徒用香事礼佛的仪式，便可能产生一种在中土易行的用香供养法。《三国志·吴书·士燮传》中：“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磐，备具威仪，笳萧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在交州地带三国吴就有焚香者，但是否为焚香礼佛还有待考证。或是用于其本民族特色信仰，也可能是对佛祖供奉。而在本文所讨论的像座上的香炉，则是在北朝佛教发达盛行的产物，也可说是用香礼佛在普通群众中已经普及的体现，为了让自己的愿望为佛所听，或是请佛为自己决疑烦恼。而当此类香炉在像座的雕刻成为一种范式后，在菩萨的像座，甚至是画像石棺床的线刻中均可使用，佛教的部分因素进入了中国传统的墓葬之中。

2.莲花、莲叶

莲花、莲叶图案在佛教艺术中的应用不胜枚举，在佛教经典中提及更是自古有之。《四十二章经》中佛告诸沙门：“吾为沙门处于浊世，当如莲花，不为泥所污。”在北朝特别是东魏北齐时期像座中香炉旁侧及炉上的莲花雕刻虽有诸多细节的不一，但大体的形制结构类似。有时莲叶、莲花雕刻繁复，似在莲池之感。《摩诃僧祇律》云：“舍离莲花池，身体鲜满足。身无垢清净，乐独居静林中。得甘露深法，相好身具足。心清净无垢，舍众乐静林。”典籍中的莲花池与中国工匠的现实所见结合，由像座上的雕刻可见一斑，莲叶或是呈背面像，莲花或是呈侧面像，并不死板。南北朝虽然皆偏爱莲花、莲叶纹样，北朝的荷叶样式却似乎更接近于西域、印度的雕刻形态，这可能与东魏北齐鲜卑西胡化有关。

兴起于十六国的邺下佛教，天竺高僧佛图澄在后赵石勒时期便在此地弘扬佛法，“于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高僧传》中《佛图澄传》：“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呪之，须臾生青莲花，光色耀目，勒由此信服。”佛图澄的神迹可能在现在看来是戏法魔术不足为信，但在其时确实能产生一定的威信，震撼人心。由此可见，青莲花图案在香炉边上的雕刻于邺城及周边地区大批出现也不足为奇。

3.宝瓶

在《出三藏记集·康僧会传》中提及：“乃共洁斋静室，以铜瓶加几，烧香礼请，七日期毕，寂然无应，求申二七，亦复如之。”此处“铜瓶”与“烧香礼请”的行为相结合，可能为宝瓶作为庄严具的使用提供了一些理论的先例。前文讲到的金色宝瓶旁，有两个用黑色涂顶、半跏而坐的弟子（或供养人）持球形物向其托举。《十诵律》中：“诸力士从长老摩诃迦叶，取佛舍利。盛以金瓶，举着车上，烧种种香，持诸幡盖作诸伎乐入拘尸城。……扫洒清净，香洁无量。悬缯幡盖，散诸杂华。敷象牙床，以佛舍利金瓶着上。阿难先以花香伎乐种种供养。亦教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供养礼拜。” 基座上的金色宝瓶似乎可与文献中的“铜瓶”或“金瓶”对应，而其所托举向金瓶的球形物则可能为舍利，莲花、莲叶雕刻则作供养，整幅图像画面是一个礼拜祝祷场景的艺术展现。

小结

北朝造像像座及石窟基座中心器物可能不应视作学界一贯“博山炉”的称法，观其形制应为莲花香炉或雕刻莲瓣的豆形熏炉，且存在宝瓶与宝珠类中央器物的例子。像座上的组合多样，但存在一定排布的规律，有一定雕刻范本或样式粉本的存在，且此类形制影响至唐后期才逐渐消失。关于像座中图像来源流传分析，可再做详细讨论。

（作者系北京服装学院艺术学理论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