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凌，是肇启华夏农耕文明的神奇之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就坐落于中国农科城杨凌。土生土长的杨凌人至今还喜欢称之为“西农”或“西北农大”。

说起西农，不得不提大名鼎鼎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赵洪璋先生，2018年6月1日是赵洪璋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毛主席所讲的“你的一个小麦品种拯救了大半个中国”，就是对先生一生伟绩的崇高评价。

赵洪璋1918年6月出生于河南省淇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6年18岁高中毕业，在“开发大西北”的呼声中，考入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1937年“七七”事变后，内迁院校中一部分专业于1938年与该校合并成立西北农学院。在家乡沦陷、中断了生活来源的情况下，赵洪璋靠“战区学生贷金”修完了学业。

1940年大学毕业后，赵洪璋到陕西农业改进所大荔农事试验场工作，1942年初，赵洪璋被老师沈学年教授调回西北农学院任助教。从此，他便一面进行教学，一面进行小麦杂交育种实验，先后育成以“碧蚂1号”、“丰产3号”和“矮丰3号”为代表的几批优良小麦品种，其中“碧蚂1号”年最大种植面积达9000万亩，“矮丰3号”的育成推动了矮化育种的发展，为中国小麦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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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小编扒来一张1944年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一张毕业照，只有12名学生。​​前排就坐者是当年的教师，大都为西农的创始人以及农学中的精英。身后的教学楼即为现在的三号教学楼，为西农的标志建筑，经历了抗战时期日机的轰炸，现已成为文物。左二即赵洪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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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台山的故事

当年的西农“五台山”已经不存在了，可能大家习惯了这么叫。

1955年开始，学校出资整修从车站到校门的西农路，工程负责人就是张老，技术负责人王文灿（时任基建科副科长），设计是水利系郭嗣显教授。张成功，陕西佳县人，1927年参加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北红军，战争年代出生入死，1933年入党。曾任佳县县委书记、陕北苏维埃政府劳动部部长、边区高等法院书记处处长等职务。解放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任优抚局局长，1953年调任西农院长助理兼总务长。张老是名副其实的老红军、老革命，职务不高资格老，文化不高干劲大，且极富个性，是解放初期典型的工农干部。

“西农路”建校之初就已修建，但只是一条简易通行的土路，除了比乡间道路稍宽点、更直点外，再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这次整修，郭嗣显教授参考中山陵的设计模式，精心构思、设计用五个大台阶取代了原来的上坡的土路，既解决了人们上下高岗行路难问题，又突显了凤岗之上西农美丽的校园，同时使校园内外连为一体，环境更加优美。初来学校的人一出火车站，沿路北行，三号楼始终在人视线；拾阶而上，校门突现，三号楼更显雄伟，给人以深刻的第一印象。“五台山”便因此得名。

合校后，五台山重新规划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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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上俯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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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农三号楼的风雨路

在西农校园里，历史最为悠久、造型独特别致、巍为壮观的建筑物当属三号教学楼了。在学校正式确定的纪念徽章的棱形图案上，正中是金色的麦穗，象征农业教育科技，麦穗下是三号楼造型图案，代表学校悠久的历史。由此可见其在西农人心目之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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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历史悠久，是因为三号楼是建校之日正式奠基动工的，与学校同龄。

1932年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于右任、戴季陶等人提出的“筹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初期计划议案”，成立了“筹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委员会”，同年12月又更名为“建设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并公推于右任、张继、戴季陶三人为常务委员，于右任先生为校长。

于右任勘察校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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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开始选择校址。1933年7月于武功成立筹备处，开始购买土地，采办建筑材料，并在上海各报刊登大楼建设招标广告，先后有六家公司投标，最后建业公司以36.9万元中标。

该楼为七层塔式框架结构，由前苏联专家设计建造，钢筋、水泥、木材全是从国外进口的高质量、高标号的材料，砖是为学校定做的，上面有老先生亲笔书写的“农砖”字样。1934年4月20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建校及大楼奠基典礼，这标志着中国西北地区第一所高等农业学府成立。大楼奠基碑上题词为：“民为国本，食为民天，树德务滋，树基务坚”。大会主席台前两侧的立柱上写有一幅楹联：“佳气接终南，百代宏图奠胜基；晴光临渭水，千间广厦育英贤。”横眉是：“人杰地灵”。​杨虎城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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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题写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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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典除本校员工外，“邀请社会各界代表四十余人，参加者近万人，群情热烈，极盛一时。”随后，即开始了紧张的施工建设。“各项建筑材料，如木材砂石砖瓦等，起始决定，概就当地所有者，大量采办，除钢筋及其它等必须材料外，皆以少用外货为原则。”为此，“在乾县水磨头开掘灰窑烧制石灰，于校后韦水河前卜村及梁氏窑等地建窑烧砖。并以于先生为学校亲笔所题‘农专’二字刻制木范，做胚烧造青砖，用于基建。”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一座雄伟的七层大楼终于伫立在张家岗上。从此，它伴随着学校走过了六十四个风雨春秋，迎来又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莘莘学子。

三号教学楼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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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号楼作为学校的教学主楼，其建筑风格独特，外观造型别致。首先，大楼依杨陵自然地势，选址于三道塬源头之上，它“东控平原，西翼凤岗，前揖太白之秀，后负周原之美”，气势雄浑。乘火车沿陇海线西行，东过普集，西到绛帐，数十里外就可看见其雄姿。在杨陵车站下车，沿西农路北上，大楼雄姿在目，及至“五台山”拾级而上，大楼形象再次突现，给人以深刻的第一印象。其次，大楼沿校园主轴中心线，座据校园中心地带，自然形成学校教学主楼位置。大楼主体部分为三层框架结构，坐北向南呈凹字形，当时主要用作教室、实验室。其中央部分在三层主体之上，又加上四层塔楼，形成高约三十余米独特的塔楼造型，使得大楼主体突显，壮观雄伟。站在楼顶南北眺望，美丽的校园、农场尽收眼底；东西举目，富饶的关中平原一览无余。塔楼的第七层设计为水塔，利用其高程解决全校用水自流问题。楼后设有地下室，辟为锅炉房，为全校供应暖气，其烟囱夹在壁内直达楼顶。塔楼的第六层为大钟室，一架直径1.5米的大钟镶嵌正中。楼顶立有一口半米多高、重达百斤的铜铸大钟，通过机械传动与机房相连，每当报时时刻，悠扬的钟声传遍校园，夜深人静时可达数里之遥。据说当年整个西安城内尚无七层高的建筑，故附近农民均把“大楼家”、“大钟家”作为学校的代称。就是在六十多年之后来看，三号楼虽饱经风雨，历尽沧桑但仍不失其独特的魅力。

八十年代中期，国家建设部组织编辑《中国优秀建筑设计》一书，在全国广泛征集作品，三号楼经有关专家推荐，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而入选，由此可见其影响。

三号楼作为学校的代表性建筑，伴随着西农走过六十四个春秋。它是学校发展建设的见证，也是一部活的史书，记载了许许多多的故事……

1938年武汉失守后，蒋介石曾于12月份在西农召开华北、西北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出席者有国民党第一、第二、第五、第八和冀察、苏鲁六个战区和西安行营直接指挥的师以上“军事和政训主管”，此即历史上有名的“武功军事会议”。据说当时朱德、彭德怀等人以八路军将领的身份也参加了会议，但未见档案文字记载。三号楼前和东门内的防空地道口，就是当时的遗迹……1940年8月30日，侵华日军飞机24架分两批狂炸学校。据档案记载：“敌机共投弹120余枚，炸毁房屋136间，三号楼西北角楼顶毁坏，弹痕累累，全院玻璃窗被毁10 190块，各种损失合计约值国币28.3万余元。伤两名工友。”

1941年8月5日上午，“日机七架轰炸，投弹20余枚。图书馆、印刷厂、附高办公室、合作社等处中弹，损失8万余元。训育员王文谨、一年级学生宋肃孟、高职报考生张杰仁被炸殒命。”同年11月3日上午，“日机5架两次轰炸，投弹30余枚，炸毁大礼堂、教室、宿舍及校外西南窑等，损失奇重。”三号楼目睹了这斑斑血迹，饱受日军蹂躏。及至1998年学校新建教学楼，施工中又挖出一枚当年未爆的哑弹，长约80厘米，直径25厘米，重达100公斤。经空军某部和省公安厅专家鉴定，确认系侵华日军九四式100公斤炸弹，最后安全引爆。炸弹的照片和引爆后残存的弹片就保存在学校档案室，成为日军侵华罪行的铁证。去看看楼体上残存的弹痕吧！它会提醒我们不忘那段屈辱的历史……

1937年3月，西农地下党建立。多次领导和组织了学生、职员的抗日救亡活动，就在三号楼前召开抗日救国宣传大会，还积极协助一批青年学生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解放战争时期，地下党组织影响进步学生创办“亢丁社”，三号楼前相继出现了“时代剪报”、“新野岗”、“亢丁”壁报，宣传民主革命和进步思想；从1947年冬开始，地下党在三号楼大教室，秘密组织师生收听“新华社”广播，一直坚持到西农解放……

1949年5月20日，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解放武功。王震、王恩茂将军率部进驻学校，在三号楼前与欢迎群众合影，档案室保存的照片记载了这难忘的历史瞬间。随后又在楼后大操场上举行了庆祝解放大会，王震将军宣布西北农学院回到人民的怀抱。西农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50-5-20王震、王恩茂与西农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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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去春来，三号楼伴随着学校走过六十四年风雨沧桑。然而六十四载的风刀霜剑也无情地在它身上刻下岁月的痕迹。三号楼在古朴中略显苍老，苍劲中微露憔悴。楼上的大钟从七十年代起就时走时停，最后终于停摆；走廊的墙皮脱落，屋顶漏雨；楼内管道漏水，厕所的墙面上布满水渍，楼梯边甚至长满苔藓；教室的门窗漆皮脱落……三号楼是西农的象征，它时时牵动着西农人的心扉。​

六十年校庆时，许多校友建议早日整修，教代会上职工亦多次提出议案。校务会议做出决定，在保证三号楼建筑风格和外观不变的前提下，集中人、财、物力，精心组织，利用暑假完成三号楼整修……八月的骄阳晒的楼内酷热难耐，现场的技术人员、干部、工人个个挥汗如雨，经过58个日夜的紧张施工，古老的三号楼换上了新装。整修后的大楼在苍松翠柏、绿叶红花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庄重，典雅，大方。​

北校区三号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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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号楼是西农的象征，也是每个西农人心中的丰碑！愿三号楼永远年轻！愿西农之树常青！

三、西农老图书馆门前的路为何叫“鹏飞路”？

​西农老图书馆（今北校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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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飞路”本指图书馆门前的东西向道路，始建于1963年。因当时主持学校基建工作的负责人阎鹏飞同志大名而得名。

阎鹏飞，陕西户县人，1953年毕业于我校植物保护系，后留校工作。曾任植保系党支部书记、校生活福利部副部长、基建科科长、人事科长等职。后调省教育厅、茂陵技校、西安外院等单位工作。1981年重返西农，在总务处副处长位上一直干到退休。

说到“鹏飞路”，就得说图书馆。 图书馆始建于1960年，开工不久即遇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不得已而停工下马。1962年情况开始好转，图书馆工程遂又上马。新建的图书馆由西北设计院设计，总面积8000多平方米，造型别致新颖，在当时高教界“小有名气”。在此之前，西农校园内的道路，均沿袭建校之初的传统，即灰土基础，石子压平硬化，无排水系统，因此路基略高于两边自然地平，以便雨天排水。新馆落成，即涉及馆前道路的整修问题。副院长康迪同志提出，应参照城市道路标准设计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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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鹏飞时任学校基建负责人，即认真落实领导指示，将新路的设计标准定为：路宽3米，碎石碾压基础，水泥路面，两边设置水泥道牙。路面低于道牙10公分，下埋雨水管道。

今天看来，这种标准的道路实在是再普通不过了，但在当时，这一小小的变动也引发一场“风波”。道路建成后，校内“褒贬不一”，议论纷纷。有说好话的，有说坏话的，也有说风凉话的。问题和意见概括起来主要是：“标新立异，大手大脚，铺张浪费”。此后，人们在谈及勤俭节约问题时，常以此路为话题，“鹏飞路”因此而叫开了，虽然明显带有调侃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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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示范区提出了3631方略，打造全省最优营商环境的目标，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为科技人员营造一流的创新创业和宜居环境。我们真诚地希望大学的老师们、同学们和校友们携带成果、技术、项目在杨凌这片发展的热土创造人生新的辉煌，共同把我们生活的家园建设成为一个充满创新活力的农业硅谷，一个绿色、宜居、美好的田园新城。我想，这也是赵洪璋先生以及所有热爱杨凌的人们共同的愿望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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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资料来源于《西北农业大学校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