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发现开始，敦煌藏经的完整流散过程就已经成了未解之谜。

数万卷经书，或被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国探险队骗购盗取，或被地方政府官员巧取豪夺，或被乡绅商贾经营倒卖，甚至于一些文人墨客也纷纷赶赴甘肃，广为收藏……

如今，敦煌遗书有些早已经在战争年代损毁，而剩余的更是遍布各地。那么，这些流落民间的经书，等待它们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命运？

敦煌

时间回到一百多年前。

在那个腐败不堪，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年代，清廷对于地方的控制显现出有心无力的困境，对于偏远的西北一隅，更是鞭长莫及，恰恰此时，藏经洞被道士王圆箓无意中发现。

对于后续，很多人或多或少有所知晓。王道士的愚昧无知与政府官员的麻木不仁，导致了敦煌文物大量流失，这一场中华文明的重大浩劫，成为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痛楚。

事实上，在最初发现敦煌文物时，尽管王道士为此做了很多努力，然而这些精美的绢画以及西亚、中亚各民族的文书价值，却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以至于1905年，俄国人奥勃鲁切夫仅仅用了六包日用品就换走了两大包的敦煌经书。

更令人感慨的是，据李德贻《北草地旅行记》所述，1909年，当时安西（瓜州）遭遇“天旱苦饥”，由于粮食奇缺，市面上，两个馒头即可以换取经卷一张。

如果在敦煌文物刚发现时，不清楚它的价值，尚情有可原，可是到了1935年，还出现这种情况，那只能说是一个文明的悲哀。

据高良佐《西北随轺记》记载，

“佛殿法轮中，尚有道人弃置经洞所出残字，尘埃遍地，披拣检阅，得北魏以迄五代、西夏写经残字，无不皆具，惜皆断帙残编，未窥全豹。”

其实，在飘零的乱世，一些国人对于文物的重视程度，往往取决于它的交易价值，而不是学术研究。

敦煌，这场文化苦旅，无情的撕开了国人数千年引以为傲的文明外衣。我想，在那些外国探险队满载而归，嘲笑我们愚蠢无知的时候，这个古老民族的心一定在滴血。

斯坦因车队，满载而归

1910年，在罗振玉等学者的呼吁请愿下，清政府学部一纸电文，要求将剩余写本运往北京，藏经洞的秘密从此公开，很多士大夫开始意识到了这些经书的珍贵。

很快，在甘肃，很多人都在打听想要收购敦煌经书，其价格自然也就水涨船高。

根据记载，

“张掖，王府街有一古玩铺，见敦煌经卷数卷，价昂未购……”

“兰州，兰山市场有一铺云，有敦煌经卷，长达丈二，给价400元尚未肯脱手……”

……

乱世之中，面对经书高昂价格的诱惑，很难有人不心动。对于那些被认为奇货可居的敦煌经卷，各级官员或者士族豪绅则是不遗余力，雁过拔毛，为了充数交差，甚至将部分经书一撕为二。

而那些被挑选后运往北京学部的经书，并没有装箱，只是用草席草草遮盖，不要说监守自盗，单单从敦煌，经过酒泉、高台、张掖、永登、再到兰州，这一路就已经有不少经书遗失了。

到了北京后，经书又被李盛铎、方尔谦、刘廷琛等人历时三天，再次挑选。为了应对学部检查，依旧是将剩余经书撕成几份凑数。

所以，从藏经洞被发现开始，除了被外国探险队骗取外，剩余经书一路上被各级官员攫取私藏，或者遗失，损毁，最终到北京京师图书馆的，很多都是残篇断记。

那些私藏的经书，最终的流向又如何呢？

以李盛铎为例，与原甘肃代理巡抚何彦升是亲家，他的很多古籍收藏最后都留给了女婿何震彝。可惜何家家道中落，又将经书收藏悉数售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当时任职商务印书馆编译室主任的是日本人长尾甲，所以最终的结果是流向了日本。

那么其他甘肃官员的经书收藏呢？这里不得不提的便是张广建与许承尧。

1914年，张广建调任甘肃督军，他将敦煌经书当作买官契，根据经书多少来决定官职高低，所以很快他就收藏有七八百件经书。后来日寇入侵，在逃难过程中，他变卖了部分收藏，其中敦煌经卷，仅仅流散到日本三井家族的就有112件，更不用说其他日本家族了。

而应其之邀，一同来到甘肃任职的许承尧与孔少轩这对亲家，对于经书，更是“冥心搜求”。不同于张广建，文人出身的许承尧与孔少轩的经书收藏，更是罕见精品。

许承尧

许承尧（1874 ～ 1946年），曾单名芚，字际唐、芚公、婆娑翰林，室名眠琴别圃、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等，徽州府歙县人。近现代方志学家、诗人、书法家、文物鉴赏家。前清翰林，曾任甘肃省府秘书长、甘凉道尹、兰州道尹、省政务厅长等职。

现存上海博物馆，许承尧的旧藏敦煌《佛说佛名经》写卷，上有其题跋，曰：

清学部乃遣人辇其经人都，号五千卷，然佳者寥寥，又皆割裂充数。其留于武威、张掖、皋兰者不少，皆精整。

由题跋可知，剩余的敦煌写经在运送到北京时，早已经被当地官员精挑细选。在甘肃任职长达十一年时间，许承尧自然也收藏了数量颇多的精品敦煌经书。

众所周知，作为收藏大家，许承尧生平极爱收藏古物，他的收藏令人叹为观止，如米芾、唐寅、文征明、八大山人、石涛等。而且他对于书法字画也有很强的鉴赏才华，这一点，他的好友黄宾虹也是极为赞叹，有人说经许氏题跋的物件，便是一个“真假”判断的重要的保障。

因此，得益于许承尧的高品味，高鉴赏能力，有他题跋的字画或写经，便有了十分的风流，价值也有很大提升。

此外，据程先甲《游陇丛记》中提及，许承尧与孔少轩，曾开“评经大会”，二人所收藏的敦煌遗书，诚巨观也。

“公开评说经书”，据此，我们也可得知，许承尧不仅写经收藏甚富，而且都是精品，甚至对于断代著论也必然有着很深的研究，否则评经之时宾朋满座却词穷眼拙，岂不尴尬。

许承尧的经书收藏的确强大，他的室名之一为“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就是源于他将自己多年收藏的敦煌经书中，书写最佳且有完整年代题记的精品筛选出四十件，藏于经楼。这些经卷经过整理装裱，裹以黄菱缎套，储在小檀木匣中。

事实上，据《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晋唐五代书法》第19页所述：敦煌数万经卷中附写题记者仅千余件，而有题记、首尾俱全的则更为稀少。

因此，许承尧以一己之力能够有这么多的精品敦煌经卷，实属不易。可惜，在战乱的年代，因为生活所迫，他只能将一部分收藏释出，其中有一些精品经叶恭绰介绍，卖给了中村不折，后为山本悌二郎所得。

不过，在许承尧过世后，家人遵照他的遗嘱，将剩余的藏品和手稿都捐献给了安徽省博物馆。

而那些流落异国他乡的经卷，就包括此次亮相中贸圣佳2018春拍的唐朝大中十年智惠山写《瑜伽师地论卷第卅三》，敦煌佛经，再次回归，此等佛缘，殊为难得。

智惠山《瑜伽师地论卷第卅三》

唐大中十年（856年）写本

纸本 尺寸：30.5×408cm

中贸圣佳2018春拍

本经所书为《瑜伽师地论第卅三卷》。《瑜伽师地论》共计一百卷，内容见《大藏经》第30册。白麻纸，首尾俱全，八纸，264行，每行27字左右，首题“瑜伽师地论卷第卅三，弥勒菩萨说，沙门玄奘奉诏译”，尾题“大中十年（公元856年）六月三日苾蒭僧智惠山随听学记”。

作为许承尧旧藏，该卷首部下角钤其藏印“歙许芚父游陇所得”，此印许氏多钤印其重要收藏。如安徽博物馆镇馆之宝《二娘子家书》，国家图书馆北新0704、北新0714、北新0773、北新939。上海博物馆上博36、台北中央图书馆004759、07524等。

左1-2安徽博物馆藏《二娘子家书》局部，许承尧藏印“歙许芚父游陇所得”

右1写经局部，许承尧藏印“歙许芚父游陇所得”

著录

据许承尧《疑诗庵》中所载，1916年所作《以敦煌写经寄马伯通先生即题其后》中有“慧净传高文，瑜珈勤速记”句，小注“所藏有慧净法师遗著，沙门智慧山听讲手写瑜珈师地论义记各卷”。

著录：《疑庵诗》丁卷p7-8。1926年（民国15年）刊行。安徽图书馆藏。

著录：《疑庵诗》p84。1990年5月黄山书社出版。

从上面著录中，可知至少在不晚于1916年，许承尧已经收藏了该经书。而这个时候距离敦煌经书被发现并受重视，时间才过去数年而已，市面上作伪敦煌经书很鲜见。

此经书的著录累累，1929年日本东京出版《大正新修大藏经·法宝总目录第一卷》中也有记载。

著录：《大正新修大藏经·法宝总目录第一卷》，第1067页左上角，1929年出版

该书历时十三年，由多位佛教学者基于中国多部《大藏经》整理而来，是自古以来卷帙最庞大的善本大藏经。

上文我们曾提到，写经后来被山本悌二郎收藏，其有《澄怀堂书画目录》十二卷行世，该经书亦被收录其中。一同收录的包括吴道子《送子天王》卷、宋徽宗《五色鹦鹉》卷、米芾《乐兄帖》、李成《乔松图》等。

其实在罗振玉、内藤湖南的指点下，山本悌二郎的中国书画收藏，非常丰富。内藤湖南还曾在该书序中说道：“日本的中国书画收藏当以山本君澄怀堂为第一”。

著录：《澄怀堂书画目录卷一》，第6页，1932年日本文求堂书店出版。

其余著录，如1946年第一部由中国学者编成的流入日本的中国文物目录，《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中有记载。

著录：《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目录》，卷三，第388页，2012年中西书局出版。

亦或者，1962年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其中1062号著录“瑜伽师地论卷第三十三（大中十年六月三日云云）山本悌二郎藏。”

著录：《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第334页，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1990 池田温编《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记载

著录：《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414页，1990年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

除了著录，从经卷的包装题签可知，该经书还曾被大财阀“住友家族”收藏。

经卷、纸盒、木盒外题签

1988年栗山氏也亲笔撰写收藏来由和敦煌写经资料与经文同置于桐盒内。

事实上，该经书的珍贵并不单纯因为著录累累，名人或权威机构递藏，流传有序。单从智惠山写于唐大中十年的《瑜伽师地论》各卷来看，目前所知在我国公藏机构只有两件，一件为国家博物馆所藏第二十四卷，一件为故宫博物院所藏第四十卷。

其中，故宫博物院所藏第四十卷，曾在《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晋唐五代书法》以及《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隋唐五代书法》两部权威著作中有大幅介绍，并附有高清图片，足见智惠山写经在故宫藏品体系中弥足珍贵。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晋唐五代书法》，第211-215页

《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隋唐五代书法》

国家博物馆所藏第二十四卷，著录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一册》，第375页，京2-080，文物出版社2001年出版。

由此足见智惠山写经的价值之高。而对比中贸圣佳与故宫所藏的经书，不难发现这两件都是智惠山于唐朝大中十年六月书写，而且纸张、书法及体例完全一致，甚至于尺寸都是几乎一样的（故宫尺寸30.5×411cm），足可以说明本卷和故宫藏品为同一人所书是确凿无疑的。

左：故宫藏品 右：中贸拍品

左：故宫藏品 右：中贸拍品

行笔至此，或许你还会发现，两卷经书首尾的折痕走向都几乎一致，所以有人推测此二卷在藏经洞中可能本来是卷在一起的。

敦煌经书的本意或为祈福，而《瑜伽师地论第卅三卷》中所蕴含的清净追求与美好境界，使得它成为可以单独诵读研究的佛教经典，更是意义重大。

后话

敦煌经卷散落世界各地，命运也不尽相同。

除了英籍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外，还有日本大谷探险队、沙俄奥登堡、奥勃鲁切夫，美国人华尔纳，以及抗战过程流失日本等，这些人用尽各种手段盗取或骗购大量敦煌文物。

目前累计俄罗斯12000件、英国13300件、法国5700件、日本1000件以及美国公私藏家若干。

俄国强盗奥登堡探险队和哥萨克骑兵 摄于敦煌

以至于，有人说，敦煌遗书在英国的藏卷最多最长，在法国的藏卷最精最广，在俄国的藏卷最杂最碎，在中国国内的藏卷最散最乱，而在日本的藏卷则最隐最秘。

如今，追溯中贸圣佳这件经书的历史，我们可以感受，在意识到敦煌经卷的艺术价值与文物价值乃至于学术价值后，藏有经书的藏家或机构无不珍之宝之，关于敦煌学的研究也愈加深入，这或许是劫余后的经书不幸中的万幸。

我们也期待着，未来会有更多的敦煌文物，重归故里，继续散发信仰的光辉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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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斯文处，必有同古堂

文：同古堂 图：中贸圣佳

参考资料：

潘德利：敦煌文献流散与回归的艰辛历程

李利安：智惠山写《瑜伽师地论》第三十三卷的地位与意义

唐朝大中十年智惠山写《瑜伽师地论卷第卅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