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发现开始,敦煌藏经的完整流散过程就已经成了未解之谜。
数万卷经书,或被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国探险队骗购盗取,或被地方政府官员巧取豪夺,或被乡绅商贾经营倒卖,甚至于一些文人墨客也纷纷赶赴甘肃,广为收藏……
如今,敦煌遗书有些早已经在战争年代损毁,而剩余的更是遍布各地。那么,这些流落民间的经书,等待它们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命运?
敦煌
时间回到一百多年前。
在那个腐败不堪,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年代,清廷对于地方的控制显现出有心无力的困境,对于偏远的西北一隅,更是鞭长莫及,恰恰此时,藏经洞被道士王圆箓无意中发现。
对于后续,很多人或多或少有所知晓。王道士的愚昧无知与政府官员的麻木不仁,导致了敦煌文物大量流失,这一场中华文明的重大浩劫,成为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痛楚。
事实上,在最初发现敦煌文物时,尽管王道士为此做了很多努力,然而这些精美的绢画以及西亚、中亚各民族的文书价值,却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以至于1905年,俄国人奥勃鲁切夫仅仅用了六包日用品就换走了两大包的敦煌经书。
更令人感慨的是,据李德贻《北草地旅行记》所述,1909年,当时安西(瓜州)遭遇“天旱苦饥”,由于粮食奇缺,市面上,两个馒头即可以换取经卷一张。
如果在敦煌文物刚发现时,不清楚它的价值,尚情有可原,可是到了1935年,还出现这种情况,那只能说是一个文明的悲哀。
据高良佐《西北随轺记》记载,
“佛殿法轮中,尚有道人弃置经洞所出残字,尘埃遍地,披拣检阅,得北魏以迄五代、西夏写经残字,无不皆具,惜皆断帙残编,未窥全豹。”
其实,在飘零的乱世,一些国人对于文物的重视程度,往往取决于它的交易价值,而不是学术研究。
敦煌,这场文化苦旅,无情的撕开了国人数千年引以为傲的文明外衣。我想,在那些外国探险队满载而归,嘲笑我们愚蠢无知的时候,这个古老民族的心一定在滴血。
斯坦因车队,满载而归
1910年,在罗振玉等学者的呼吁请愿下,清政府学部一纸电文,要求将剩余写本运往北京,藏经洞的秘密从此公开,很多士大夫开始意识到了这些经书的珍贵。
很快,在甘肃,很多人都在打听想要收购敦煌经书,其价格自然也就水涨船高。
根据记载,
“张掖,王府街有一古玩铺,见敦煌经卷数卷,价昂未购……”
“兰州,兰山市场有一铺云,有敦煌经卷,长达丈二,给价400元尚未肯脱手……”
……
乱世之中,面对经书高昂价格的诱惑,很难有人不心动。对于那些被认为奇货可居的敦煌经卷,各级官员或者士族豪绅则是不遗余力,雁过拔毛,为了充数交差,甚至将部分经书一撕为二。
而那些被挑选后运往北京学部的经书,并没有装箱,只是用草席草草遮盖,不要说监守自盗,单单从敦煌,经过酒泉、高台、张掖、永登、再到兰州,这一路就已经有不少经书遗失了。
到了北京后,经书又被李盛铎、方尔谦、刘廷琛等人历时三天,再次挑选。为了应对学部检查,依旧是将剩余经书撕成几份凑数。
所以,从藏经洞被发现开始,除了被外国探险队骗取外,剩余经书一路上被各级官员攫取私藏,或者遗失,损毁,最终到北京京师图书馆的,很多都是残篇断记。
那些私藏的经书,最终的流向又如何呢?
以李盛铎为例,与原甘肃代理巡抚何彦升是亲家,他的很多古籍收藏最后都留给了女婿何震彝。可惜何家家道中落,又将经书收藏悉数售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当时任职商务印书馆编译室主任的是日本人长尾甲,所以最终的结果是流向了日本。
那么其他甘肃官员的经书收藏呢?这里不得不提的便是张广建与许承尧。
1914年,张广建调任甘肃督军,他将敦煌经书当作买官契,根据经书多少来决定官职高低,所以很快他就收藏有七八百件经书。后来日寇入侵,在逃难过程中,他变卖了部分收藏,其中敦煌经卷,仅仅流散到日本三井家族的就有112件,更不用说其他日本家族了。
而应其之邀,一同来到甘肃任职的许承尧与孔少轩这对亲家,对于经书,更是“冥心搜求”。不同于张广建,文人出身的许承尧与孔少轩的经书收藏,更是罕见精品。
许承尧
许承尧(1874 ~ 1946年),曾单名芚,字际唐、芚公、婆娑翰林,室名眠琴别圃、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等,徽州府歙县人。近现代方志学家、诗人、书法家、文物鉴赏家。前清翰林,曾任甘肃省府秘书长、甘凉道尹、兰州道尹、省政务厅长等职。
现存上海博物馆,许承尧的旧藏敦煌《佛说佛名经》写卷,上有其题跋,曰:
清学部乃遣人辇其经人都,号五千卷,然佳者寥寥,又皆割裂充数。其留于武威、张掖、皋兰者不少,皆精整。
由题跋可知,剩余的敦煌写经在运送到北京时,早已经被当地官员精挑细选。在甘肃任职长达十一年时间,许承尧自然也收藏了数量颇多的精品敦煌经书。
众所周知,作为收藏大家,许承尧生平极爱收藏古物,他的收藏令人叹为观止,如米芾、唐寅、文征明、八大山人、石涛等。而且他对于书法字画也有很强的鉴赏才华,这一点,他的好友黄宾虹也是极为赞叹,有人说经许氏题跋的物件,便是一个“真假”判断的重要的保障。
因此,得益于许承尧的高品味,高鉴赏能力,有他题跋的字画或写经,便有了十分的风流,价值也有很大提升。
此外,据程先甲《游陇丛记》中提及,许承尧与孔少轩,曾开“评经大会”,二人所收藏的敦煌遗书,诚巨观也。
“公开评说经书”,据此,我们也可得知,许承尧不仅写经收藏甚富,而且都是精品,甚至对于断代著论也必然有着很深的研究,否则评经之时宾朋满座却词穷眼拙,岂不尴尬。
许承尧的经书收藏的确强大,他的室名之一为“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就是源于他将自己多年收藏的敦煌经书中,书写最佳且有完整年代题记的精品筛选出四十件,藏于经楼。这些经卷经过整理装裱,裹以黄菱缎套,储在小檀木匣中。
事实上,据《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晋唐五代书法》第19页所述:敦煌数万经卷中附写题记者仅千余件,而有题记、首尾俱全的则更为稀少。
因此,许承尧以一己之力能够有这么多的精品敦煌经卷,实属不易。可惜,在战乱的年代,因为生活所迫,他只能将一部分收藏释出,其中有一些精品经叶恭绰介绍,卖给了中村不折,后为山本悌二郎所得。
不过,在许承尧过世后,家人遵照他的遗嘱,将剩余的藏品和手稿都捐献给了安徽省博物馆。
而那些流落异国他乡的经卷,就包括此次亮相中贸圣佳2018春拍的唐朝大中十年智惠山写《瑜伽师地论卷第卅三》,敦煌佛经,再次回归,此等佛缘,殊为难得。
智惠山《瑜伽师地论卷第卅三》
唐大中十年(856年)写本
纸本 尺寸:30.5×408cm
中贸圣佳2018春拍
本经所书为《瑜伽师地论第卅三卷》。《瑜伽师地论》共计一百卷,内容见《大藏经》第30册。白麻纸,首尾俱全,八纸,264行,每行27字左右,首题“瑜伽师地论卷第卅三,弥勒菩萨说,沙门玄奘奉诏译”,尾题“大中十年(公元856年)六月三日苾蒭僧智惠山随听学记”。
作为许承尧旧藏,该卷首部下角钤其藏印“歙许芚父游陇所得”,此印许氏多钤印其重要收藏。如安徽博物馆镇馆之宝《二娘子家书》,国家图书馆北新0704、北新0714、北新0773、北新939。上海博物馆上博36、台北中央图书馆004759、07524等。
左1-2安徽博物馆藏《二娘子家书》局部,许承尧藏印“歙许芚父游陇所得”
右1写经局部,许承尧藏印“歙许芚父游陇所得”
著录
据许承尧《疑诗庵》中所载,1916年所作《以敦煌写经寄马伯通先生即题其后》中有“慧净传高文,瑜珈勤速记”句,小注“所藏有慧净法师遗著,沙门智慧山听讲手写瑜珈师地论义记各卷”。
著录:《疑庵诗》丁卷p7-8。1926年(民国15年)刊行。安徽图书馆藏。
著录:《疑庵诗》p84。1990年5月黄山书社出版。
从上面著录中,可知至少在不晚于1916年,许承尧已经收藏了该经书。而这个时候距离敦煌经书被发现并受重视,时间才过去数年而已,市面上作伪敦煌经书很鲜见。
此经书的著录累累,1929年日本东京出版《大正新修大藏经·法宝总目录第一卷》中也有记载。
著录:《大正新修大藏经·法宝总目录第一卷》,第1067页左上角,1929年出版
该书历时十三年,由多位佛教学者基于中国多部《大藏经》整理而来,是自古以来卷帙最庞大的善本大藏经。
上文我们曾提到,写经后来被山本悌二郎收藏,其有《澄怀堂书画目录》十二卷行世,该经书亦被收录其中。一同收录的包括吴道子《送子天王》卷、宋徽宗《五色鹦鹉》卷、米芾《乐兄帖》、李成《乔松图》等。
其实在罗振玉、内藤湖南的指点下,山本悌二郎的中国书画收藏,非常丰富。内藤湖南还曾在该书序中说道:“日本的中国书画收藏当以山本君澄怀堂为第一”。
著录:《澄怀堂书画目录卷一》,第6页,1932年日本文求堂书店出版。
其余著录,如1946年第一部由中国学者编成的流入日本的中国文物目录,《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中有记载。
著录:《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目录》,卷三,第388页,2012年中西书局出版。
亦或者,1962年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其中1062号著录“瑜伽师地论卷第三十三(大中十年六月三日云云)山本悌二郎藏。”
著录:《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第334页,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1990 池田温编《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记载
著录:《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414页,1990年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
除了著录,从经卷的包装题签可知,该经书还曾被大财阀“住友家族”收藏。
经卷、纸盒、木盒外题签
1988年栗山氏也亲笔撰写收藏来由和敦煌写经资料与经文同置于桐盒内。
事实上,该经书的珍贵并不单纯因为著录累累,名人或权威机构递藏,流传有序。单从智惠山写于唐大中十年的《瑜伽师地论》各卷来看,目前所知在我国公藏机构只有两件,一件为国家博物馆所藏第二十四卷,一件为故宫博物院所藏第四十卷。
其中,故宫博物院所藏第四十卷,曾在《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晋唐五代书法》以及《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隋唐五代书法》两部权威著作中有大幅介绍,并附有高清图片,足见智惠山写经在故宫藏品体系中弥足珍贵。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晋唐五代书法》,第211-215页
《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隋唐五代书法》
国家博物馆所藏第二十四卷,著录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一册》,第375页,京2-080,文物出版社2001年出版。
由此足见智惠山写经的价值之高。而对比中贸圣佳与故宫所藏的经书,不难发现这两件都是智惠山于唐朝大中十年六月书写,而且纸张、书法及体例完全一致,甚至于尺寸都是几乎一样的(故宫尺寸30.5×411cm),足可以说明本卷和故宫藏品为同一人所书是确凿无疑的。
左:故宫藏品 右:中贸拍品
左:故宫藏品 右:中贸拍品
行笔至此,或许你还会发现,两卷经书首尾的折痕走向都几乎一致,所以有人推测此二卷在藏经洞中可能本来是卷在一起的。
敦煌经书的本意或为祈福,而《瑜伽师地论第卅三卷》中所蕴含的清净追求与美好境界,使得它成为可以单独诵读研究的佛教经典,更是意义重大。
后话
敦煌经卷散落世界各地,命运也不尽相同。
除了英籍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外,还有日本大谷探险队、沙俄奥登堡、奥勃鲁切夫,美国人华尔纳,以及抗战过程流失日本等,这些人用尽各种手段盗取或骗购大量敦煌文物。
目前累计俄罗斯12000件、英国13300件、法国5700件、日本1000件以及美国公私藏家若干。
俄国强盗奥登堡探险队和哥萨克骑兵 摄于敦煌
以至于,有人说,敦煌遗书在英国的藏卷最多最长,在法国的藏卷最精最广,在俄国的藏卷最杂最碎,在中国国内的藏卷最散最乱,而在日本的藏卷则最隐最秘。
如今,追溯中贸圣佳这件经书的历史,我们可以感受,在意识到敦煌经卷的艺术价值与文物价值乃至于学术价值后,藏有经书的藏家或机构无不珍之宝之,关于敦煌学的研究也愈加深入,这或许是劫余后的经书不幸中的万幸。
我们也期待着,未来会有更多的敦煌文物,重归故里,继续散发信仰的光辉与力量。
——END——
凡是斯文处,必有同古堂
文:同古堂 图:中贸圣佳
参考资料:
潘德利:敦煌文献流散与回归的艰辛历程
李利安:智惠山写《瑜伽师地论》第三十三卷的地位与意义
唐朝大中十年智惠山写《瑜伽师地论卷第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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