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二战进入末期，战场形势也是风云突变，以德、日为首的法西斯集团后继乏力，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迫使德军由攻势转向守势；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倒台；美国参战之后，日本在亚太战场逐步丧失战略主动权。而在中国战场，抗战也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

而与此相反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不是运筹如何尽快打败日本侵略者，却是想着如何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以便战后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继续维持独裁统治。为此，1943年春夏之际，国民党悍然发动了第三次反共磨擦。

1943年3月，蒋介石撰写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书中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新式割据”。同时，国民党还出版大量反共、反民主的书籍和刊物，为其发动第三次反共磨擦作思想准备和舆论动员。

6月7日，蒋介石致电“西北王”胡宗南（ 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掌握第8战区实权），询问“对于边区之准备现至如何程度”，要求胡“详覆”（“闪击边区”的军事计划）。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部署60万军队蠢蠢欲动，准备分兵九路“闪击延安”。蒋、胡二人对此次的“闪击延安”的计划保守的十分严密，就连国民党内部的许多高官都不知道。但是，此秘密计划却被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潜伏在胡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得知，他将有关情况紧急密报延安。

为此，毛主席特地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该文首先提出国党将两个集团军调离黄河河防，准备进攻边区这一事实，然后向国民党提出尖锐质问。与此同时，中央发动“宣传反击”，给国民党造成舆论压力，延安三万群众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号召边区人民动员起来，制止内战，保卫边区。

延安方面的“宣传攻势”一方面让国民党的“闪击”计划提前曝光，此消息很快传到国外。不仅苏联人担心，也让美国人不安。因为当时二战尚未结束，蒋介石的“闪击延安”计划显然是不利于中国的抗日形势的。

苏联报刊认为，国民党政府“极力破坏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事合作”，简直是帮助日寇征服中国；美国的《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等报刊也刊登了抨击国民党内战政策的文章。美、苏两国还召开会议，他们警告蒋介石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这就迫使蒋介石放弃了“闪击延安”的计划，第三次反共高潮也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