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冰，节选自《浅谈陈翰笙先生的学术历程和学术成就》。

陈翰笙，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也是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原名陈枢，1897年出生于江苏无锡，早年留学美国和德国，回国后担任北大教授，并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又因为避难、讲学，去过苏联、日本、加拿大、印度、美国。1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组织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农村经济调查，被誉为“当代经济学家之父”，一生笔耕不辍。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陈翰笙逝世于北京。而翰老的学术历程和学术成就之辉煌灿烂，则一直为经济史研究者和爱好者们所津津乐道。

陈翰笙

要探讨陈翰笙先生的学术历程，就要先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学术渊源。陈先生的历史学背景来自于从小所受到的良好教育，其父为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前清生员。小学就学于无锡，毕业后，他就随父母来到湖南省会长沙就学，就读于爱国人士创办的享有盛名的明德中学。在这期间，受到曾是同盟会成员的历史教师傅荣湘的影响，开始对历史学产生兴趣，并具备了一定的历史学基础和素养。后来母亲注意到他的天赋，送其去美国深造。1917年接受了导师卫斯特加德的劝告由地质学改学欧美历史，后得奖学金到波士顿哈佛大学学习东欧史，这成为陈翰笙学术生涯的转折。后因为生计所迫改赴德国，进入了柏林大学史地研究所，随奥托赫契教授研究东欧史。这些经历都为陈翰笙的经济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其经济学背景则主要来自于革命受挫后的经历，1927年4月，李大钊被捕并处以绞刑，[i]与其关系密切的陈翰笙处境十分危险，于是转道日本奔赴苏联，被安排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当研究员。在这期间，他阅读了《资本论》等大量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著作，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

陈翰笙在柏林大学博士毕业前夕，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去欧洲考察，因久慕其盛名，邀请他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破格教授，当时陈翰笙只有27岁，因此有人送了个雅号——“娃娃教授”。在北大任教期间，陈先生经李大钊介绍参加了革命。在这之后，陈翰笙的学术思想开始与实践相结合，并开始了他毕生所追求的农村学术事业。

50年代的陈翰笙（后排右二）陪同宋庆龄副主席接见外宾。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战争时期，国内外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而这场论战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陈翰笙。就在他于苏联避难时期，与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东方部部长马季亚尔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马季亚尔于1926年到过中国，他认为：中国社会自原始社会解体后，既无奴隶社会，又无封建社会，而只是一种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的‘水利社会’。而到二十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也就成了资本主义，因此中国的农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农村。这个观点遭到陈翰笙的反对，他认为中国的农村绝非资本主义性质，而只是农产品商品化的问题。这种分歧关系到如何认识中国的国情，如何判定农村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以及如何看待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于如马季亚尔一样过分夸大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偏见，陈翰笙决心要对中国农村进行全面调查，用扎实的第一手材料来反映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指导中国的社会改造。正如翰老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写：“莫斯科的争论虽无结论，但促使陈翰笙下了决心：如有机会，一定对中国农村做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2”

在这种学术思想的指导下，陈翰笙主持中央研究院下设的社会科学研究所进行了一系列的农村调查。作为中共地下党员，陈翰笙的调查得到了国民党进步人士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的物质和精神支持。经过分析摸底，以陈翰笙为首的调查团确定北方的保定农村、长江流域的无锡农村和珠江流域的广东农村作为三个重点，以便尽可能的反映中国农村社会的全貌。3无锡农村的调查进行于1929年7—9月，调查了55个村落和8个农村市场，对22个村1207户村民进行了逐户调查；保定清苑县的调查进行于1930年5—8月，在四个月的时间里重点调查了11个村庄2119户农民，同时普查了72个村庄和6个农村市场；广东农村调查进行于1931年11月至1934年5月底，在宋庆龄的帮助下调查了梅县、中山、茂名等16个县，还进行了50个县335个村的通讯调查。在农村调查中，陈翰笙采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他说：“在我们把一大堆的调查材料着手统计之前，首先就要考虑到分类问题”。在按量和按社会性质这两种分类法中，他又强调按社会性质，根据土地关系和雇佣关系将农民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五个阶层。他所做的农村调查的统计资料便按照这几种分类来进行划分，而后来的农村调查也都大致沿用了这种分类方法。

此后陈翰笙还分别进行了一些零散的调查。这些调查在完成后都被做成了十分详细的表格和数据，通过这些调查及之后的数据分析，以陈翰笙为代表的农村调查团掌握了中国农村各阶层土地分配情况及农村中的各种封建剥削关系，为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提供了依据4。

抗战时期，由于日本的全面侵华，国民政府无暇顾及，陈翰笙的农村调查被迫中断，于是他开始利用自己的经济史学背景来奔走救国，促进战时的工业合作运动。而在抗战胜利后，陈翰笙转到印度史学会工作，对经济史学的研究扩大到国际范围。在这期间，他对印度进行了经济区域考察，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印度的历史、宗教、经济和社会状况都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后离开印度赴美，任教于华盛顿州立大学，讲授印度史，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写成了《英国皇家印度农村调查团证词》、《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等巨著。

解放及建国以后，整个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基本笼罩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式之下，但是对于具体问题的研究还是很活跃。著名敦煌学家向达先生认为，当时中国历史研究中有五大热门问题，可谓“五朵金花”，分别是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和资本主义萌芽。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至少古史分期、土地制度和资本主义萌芽这几个问题都是比较纯粹的经济史学问题。五占其三，可见经济史在当时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在这个时期，陈翰笙与薛暮桥、许涤新、严中平等学者一起，根据自己的农业、工业调查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在很多具体问题和研究领域中获得了突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担任北大教授的陈翰笙虽已年过八十，但在学术上却从未有所放松，他与薛暮桥、冯和法合作将二三十年代农村调查的结果集结形成系统，编成《解放前的中国农村》、《解放前后无锡、保定农村经济》等统计专著，又与卢文迪、彭家礼为中华书局合编了《华工出国史资料汇编》，在国际上影响很大。

《四个时代的我》（陈翰笙回忆录）

2004年，著名社会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顾问陈翰笙，因病于三月十三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8岁。历史真是耐人寻味的，谁能料到这位当年被称之为“娃娃教授”的北大最年轻的正教授，在进入他生活的第三个世纪时竟成为北京大学的“茶寿教授”（在中国语言中，108岁称之为茶寿）。5翰老的人生轨迹也如他的学术历程一般，漫长而精彩。

编辑 |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