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以前只有官学而无私学，只有官书而没有私人著书。这是因为，三代时期阶级对立森严，统治贵族不仅拥有政权与土地，而且还专有知识，平民与知识和教育是绝缘的。我国最早的知识分子是由上古的巫史演变而来，巫掌卜筮，史掌记事。他们都接受贵族供养，并为他们服务。据《尚书 多士篇》记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书几乎都是官方卜师的占卜档案。从事作典作册与文化创作，既需要有足够的思想与著书闲暇，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保障才有可能，这样只能由为贵族供养并脱离生产的巫史官员来从事。

三代时期，笔墨纸帛还没有发明，那个时候只能以龟甲竹简代纸帛，以刀刻漆书代笔墨，将竹简用绳连结而书册，这样一来书籍典册就极为笨重，成书不易，藏书也难。所以只有官府才有能力制典作册，平民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所以，周代以前的书籍《诗》《书》《礼》《乐》《易》《春秋》等都是官书，是由官方委派专门的官员来负责编辑造册的。其中《书》为周代史官所记载的文告档案，《诗》为同周代乐官所保存乐词，《礼》为周代礼官所保存，《春秋》是鲁国史，是鲁国史官所记录保存的档案。

及至春秋时代，新兴的地主阶层逐渐登上权力的舞台，以周王为首的三代世袭的贵族阶层的社会地位降落，贵族降为平民，同时也就将知识和受教育的权利带入了平民阶层，从而才有了发展平民学术的可能。孔子首先开了私人讲学与私家著述的先河。为什么偏偏是孔子，而不是别人？孔子出自落没贵族的家庭，所以他自小就有接触知识与教育的机会。

孔子的祖先本是宋国贵族，适鲁后才为平民。孔子将自己的知识传递给平民，而在孔子以前是没有人做过此类工作的。对于平民而言，知识是一个新鲜的事物，激发了他们极大的热情。所以孔子以后，私人讲学著述之风大行于天下，而从学之众是后世所罕见的。又遭逢乱世，学者无一不想尽其所学改制救世，而新兴的地主阶层又极需新的文化工作来维护他们新近崛起的社会地位，养士之风也成为那个时代的风尚，于是便导致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状态，成为我国学术史上的黄金时代。

孔子开春秋时代私人讲学、私人著述之风尚，创立儒家学派，开了诸子学术的先河。子本为五爵之一，凡大夫、卿皆称为夫子，章炳麟曾说“子犹今言之老爷”，也即是对有身份有地位人的尊称。孔子的弟子们称自己的老师为子，也是表示对孔子的尊敬，这个称谓类似于今天的先生。自孔子以后，弟子称师为子沿成习惯，弟子编述师之言论，便都以“某子”冠名了。诸子之书，都是自抒已见，自成一家之言，与五经官书绝不相同。诸子之学兴于春秋之末，大盛于战国之时，息于秦汉一统之下。

孔子创儒家之学，孟子荀子继其后。《周礼 太宰》谓：“儒，诸侯保氏以道术以教人者”，《说文》谓：术士之称。所以，凡是有学识道术能教人的都可以称为儒，儒也即是学者的通称。诸子的学术其最终的目标就是改制破救乱。当时天下昏乱，争战不休，思想家们必须要思考天下为什么由治变乱以及如何才能使天下重归清静太平这些问题。在孔子看来天下之所以大乱是因为旧制度的破坏，礼乐废，诗书缺，所以孔子主张返回周制，重建西周时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旧秩序，以实现天下太平的目标。所以孔子的眼睛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后的，他的根本立场是守旧的倒退的。他不能看到西周旧制度的破坏不仅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他只是在道德上立说，将道德败坏看作社会混乱的根本原因。

孟子发展了孔子学说的仁义部分，主张人性皆善，将孔子学说更加唯心化。荀子的自然观颇具有唯物主义色彩，认为天有常道，地有常法，与人事的兴衰无关。主张人们要主动地控制和利用自然而不是顺从和敬畏它。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所以圣人制礼义以区别贵贱长幼，使各安其分，不能逾越。这就是所谓的分。荀子同孟子、孔子一样都将礼义看作是天经地义的真理。

孔子死后，墨子继起，创墨家学说。墨家学说虽然表面与儒家学说处处针锋相对，但其实他们在根本立场是相同的，他们都是向后看的，认为古代是黄金时代，为使天下重归太平就要回归至远古圣王的政治状态之中。他们的根本分歧在于孔子代表了远古政治贵族阶层的意志，站在了统治者的立场上，所以主张维护古代社会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不平等社会秩序，复礼正名兴乐，亲亲厚死。而墨子则是站在被统治阶层的立场上，代表社会最底层人们的意志，主张人人平等，主张兼爱、尚同、尚贤。墨子认为圣王兴政“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而他认为对人民有利益的事只限于最起码的物质生活需要，所以墨子得出尚俭、节丧、非礼乐的必然结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