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需要有质疑的心思，才能在平易里读出险峻的意思来。最近，有老师教刘中垒《新序》里的“季札挂剑”一段，细读文章，引发了我的另一番思考。

“延陵季子将西聘晋，带宝剑，以过徐君。徐君观剑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为有上国之使，未献也，然其心许之矣。致使于晋故，反则徐君死于楚，于是脱剑致之嗣君。从者止之曰：‘此吴之宝也，非所以赠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赠之也。先日吾来，徐君观吾剑不言而其色欲之，吾为有上国之使，未献也，然吾心许之矣。今死而不进，是欺心也。爱剑伤心，廉者不为也。’遂脱剑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无命，孤不敢受剑。’于是季子又以剑带徐君墓树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如果粗粗地读，大概也就是表扬季子非但言而有信，简直是“念而有信”。但是，如果仔细计较，问题就出来了。季子为什么一定要把宝剑留在徐国呢？他自己说的原因是不“欺心”。而徐人认为的原因是“不忘故”。一个是着重在自己一方面，一个是着重在念旧（徐君）一方面。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当然《新序》也就类似于现在的“古代道德故事一百篇”之类的书籍，出自多人之手，各人的文字修养也各不相同，很难说一定有什么微妙的意思蕴含在里面。但是，按照《史记》的说法，季札果然是把宝剑留在了徐国了，而且还留下了一段说辞：

“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背吾心哉！’”

这件事情不管是不是有道德宣教的意思，从一个外交事件的角度看，其实也很有意思。季子是往晋国去“聘”（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前544年，周景王元年）。“聘”，就是结盟的意思。吴国为什么要和晋国结盟呢？其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对付楚国。晋，是一个强国，又和楚国长期对抗，结盟等于增加了一个军事上的保障。而徐国呢？首先它是楚国的附庸国，而且在吴国的北面，一旦吴楚战端一开，如果楚国从西面发起攻击，徐国从北方策应，吴国几乎陷入死地。所以，从战略的角度看，吴国除了要和晋国结盟之外，还应该要稳住徐国，才能够让自己无后顾之忧。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季札做得就很好，他标榜自己的“心”，而且强调不应该因为徐君已死就违背自己曾经在心底里许下的诺言。想想也感人，口头答应的也就算了，连心里答应的也要践行，这如何不让人心生敬仰呢？所以徐国人也一定是感动不已的。《史记》虽然没有记录徐国人的反应，但是，我们读《新序》徐国人唱的那一段歌词的时候，确实觉得是顺理成章，类比推理一下，徐国人当时的反应也应该是如《新序》所写的那样的。而且，以我小人之心度之，《史记》里面从者与季札的那段对话，怎么看都像是专门说给徐国人听的。

当然，后面的故事是，吴国与楚国打仗，徐国果然没有成为楚国的策应，甚至对于吴国还颇有襄助，楚国非常恼火，最后的结果就是找了一个机会“执徐君”（把徐君当做罪犯一样抓了起来）。这是左传里面记载的事情。——当然，史籍上面对徐国的记载不多，所以这其中的因果联系，也都是根据历史逻辑进行的推演而已。

假若季子真做了挂剑的事情，假若他也真说了这样的话，很难说不是一种外交的手段，当然这样的话，季子的道德高尚感就要大大地打折扣了。——这大概是不少人不愿意看到的。我为什么这么推断呢？是因为《史记》其实是一部平易而险峻的书，司马迁的笔力大概不是刘向的门客可以比拟的。只要读读《吴太伯世家》里面的记载，我们会发现，季札其实并不是一个冬烘的道学家，他的思维方式更像后来战国时候的策士，他劝晏子、子产、叔向时说的话，虽然结论上都是劝他们尊奉道义，但是立意上都是从功利策略的角度说的，有一种深为算计，又不免自我得意的感觉。——后来的历史发展也确实证实了他的预判，不过我总觉得这不像一个使节应该干的事情。如果这样的话，说季札在徐国的种种行为是一种表演，也未尝不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