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是梁漱溟先生逝世30周年纪念日。这位20世纪著名的思想家、社会实践者，一生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王国维、冯友兰、熊十力、马一浮、黄炎培、张澜等众多学者、师友、家人通信700余封。由梁漱溟长子梁培宽整理出版的《梁漱溟往来书信集》，勾画出梁漱溟一生的朋友圈子，也从一个侧面再现了我国从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发生的巨变。梁漱溟与众师友坦诚交往、一心向学的故事，以及梁漱溟朋友圈的形成，对当下青年人如何读书、交友、治学，都有启示借鉴意义。

最折服伍庸伯无人相比

通览80多万字的《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一封封饱含情思的书信，记录了梁漱溟一生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亲师取友。

任教北大之初，因共同志趣，梁漱溟便和林宰平、伍庸伯、熊十力、张难先等几位先生交往密切，且成为终生朋友。他们交往是为了谈哲学，谈儒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前后，北大学生叶麟、朱谦之、黄庆数人，也与梁漱溟过从甚密。他们“议论每多不合，但总觉得彼此相与是第一乐事”。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书末，梁漱溟提出了“再创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结合为一”的主张，想聚合一些朋友，试作一种书院式的讲学活动。随后就有王维彻、云颂天等人响应。这些青年人都是“不愿模模糊糊过下去的人”。1922年，他们在地安门附近租房，过起同处共学生活，以梁漱溟为中心的朋友团体开始形成。

这个朋友团体自成立之日起，并无会章，数十年间聚合不散，过着团体生活，一直致力于探讨中国文化的走向，互助于各自的学术研究，成为学界一段佳话。书中有几百通书信，记录的就是这个朋友圈的学习、工作和学术研究之点滴，尽现学术圈中人际交往之坦率，以及学术交流之风采。

梁漱溟素与蔡元培、胡适、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等先生交好，他们之间交游往还，针对各自不足，不掖不藏，直指其失，成为后人治学的一面镜子。

胡适长梁漱溟1岁，他们同于1917年进入北大哲学系讲学。就胡适文章风格，1923年梁漱溟曾致胡适信，指出“尊文间或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原克嫌怨，曷为如此？”胡适回复，直指梁不要过于认真、武断。“凡事太认真非汪汪雅度也。”并解释，“‘嫌怨’一语未免言重，使人当不起。至于刻薄之教，则深中适作文之病。然亦非有意为刻薄也。适作文往往喜欢在极庄重的题目上说一句滑稽话，有时不觉流为轻薄，有时不觉流于刻薄。玩世的态度固可以流入刻薄，而认真太过，武断太过，亦往往可以流入刻薄。先生《东西文化》书中，此种因自信太过，或武断太过，而不觉流为刻薄之论调，亦复不少。”

对此，梁漱溟并不以为忤。

1925年至1958年，熊十力致梁漱溟的十三通书信中，探讨的都是中国哲学以及中国文化的走向等问题。每封信都直抒胸臆，甚至言辞有点过激。

其中，1950年熊十力致梁漱溟书信，直陈对梁著作的不同观点：“大者勿论，如必以西洋人著成一套理论，而遂谓中国无哲学，此乃吾绝不忍苟同。时俗说先圣之学皆用艺术眼光看去，吾心痛心。”“吾前信已说过，不有学术而言主义，可乎？真足为一派思想而谓其非学术，可乎？吾前信可复看。胡适之云我们的老祖宗只有杂七杂八的一些零碎思想，而不足言哲学，此等胡说，兄可适与之合乎？”

1922年，就梁漱溟《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冯友兰从美国寄长信，建议梁多看看西洋科学之书，不要过于自恃直觉之弊，“先生聪明绝顶，不患不能创作，而患有过于自恃直觉之弊。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关于西洋科学之书总以多看为宜。”

书中不少师友来信，表达对梁漱溟山村办学的称道，及其奔走敌后抗战的牵挂，足见战时同道之浓浓情谊。

1971年梁漱溟致黄艮庸信中说：“在我一生所有朋友中，不少是我心里折服而尊敬的人。他们实在是各有各的价值。但其价值在我心目中，好像亦还有着不同等的重量，至于其间彼此交谊深浅，关系亲疏，自然又有许多不同处，是难于放在一起比较的。若勉强比较，伍庸伯先生应该说是我心里最折服的人。在我心里重量，更无人相比并，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最亲近，和相当深的。”

坦诚直率爱憎分明

梁漱溟一生治学严谨。1978年11月29日致信单培根，纠正其学术差错。他多次致信黄艮庸，直言其文稿多有错误，还详细举例说明。1986年7月23日，梁致信《光明日报》，指出记者采访之误写，并希望记者多读书。“贵报某日登出记者某同志访问我的谈话一稿，于我所说‘寻孔颜乐处’原为宋明儒之恒言，竟然不晓得，则于孔子自云‘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话，孔子说颜渊‘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话，都不晓得，如此缺少知识，似未曾读书之人，我希望他再读书再从事文化工作为好！”

梁漱溟坦诚直率、爱憎分明。1971年除夕，他致信冯友兰，忆起50多年前同在北大哲学系任职情谊，难掩伤感之情，“难得吾二人还同在北京，更难得的是过去好多年令人焦愁之国势，今乃形势大大舒展开朗（即指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通过提案，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机构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同年11月11日，我国代表团出席了联合国第26届会议，15日乔冠华代表我国作了发言）为始料不及者，我们相去咫尺的两人届可不一谈耶。”

梁漱溟耄耋之年，仍关心国事。国运好，同仁不忘同喜，若涉及原则问题，可不马虎。

1985年11月23日冯友兰九十寿辰，拟举行家宴，冯先生之女冯宗璞奉命电话通知梁漱溟出席，竟被梁“一口拒绝”。次日，92岁的梁致信冯，说明拒绝参加寿宴的缘由。

梁漱溟的信没有抬头，也没有称呼，直言原因，“盖昔年彼此同学于北大时，学友如顾颉刚、朱自清、黄文弼、谷源瑞、孙本文诸君先生去世多年，唯足下与我年逾九十尚在北京，可以聚晤，我断然拒绝者，实以足下曾谄媚某某，我心中不胜其愤恨以为同侪之耻也。”之后，语锋一转，“今决定如承枉驾我家，自当以礼接待交谈，倾吐衷怀，至于足下步履行动是否方便，则请自行斟酌。”

如果由此推定两人从此断交，那就大错特错了。27天后，梁再致信冯：“顷收到12月6日大函敬悉一切。《三松堂自叙》亦经收到并读过，甚愿把握晤面谈，或即在尊所午饭亦可，请先通电话联系，订好日期时间，其他如汽车等事，亦均由尊处准备是幸。”据梁漱溟之子梁培宽先生回忆，冯收到此信后，曾有回复。又由冯宗璞陪同往复梁住处晤谈，谈话多由冯宗璞代为表达或辩白，而冯先生说话不多，二人谈话情况平顺，并无争辩等情况。

新媒体编辑：李小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