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的孩子会问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居然会有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大国，可不仅是指地方大，人口多哈，而且还得像中国这样，有着超强的组织性、内部的认同感、崩溃了之后还能再次复原。建成这样的大国，在世界历史上只有咱们中国人做到了。

要知道，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自然趋势，就是大家分散成一个个小部落生活，没有必要建成大国。

上古的时候，中国人其实也有这种观念。《道德经》里说，“小国寡民”，说老百姓生活的最好的状态是“老死不相往来”。上古诗歌里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天高皇帝远，关我什么事?都是这种观念的反映。

如果顺着这种观念发展下去，很可能中国这个国家就不会出现。今天的中国，也许和印度是差不多的状态。

那为什么独独在中国，出现了超大规模的国家呢?按照演化论的规律，这就要到中国人祖先面对的独特的生存压力里去找了。

首先一个压力，就是中原地区面对的黄河泛滥问题。

每一个文明古国都有它的母亲河。但是咱们中国人的这条，黄河，性格太暴躁了、太反复无常了，经常泛滥、改道。如果要治理黄河，就必须在很大的地理范围内协调、组织、指挥人力和物力。这个说法不新鲜。马克思当年就是这么解释东方社会的独特形态的，所谓“东方治水社会”嘛。

但是，如果我们深一层地看这个问题，就会知道，中国文化的很多性格就是这么养成的。

我小时候在长江边长大，一到长江的汛期，很多村子就如临大敌。因为一旦堤坝破了，生命财产就会被洪水一卷而空。所以，防汛时候的气氛跟战场非常像。

首先，领导的权威是非常大的。村里的老人，或者是政府的干部，在防汛现场，是绝对的权威。他们不仅要调度资源、人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得判断：什么时候严防死守?什么时候，实在顶不住了，得及时往下撤。这都得凭老人和领导的经验，令行禁止，绝对不允许讨价还价，没有什么民主可讲。

还有，就是防汛的时候，没人跟你讲什么自由意志，什么私有财产。该上大堤抢险，你不去，轻则以后在村子里没法混了，重则绑起来游堤示众。

我小时候就见过这样的事。那你说，这在现在的法治社会好像不是那么和谐。这不是不尊重人权嘛?对，但是，如果洪水来了，各家顾各家，就谁也跑不了了。听起来游堤示众不合情理，但是如果你见过那种场面，你就知道，完全可以理解，大家也是打心眼里接受这种权威。

而且你想，防汛的时候，往往是整个流域的事，一处堵住没用啊。到了关键时刻，必须有一个更高权威做判断，牺牲哪一处。

比如，我小时候，就见过，实在洪水太大，国家防总就要下令，在什么地方分洪。分洪两个字听起来简单，实际上就是要把一个地方淹掉，减轻全流域的压力，这个地方的财产损失，你就想去吧。一般来说，都是淹穷的地方，工厂少的地方。虽然事后国家会有补偿，但是那毕竟是家园破碎啊，谁愿意承担这个代价啊?

说到这儿你就明白了，治水社会，天然会产生超级权威，天然要弱化个人的自由意志、私有产权等等概念，那个家长式的权威，也只能做到大致公道，但是往往在细节上、在具体的关口上非常专断。

这些情况，我们这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是没法想象的。但是当年，我们生活在中原地区、黄河岸边的老祖先，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所以产生超大规模的国家，几乎是必然的事情。

我们祖先面对的第二个压力，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带来的安全压力。

游牧是一种很低效的生产方式，产出很少，且极不稳定。就算是今天的牧区也流传着一句话：“家财万贯，带毛儿的不算。”意思是，别看这家人平时有大群的牛羊，好像很有钱的样子，但一场瘟疫或冬天一场白毛风刮过来，牲畜大量死亡，原有的家产立刻化为乌有。

现代尚且如此，古代的游牧民族的生活状态更是可想而知。所以，遇到自然变化，游牧民族只能南下去抢啊，抢谁?当然是南边的、中原的农耕民族。

我:

正是因为北方有这群强悍的野蛮人在，中原人的老祖宗想过“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是不可能了，不但要相往来，还要并肩战斗，成为兄弟加战友。“帝力于我有何哉”也就没人提了。如果没有国家军队的保护，“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经济的理想就是不可能的。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它说明，最晚到周朝时，黄河流域的农耕人群就已经建立起了“集体安全防卫机制”。事先有种种的盟约和安排，有情况时通过“烽火”传递信息，接到信息，大家都要带兵来打仗。

但是你想，并肩战斗，这不是一句说说就行的话。农耕民族打仗和游牧民族有很大的区别。游牧民族，平时就生活在马上，生产和作战，形态差别不大，所以单兵能力很强。更重要的是，他们南下劫掠，基本不需要后勤。自己带武器，食品就地抢，或者是喝马奶。

而农耕民族，要想形成战斗力，就必须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比如人员的组织，装备的组织。光粮草的千里转运，就是一项非常庞大的组织工作。

这种组织能力是逐渐发育出来的。赵鼎新老师曾经有一篇文章，就讲到这个问题。春秋时期，为什么通常只是邻国之间打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那个时代的军队，后勤组织能力不行，进军距离有限。所以，一个国家能进军多远，往往是它组织能力的指标。

比如，齐桓公的时候，齐国的进军距离就有500公里，但是齐桓公一死，齐国就衰落了，他的进军距离，就下降到了300公里。晋国相对高一点，能达到400公里。春秋时代，最强的其实是楚国，能达到400公里到600公里。

楚国为什么最强?组织能力强，官僚组织化程度高啊。据赵鼎新考证，春秋时代楚国的官职名称，史料上记载下来的，就有60多种，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这就是一个旁证。

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明，农耕民族的战斗力，和游牧民族不同，它取决于组织能力。组织能力怎么来，是我们的老祖宗在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过程中，一点点地从无到有地长期发育出来的。

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讲的这两个因素：第一，治理黄河，让中国人形成了超强的、跨地域的国家权威;第二，为了对付游牧民族的安全威胁，让中国社会的组织能力早熟。

中国人的祖先就是在这两个生死攸关的大灾大难中，把一个大国一点点地构建出来的。要不怎么说“多难兴邦”呢?

我们今天说起国家，马上唤起的都是什么集体荣誉感、自豪感等。但是在历史现场，哪有那么多美好情感，古人并不是在追求什么虚无缥缈的荣誉或者是主动设计什么“伟大国家”，我们的祖先只是在努力解决迫在眉睫又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资料来源：得道-罗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