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刘文典出生于合肥，他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合肥人，对合肥一直有很深的感情。现在只要看到刘文典的著作，凡是线装本的，第一页上都写有合肥刘文典。据说，刘文典还专门印了一张名片，上面没有写什么教授的头衔，就几个字，“刘文典，合肥”。

刘文典

刘文典（1889～1958年），字叔雅，出生于安徽合肥，祖籍安徽怀宁，中国文学史家。1909年赴日本求学，191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1938年到昆明，先后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为九三学社成员。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著作有《淮南鸿烈解》、《庄子补正》、《三余杂记》等。

1

大师之路

1889年，刘文典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家境尚算优渥的家庭，父亲以经商为业，为人本分，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幼时，刘文典便被父亲送往教会学校学习，又因其聪明好学，日后又掌握了英、德、日等多方外语。

刘文典与其家人

前排左一为其夫人张秋华，后排为次子刘平章及其媳马顺珍

年轻时候的刘文典，好学、善学、潜心于学问，他不仅得到陈独秀、刘师培的赏识，担任过孙中山秘书，还师从陈寅恪，学有专攻，写出了《淮南鸿列集解》、《庄子补正》等不朽名篇著作，是一位被公认的拥有真才实学的学者。

27岁那年，刘文典已被聘为北大教授。“五四”运动前后，他担任《新青年》杂志英文编辑。 1927年，刘文典任国立安徽大学校长。1929年，他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

刘文典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并在日伪政府做官，他都断然拒绝，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1938年刘文典先生前往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后被聘到云南大学任教，直至新中国成立。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朋友曾动员他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境签证。但刘文典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1956年刘文典被评为一级教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

刘文典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写给夫人张秋华的家书

刘文典学业精湛，治学严谨，被当时的大师们广为赞誉；他性格耿直，个性鲜明，被称为民国最有骨气的文人与名士；他上课不拘一格，深受学生欢迎与爱戴；他敢于顶撞蒋介石，全力维护学生，一身傲骨被广为流传；他身怀名节，爱国正直，代表着知识分子的脊梁。他眷念着故土合肥，不忘家乡情怀，多次将字画捐至安徽大学；他有拳拳爱子之心，春风化雨成铮铮教诲。

2

治学：逍遥自在，浮游随性

世上最懂庄子的人

1906年，刘文典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芜湖安徽公学。这是一所新式学校，当时，陈独秀、刘师培正受聘于这所学校，担任学校教师，民主气氛十分浓厚。

三年后，刘文典赴日留学，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并在章太炎等人影响下开始反清活动。1912年，刘文典学成回国，与他人一起创办《民立报》，任编辑和翻译，后因特殊机缘，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

1917年，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聘请刘文典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从此刘文典开始踏上治学之路。

北大授课期间，刘文典把主要精力放在《淮南子》校勘上，经过多年努力，1923年，《淮南鸿烈集解》正式出版，刘文典一时声名大振，也由此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

胡适破例为其作序，并对此书大加赞誉。晚年周作人也曾回忆说：“他（指刘文典）实是一个国学大家，他的《淮南鸿烈集解》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不知道随后有什么新著，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力而有余了。”

刘文典并没有就此满足，此后又开始了《庄子》和《说苑》等经典的校勘工作，在校勘界声誉日隆。

1939年，《庄子补正》出版，陈寅恪为之作序，不惜大放溢美之词。陈寅恪人称“教授之教授”、“大师之大师”，能为此书作序，刘文典顿时身价倍增。此书一出，刘文典在全国学术界获得“庄子专家”的美誉。

每次上课讲《庄子》时，刘文典第一句总是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不懂《庄子》，别人就更不懂了，可见其自负之情。

在西南联大时，曾有人向刘文典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刘文典大发感慨，口出狂言说：“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就是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

《庄子补正》的出版，也让刘文典的学术生涯达到最高潮期。

据闻，刘文典为了静心研究学问，总是在夜里九十点钟开始看书写作，一直到第二天七八点才睡觉，从来不吃早点。到了中午，饭做好后，由夫人张秋华负责叫他起床，并把他“领”出房间。

有时，张秋华给他夹菜时，他还朦朦胧胧的，似乎没睡醒，看也不看便一口吃下去，在他看来外表饮食这些学问之外的事，都不足留意，足见其修学刻苦。

最受学生欢迎的刘教授

西南联大的教授会讲课的不少，但像刘文典那样把课讲得出神入化的并不多。刘文典一直深得学生的欢心和敬意，连他的冤家对头也不得不佩服。

喜欢拖堂、月下授课

刘文典先在北大、清华任教，抗战时，又在西南联大任教，他既学问精深，性格耿直，又对学生平和友善，被学生称为“最有学术声望”与“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开设《庄子》、《文选》等课程。他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倒也别开生面。

西南联大的课堂

上《文选》课时，刘文典总是带上一壶茶，外加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下午课时，他经常拖堂到五点多钟才勉强结束，倒是学生们也不厌恶他的拖堂，反而乐意他的高谈论阔。

有一次，刘文典只上了半小时的课，便夹着教案要离开，同学们甚是不解。只见，刘文典徐徐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

原来，下周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内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同学们听得很是入迷，觉得是一次难得的享受。

张中行晚年在回忆文章中记录了一件有趣的事。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庄子时，一次大名鼎鼎的吴宓教授也去旁听，“他讲书，吴宓（号雨僧）也去听，坐在教室内最后一排。他仍是闭目讲，讲到自己认为独到的体会时，总是抬头张目向最后看，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吴宓照例起立，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人为之暗笑。

吴宓

吴宓一向自视甚高，但对刘文典的学问却是十分佩服的，一九四二年他在日记中记录：“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

这画面或许能让你想起电影《无问西东》中西南联大雨中上课的一个场景，因云南雨势太大，雨珠“啪啪”敲击在教室房顶，学生无法听见教授的声音，只得安静下来静静等待，教授在黑板上从容地写下四个大字“静坐听雨”。

观世音菩萨

刘文典在教学中，经常语出惊人。

一次，有学生问道:“先生对写文章有何高见？”“问得好！”刘文典应声而答，然后朗声吐出五个字——“观世音菩萨”。

众学子一听无不愕然，先生这不是答非所问？给我们念什么佛呀？

刘文典神秘地解说道：“‘观’，多多观察生活；‘世’，须要明白世故人情；‘音’，讲究音韵；‘菩萨’，要有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作文一样，也不可以说得天花乱坠，离题太远，完了。”

这个解释通达明晰，学生豁然开朗。

刘文典于“观世音菩萨”五字上心得几何？他胸无城府，不够圆滑，张嘴就会得罪人，至少在“世”字上是颇有欠缺的。但这也正是他一介书生真情至性的地方。

吹牛的本钱

刘对同辈人很狂，十分倨傲，但平时对学生却十分平易近人，没有一丝架子。当年弟子这样描述他在昆明时的形状：

“先生身材不高，晚年体弱瘦削，虽为一级教授，日常均身着青布长衫，脚着布面圆口鞋，不修边幅，却飘逸自如，不失学者风度。上课时则用一块蓝布包着讲义或教材，夹在腋下，慢慢走进会泽院，走入教室。”

“先生读书或与朋友学生交谈时，喜抽香烟，爱喝清茶。我们去看望或有所请教时，他总是打开烟盒，递给我们一支烟，而后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着，此时谈风甚健，说古论今，厚积薄发，虽体虚气弱，常常手之舞之，神采飞扬。”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一次，因为他备新课久未去看望刘文典先生，特抽出时间前去看望。不料，刚见面他就被刘文典没头没脑地痛骂了一顿，说陶光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

陶光想，我虽一贯尊重你，但学生也不是奴隶，可以随便辱骂。他一时忍无可忍，便准备以暴易暴。正当陶光要怒目反击时，忽见刘文典用力一拍桌子，声音极大地呵斥道：“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的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么？”转眼，老师愤怒的脸已转变成可怜的脸。

见这光景，陶光将要爆炸的怒火突然平息了，反而变成了同情、怜悯老师！对于老师视他为‘吹牛的本钱’一语，很让陶光感动，他几乎要破涕为笑了。

随即，陶光扶老师坐下，为老师倒一杯茶，承认自己太粗心，并解释说，因为自己备新课任务重，所以久未前来问候。

刘文典也自知批评学生太过火，便留下陶光吃饭，算是示好。

后来刘文典出版《庄子补正》，让陈寅恪作序，特地叮嘱学生陶光用毛笔为自己题封面。这是老师对学生最高的尊崇，是权威教授的鼓励。陶光每谈及此，都喜形于色，感谢老师的厚爱，研究学问上自然变得更加勤奋。

他的狂傲与谦卑

民国教授中，刘文典的“狂”与“傲”是十分出名的，在学坛也留下了不少奇闻轶事。但他曾自我评价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

“不识”巴金，怒怼新派学者

刘文典专心研究古典文学，很看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

有一次，有人向他提起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想了一会儿，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他在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当教授的时候，也不把闻一多、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沈从文等尤为蔑视。

沈从文

当得知西南联大要提沈从文为教授时，他勃然大怨，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替庄子跑警报

1939至1940年，日本飞机经常到昆明轰炸，师生看到五华山上红球升起，便放下手中的活，开始跑警报，到防空洞里躲避日机轰炸。

有一天，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西南联大正在上课的教授和学生照例疏散到昆明城外去躲藏。

正当大家或疾走或快跑争先恐后之际，沈从文凑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他略显不悦之色，就对同行的学生说，“沈从文是替谁跑警报啊！这么匆匆忙忙地，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

沈从文虽然听见了，但尊他是前辈，没有说什么就跑开了。

十二分敬重陈寅恪

刘文典眼高于顶，却并非目中无物，他早年师从国学大家刘师培，精研《说文解字》和《文选》，对前辈学问家章太炎和同辈学问家陈寅恪低首下心，知所恭敬，除此之外，能入他法眼的文人学者不多。

陈寅恪

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刘文典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寅恪的万分之一，还告诉学生：“我对陈先生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敬佩。”他宣称，西南联大总共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一个，冯友兰一个，他和唐兰各算半个。

试想，西南联大差不多集结了全国的学界精英，他自鸣得意的“三个教授论”会得罪多少同行？

“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

刘文典对自己的学问是相当自负的。当年在西南联大开“红楼”讲座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吴宓，另一个便是刘文典。

刘文典原本不是研究《红楼梦》的，只因他听了吴宓的《红楼梦》讲座，不同意见太多，于是灵机一动，也客串一回红学家，开个讲座，唱唱对台戏。

刘文典的号召力不小，教室装不下太多的听众，西南联大的广场就成了他的讲坛。一支蜡烛，一副桌椅，众人席地而坐，虽寒碜了点，学生却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刘文典身着长衫（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款款入座。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他斟茶，他满饮一杯。

前戏做足了，刘文典这才昂然而起，一字一顿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吃仙桃一口足矣。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讲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讲过！今天跟你们讲四个字就够！”

一部《红楼梦》，他以四字蔽之，这四字是“蓼汀花淑”。他的讲解用上了音韵学。“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一幅题字，笑道：‘花淑二字便妥，何必蓼汀。’花淑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就属意薛宝钗了。”

此说一出，下面立刻“哦”的一声，众人仿佛醍醐灌顶，全开了窍，《红楼梦》的主旨迎刃而解，要义也昭然若揭。

被和尚追着打

刘文典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需要查阅某种佛经。他听说北京西山香山寺藏有此佛经，就前去阅看。

该寺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藏书。允许借阅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特制的蔑子翻阅，违者受罚。

该寺管理藏书的老和尚与刘文典略有认识，知道他是著名学者，特准他借阅，佛堂内也不派僧人专门看守。阅前，老和尚向他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他当即承诺，严守规约。

老和尚去后，刘文典静坐读经。看了一会儿，他因路途劳顿，有些疲倦，见室内有一空床，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正在睡梦中的他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他睁眼一看，老和尚边打边斥责说：“你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原来，他睡着之后，手一松，身子一歪，手中的佛经也就随之掉落。

老和尚本来想与他谈论佛学，进来一看这情景，顿时火冒三丈，拿起扫帚就打过来。

此举有如当头棒喝，刘文典顿时清醒。他一面苦苦求饶，一面在佛堂内抱头鼠窜。老和尚见他甘心挨打，并没有教授架子，怒容一变，“扑哧”一声笑了。

不打不成交，刘文典和老和尚成了好朋友。老和尚到清华大学拜访，他还专门设素斋招待。

敢于顶撞蒋介石

1928年，刘文典在安徽大学（校址安庆）任职期间，学校发生学生风潮。

蒋介石以国民政府首脑身份亲临安庆，施行弹压。他专门召见相关人员，痛加训斥，指出这次学潮是“安徽教育界之大耻”。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自然首当其冲。可他并不知“罪”，见到蒋介石只称“先生”，不称“主席”，扫了对方颜面。

更出格的事情还在后头，蒋介石寒着脸要刘文典交出学生领袖名单，必须对罢课分子严惩不贷。刘文典根本不买账，还将蒋顶上南墙：“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针尖对上了麦芒。蒋介石恼怒不已，当众拍桌，声色俱厉地大骂：“你是学阀！”刘文典素性恃才不羁，也戟指回击：“你是新军阀！”

蒋介石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岂容手握笔杆子的文弱书生挑衅他的戎威？盛怒之下，杀气腾腾，不仅掴了刘文典两记耳光，还以“治学不严”罪名将这位名士关进监狱，并且发出死亡威胁。

刘文典身陷囹圄，性命危在旦夕。好在全国学界和新闻界并非万马齐喑，“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的呼声随之而起，安徽学运也有余烬复燃之势。蔡元培出面力保这位早期同盟会员、孙中山的老秘书，陈立夫也从中斡旋，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这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刘文典。

蒋介石的两记耳光确实响亮，刘文典的名声也因此响了起来。蒋介石的偶然之举成就了狂士刘文典的一世英名。

老师章太炎听到此事后，对刘文典的书生骨气十分欣赏，亲自手书一联相赠：“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

章太炎先生书赠刘文典的对联

这副对联一直为刘所珍藏，至今还保存在刘文典次子刘平章家中，从一个侧面十分贴切地反映出刘疾恶如仇正直善良的品质。

3

“刘文典，合肥”

刘文典出生于合肥，他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合肥人，对合肥一直有很深的感情。现在只要看到刘文典的著作，凡是线装本的，第一页上都写有合肥刘文典。据说，刘文典还专门印了一张名片，上面没有写什么教授的头衔，就几个字，“刘文典，合肥”。

筹建安徽大学

安徽大学的建校与刘文典的努力密不可分，在教书育人方面，刘文典的态度更是令人赞赏。

1927年夏，刘文典先生受安徽省政府之邀，筹备安徽大学建校工作，为此四方奔走。于第二年最终实现安徽孕育多年的大学梦想，刘文典先生任法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行校长职权。

安徽大学校园里，刘文典教授的铜像

安徽大学档案馆刘文典纪念馆始建于2008年，为的是纪念安徽大学建立80周年，且缅怀刘文典先生逝世50周年。整个刘文典纪念馆的墙壁，都展有刘文典的著作。

捐赠图书、书画给安徽大学

1935年，刘文典曾经给当时的安徽省图书馆馆长写信，信中称，用一半薪水买书，有生之年供教学之用，过世以后则要捐给安徽省图书馆。

刘文典去世后，其夫人张秋华曾捐了一批图书和字画，其中包括董其昌、刘墉等大家的字画给了安徽省博物馆，安徽大学校庆时，其家人又将仅剩的最后一批刘文典的东西捐给了安徽大学。

安徽大学刘文典纪念馆

刘文典的儿子刘平章称，父亲还有一批旧书，目前藏在台湾“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图书馆，共513册，其中多半是清朝的书籍，这也是花费了74年才找到的，如果这批书能回来，他也将完成父亲的遗愿，捐献给安徽。

4

横眉对日，温以传家

刘文典是个”硬骨头“，这让他在后来与日本人的斗争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刘文典在子女教育上，非常注重以身作则，告诫子女要好好学习，诚恳待人。在事业选择上，刘文典的一件往事，对儿子刘平章影响极大。

刘文典与次子刘平章

在离开安徽大学时，有人立荐刘文典为教育部部长，但被刘文典回绝了，他后来告诉儿子说，“只有终身之教授而无终身之部长，我决定北上到北大去教书”。

这件事也让刘平章明白了，做人要有本色，要从事一些终身的职业。而他这一生，作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师，也是因为记住了父亲这句话，不忘“老老实实地做事，老老实实地做人”。

对日本人

刘文典是个”硬骨头“，这让他在后来与日本人的斗争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的青年学生，为敦促政府抗日，曾发起卧轨请愿。刘文典的长子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也参加了这一活动，后因连夜在外受寒患病而死。

韩美林绘刘文典画像

刘文典对此十分悲痛，也更加痛恨日本人。以后每次上课都要讲一段“国势的阽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对此，他当年的学生曾有过一段生动的记录：“然尚有一事更可以使我们对于刘先生表示极大的敬意的，就是刘先生爱国心的热烈，真是校内无二人！去年长城战事闹得极凶的时节，刘先生每次上国文班，必花一部分的时间，哭丧着脸向我们伸说国势的阽危，并且告诉我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

刘文典不仅号召别人研究日本，自己也全力以赴，熬夜至两三点，来翻译日本的文章，让更多国人了解日本这个民族。

刘文典发表在《大公报》的文章《荒木贞夫告全日本国民书》

1933年4月10日刘文典翻译的《荒木贞夫告全日本国民书》一文，发表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文中详细介绍荒木贞夫的军国主义思想，希望能够警醒国人“知道日本统治者的意见、政策和野心”。

由于过度劳累，第二天上课时常常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好如实向学生道出实情，听了此事，班上的学生不仅毫不抱怨，反而被他的爱国热情感动得连“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七七”事变后，刘未能及时南下，鉴于他的名望，日本人通过周作人来做他工作，请他出来做伪事，遭到他断然拒绝。刘文典对周作人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日本人被他的态度激怒了，闯进刘家翻箱倒柜，刘愤然作色，拒绝回答日本人的任何问题，翻译官责问道：你是留日学生，太君问话，为何不以日语作答？刘称“以发夷声为耻”，拒不说日语。

一九三八年，在朋友帮助下，刘文典化装逃出北平，由天津搭外轮，经香港、海防，辗转来到昆明。他后来在给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信中说：“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

刘文典与夫人张秋华

1949年，胡适为刘文典办好了一家三口的机票，联系好了美国的大学，想帮他换个新环境。对于胡适的好意，刘文典敬谢不敏，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他久已远离政治纷争的漩涡，只是出于朴素的爱国之情留下未走。他没有力气再折腾了，眼看把乱世挺到了尽头，接下来只想过过太平日子。当时，许多学人都是抱着这样的想法留在大陆。

“擦皮鞋者”

刘文典非常注重对孩子的教育，作为一个教师，他更善于将涓涓教诲融入日常生活中。

1957年3月，刘文典在北京开全国政协会期间，就曾给次子刘平章写了一封特殊的信，信中，他称呼儿子为"kolya"，落款为"擦皮鞋者"。

刘文典写给其子刘平章的信

“Kolya：我在京用费极大，所带的钱早已用完。正是两袖清风，你要电汇用来救济，解除我的经济危机。

我的旅费用尽只好步行回昆明了，不能从四川经过了。我连日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开会地点在怀仁堂。得以饱看中南海的雪景，真是兴奋极了，愉快极了。你很可以乘我在京的机会来北京一游。我可以买最精致的玩具给你，带你游览名胜，吃前门饭店精美美的西餐……”

原来，开会期间他在书店看到《苏联画报》上有一幅名为《擦皮鞋者》的讽刺溺爱子女社会现象的漫画。画面上，一个满额皱纹、衣着褴褛的老头在严冬中蹲在地上为儿子"kolya"擦皮鞋。

刘文典写给次子平章的书信

此时刘文典正好接到在成都读大学的儿子讨生活费的来信，想到自己对儿子的溺爱，不免自责。他没有摆出"老子"的架子，而是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来教育儿子。信中不提寄钱的事，反说自己在京费用大，钱已用完，要儿子汇点来解除经济危机。儿子平章读后，既感温馨又受教育。 后来在给儿子的多次书信中，他又反复叮嘱儿子要节约，不能养成浪费的习惯。

刘文典写给儿子刘平章的家信

刘文典一向育人有道，无论是自己的亲属血脉还是学徒学子，总是言传身教，他从来把子女当作朋友一样对待，用平等的态度与之交流。

1955年端午节，刘文典在观看郭沫若话剧《屈原》片段后，给儿子刘平章写了一首诗——《观剧诗》。

“宋玉悲秋亦我师，伤心又吊屈原祠。娥眉漫结平生恨，文藻空存异代思。县圃曾城无定所，桂旗兰枻竟何之。二千三百年间事，剩有江声似旧时。甲午五月五，观剧诗写示平章儿，叔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