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江的五朵金花在上海滩的传奇故事

这里所指的五朵金花是张静江的前妻姚蕙生的五个小姐:蕊英、芷英、芸英、荔英、菁英。她们从小生活在法国和美国,初回上海,对中国的一切都是用西方的眼光来衡量,于是有许多地方弄不懂。他们又继承了父亲政治情绪热烈的感情细胞,于是遇到社会问题就不肯轻易罢休。实际上这五位女儿更多的是继承了其父亲的那种更多的寻找自由的基因。

这五朵金花仅仅是张家的半个花的世界。后来张静江的继配夫人朱逸民又为他生了五朵金花,即乃琪、乃恒、乃理、乃琛、乃珣,组成了十朵金花的可观阵容。另外,据张静江的账房先生李力经先生撰写的回忆录说,张静江在元配夫人姚蕙去世,继配夫人朱逸民尚未“来归”的“真空时期”,还曾与一女子生下一个女儿,只是这个女儿后来随其母离开了张家,一般人就不记得她了。然而后来的朱逸民夫人还是念记她的。若干年后张静江逝世,大家庭分遗产的时候,这位不知名的小姐也分到一份,是后五朵金花中的老大张乃琪送去的。可见,她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保持着联系。当然,张静江家不全是小姐,还有两个公子,即张乃昌和张乃荣,他们都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出生的。

张静江的前妻姚蕙夫人生的几位小姐从小跟父母来到了法国巴黎(菁英是出生在巴黎的),因张静江的通运公司最初就设在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安全计,他们全家移居美国。这其中的主要工作由他的小舅子姚叔来负责。这五位小姐们从小学弹钢琴,进当地最好的学校念书,还经常参加当地的社区文化活动,接受了西方的人文观念,对西方的音乐、舞蹈、美术都有很好的感悟,对美丽的服装尤其感兴趣。她们常常会弄来一些五颜六色的花布,几个人你拉我扯地在身上左缠右缠,或者左边抓一把,右边打个结,稍微一摆弄,就做出了时装模特儿的效果。弹钢琴更是她们的拿手好戏,她们坐在钢琴旁边随便切磋一会儿,手下就会流出属于自己的欢快乐曲。看来这五位女儿天生就是艺术家的料。

他们的父母总是设法给这五位小姐们最大的温暖和最好的教育。对她们非常宠爱,一旦哪个生了病,当父母的总是焦虑不安,不仅仅是像一般的父母那样,设法找来有经验的医生为之诊疗,还想方设法派人带孩子去海边城市疗养(现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三百多张张静江夫妇及他们的随员在巴黎时期的明信片,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讨论为孩子治病和疗养的)。可以肯定的说,如果不是她们的母亲不幸去世(姚蕙与孩子们在纽约一个公园里散步时,不幸被树上掉下来的枯枝砸中,脑溢血而去世),或许她们就一直在美国生活下去了。但是张静江那时已从单纯地为革命提供经费、间接地参加革命,发展为直接投身革命活动了,因而多数时间在国内活动,于是五个小姐就由她们的舅舅姚叔莱夫妇带领,回到了上海。

1924年春天,原先一向是爷儿们撑世面的西藏路大庆里张家,一下子变得像个女性世界,一群天仙般的青春少女突然“从天而降”。她们整天叽叽喳喳,情绪非常激动,常常在一起严肃而紧张地讨论国家大事,好像自己是中国的未来的政治家似的。而且她们所讨论的这些问题,诸如街头流浪儿的收留问题、公共场所的卫生问题、吸毒问题、黄包车工人的生活境遇和安全保障问题等等。在别人看来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事情,她们却在大惊小怪,不能容忍,像是发现了中国非常了不得的社会大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需要呼吁国家立即拿出办法来。毫无疑问,这极有可能是她们在国外成长起来的缘故,以至于对这些问题的出现十分感到不安,这五朵金花,她们时而唇枪舌剑,时而引经据典,有时一起涌向他们的父辈,一本正经地向大人们讨说法,甚至还走上街头发表演说,像五四时期的青年一样发动民众……

令她们的父亲张静江十分感到意外的是,整天在眼前飘来飘去的,似乎弱不禁风的女儿们,一旦回到国内,突然一下子一个个都成了女革命家似的。她们中最小的菁英才12岁,最大的蕊英也才20岁出头,与她们的后母年龄差不多。芸英和荔英刚高中毕业,不到20岁,都是如花似玉的年龄。却每一个都对国家大事忧心忡忡,似乎要这个世界的救世主。

她们凭着在西方的见识,对国内诸多落后情况,诸如男女不平等、劳动者太贫困、鸦片铺到处都是、街上乞儿成群……非常惊讶,非常不满,没想到自己的国家竟是这样,总之样样看不惯,样样都不好。她们没有采取冷眼旁观和鄙视的态度,而是像她们的父亲年轻时一样,怀有一颗耿直而率真的心,看不惯就要喷发出来,宁可献身其中。于是她们就像在美国看到的街头演说家一样,自己也尝试着走上街头,呼吁男女平等,呼吁耕者有其田,抨击时弊,号召革命。她们一激动起来,就会拖出个肥皂箱子(那时的洗衣肥皂是用木条制成的箱子包装的),手持一个纸卷做成的喇叭筒,踩上箱子登高一呼,就宣布革命了。

那时只要不涉及政权和具体人物,泛泛地宣传社会革命是非常光彩照人的,与西风东渐带来的新思想、新科技、新方法几乎同义,号召性很强,所以她们的演说竟也获得了些许支持者。自然,这种呼吁的作用是很微弱的,不会产生实质性的效果。时间长了,她们竟获得了一个“肥皂箱上的演说家”的雅号。

可惜小姐们只知道批评社会的阴暗面,至于这些阴暗面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如何才能使国家光明起来、强大起来,却不清楚,也拿不出救世的良方,这种宣传也就不会持久。其实不要说她们,就是她们的父辈,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不也是被这难求的“救世良方”难为了一辈子吗?但是显而易见,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以及其父亲早期的社会革命的思想倾向,在她们的脑海里早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尤其是独立自主地思考问题,不违心地屈从别人,这种个性想必也是令她们的父亲大为惊讶的。这不仅表现在生活上,政治上亦是如此。若干年之后,当北伐战争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内部出现宁汉分裂的严重局面时,张静江是蒋介石的铁哥儿们与盟兄弟,支持南京,力主“清党”,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宋庆龄、胡汉民、居正、陈友仁等绝然对立;而他的五朵金花,这时候却无一例外地全都站在了武汉方面,支持了宋庆龄!反对了自己的父亲张静江,更有意思的是,她们中凡是后来留在大陆的,都与宋庆龄保持了极好的联系。其中二女儿张荔英还嫁给了陈友仁先生。这大概都是张静江这个所谓的革命家所没有想到的。但是张静江是十分讲民主的,也从不压制这五位女儿的意见,从不强加于人,而是尊重她们的意见和选择,所以父女间的关系永远是亲切美好的。在女儿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老爸总是设法给予经济上的援助。

尽管小姐们思想“冒进”,然而毕竟一个个长得亭亭玉立,热情大方,讨人喜欢,一身好看的西式服装总会牵动众多羡慕的眼光。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物闯进了张静江家的生活,尤其是张静江的五朵金花有所关系,这对人物就是蒋介石与他的另一个妻子陈洁如。

1924年成为蒋介石夫人的陈洁如是张家的常客,她也为小姐们的美丽和活力而感到震惊。因为后来陈洁如在她的回忆录里曾这样描述初到上海的张家小姐:“五位可爱的女儿,每位都穿着齐整,显得聪明、帅气而迷人。她们一起回家来与她们的父亲与后母同住。她们不像普通小姐,而都曾先在法国,然后在美国接受教育。在我看来,她们简直就是摩登的极致。我对她们那种自然爽朗的神气、潇洒大方的仪态及雅致的服装,尤其印象深刻。她们真的不同于上海一般姑娘,我认为她们棒极了!”

陈洁如与张家大小姐张蕊英尤其合得来,认为她“最温婉可人”。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张蕊英给了她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在后来世事多变的几十年中,她们始终保持了纯真的友谊,堪称最知心的朋友。陈洁如与其他几个小姐关系也不错,在她1960年代初去香港定居之前,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款待时,周恩来问她还想见什么人,她说想见见张静江的三小姐张芸英。

下面简单说一下五朵金花的婚姻情况。

大女儿蕊英嫁与川沙富商瞿谷卿之子、美国留学生瞿濂甫(志洁);二女儿芷英嫁与著名实业家、美国留学生周君梅(南浔丝商“八牛”之一的周家之后,曾任江南铁路公司总经理);三女儿芸英嫁与中国第一代电影导演、也是留美学生陈寿荫;四女儿荔英嫁与孙中山先生的外事顾问、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五女儿菁英嫁与著名的病理学家、1940年代后期的国民政府卫生部长林可胜。关于张静江的五朵金花的具体情况,容待以后逐个给各位说明。现代吕不韦——为孙中山筹款革命而把钱全部投入的民国奇人

你读了张静江的五朵金花后,认为张静江在培育子女方面,有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吗?他被蒋介石称为革命导师,最后却被蒋介石排挤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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