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千余年的文化遗存，百来年的遗迹变迁，重叠成富有意味的剪影。

历时近4年时间，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合作的《中国文化史迹（全译本）》近日问世。在复旦大学6月8日举行的新书出版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学者指出，《中国文化史迹》中文全译本的出版，极大丰富了中国历史尤其是晚清、民国史的资料来源，方便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和使用，更促进中国图像文化研究的整体发展，使学界进一步了解20世纪上半叶日本学者系统考察中国的背景、目的和影响。这批近代影像呈现了20世纪前叶的中国各地文物古迹的基本情况，对当今的考古研究与文化遗产保护亦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中国文化史迹》是一部以图片为主，全面系统介绍中国百年前有代表性的建筑、宗教、艺术等方面文化史迹的丛书。这部由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关野贞编撰的大型图录，是日本学界对近代中国系统调查的图像资料中最有影响力的图书。明治以后，尤其是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在日本政府和财团的支持下，日本学者继西方学者之后，成批前往中国各地进行各类调查。这一系列活动不仅留下了许多调查报告，也保存了大量图像（包括绘图和照片）资料。《中国文化史迹》原著者就是当时尤为突出的两位。1918年至1924年，常盘大定、关野贞组织田野调查团，在中国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山西、陕西等地从事文化史迹调查工作。借助照片、图解和文字，他们记录了晚清民初中国文化遗迹保存与变化的实况，展现了中国古建筑、雕塑、陵墓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与初步研究成果，堪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遗迹的“定格”。

千年文化遗存的百年变迁

在著名学者葛兆光的倡议下，2014年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组织团队翻译这套书的解说部分，并对书中图版所涉及的史迹和文物进行实地踏查，比较它们的今昔变化，勘校图版中的谬误，出版附有踏查校记的中译本《中国文化史迹》。

葛兆光说，《中国文化史迹》中译本出版的意义可以用“回首与重访”来形容。常盘大定、关野贞近百年前的这次文物勘察，除了留下极具参考价值的遗存图录与考察记录之外，也恰好是中国文物遗存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个定格。历史在不断变迁，在岁月流逝中，不仅文献会散佚，遗址与文物也会有战争破坏、人为损毁和风雨剥蚀。今天重新站在常盘大定、关野贞当年考察过的地点，以相同的位置，相同的角度，重新对这些文物遗存进行拍摄，加以对照，在新旧图片之间，足以呈现这些文物遗迹近百年的变迁历史。千余年的文化遗存，百来年的遗迹变迁，或许可以重叠成一个富有意味的剪影。

自2014年7月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组织《中国文化史迹》踏查组，开展踏查勘校工作。踏查组陆续分头到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安徽、江西、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浙江等地，考察原书图版所示史迹的现存状况，尽可能按旧照的拍摄角度拍摄新图，以进行今昔对比，并组织人员对这些史迹的保护措施、现存状况、去向进行进一步的考察研究，对原著进行考订，展现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史迹近百年来的演变情况。此次出版的中文全译本不仅包括原书的修复图、照约3000幅和译为中文的解说文字130万字，还有新增的踏查校勘报告30万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阚宁辉认为，从学术出版角度来说，《中国文化史迹（全译本）》既体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传统，也体现了“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字斟句酌”的出版态度，不仅从学术角度对史迹进行重访和整理，也为历史、宗教和艺术史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材料，具有文物、文献和文化三重价值。

物质和图像构成的历史同等重要

中国许多历史文化遗迹最早的影像资料是欧美和日本的探险家、学者和旅游者拍摄的，他们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著作，使得这些史迹和文物进入现代学术研究范围。《中国文化史迹》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史学界的四大文献发现——殷墟甲骨文、敦煌遗书、居延汉简及大内档案——其中，敦煌遗书和居延汉简这两项就是在这个时期外国探险家和学者在中国调查和发掘文化史迹的活动中发现的。清末民初西洋人和东洋人在中国各地的调查，发现大量新资料，使海外汉学的视野迅速扩大，这恰好与西方新史学的萌动相呼应，同时也扩大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其中，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编著的十二卷《中国文化史迹》是研究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历史文化遗迹的重要著作，在保存史迹图像资料和促使物质材料进入史学研究方面具有重大作用。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文化史迹（全译本）》主编李星明认为，常盘大定是佛教史学家，关野贞是建筑史学家，他们的合作本身就具有一种新时代的学术倾向，带有方法论色彩，将文献的叙述与物质和图像的叙述融合起来。这套书不仅保留了中国东部和中部众多重要文化史迹的丰富照片图像资料，同时也是那个时期以沟通不同学科的方式阐释中国历史文化的代表之作。常盘和关野将史籍、经典、文集、方志、寺志、山志等文献与历史遗迹相互印证，特别是他们对那些与史迹密切关联甚至合为一体的碑碣、经幢、造像记、塔铭、墓志铭等铭刻文献的发掘和利用，不仅是对史书和方志的增补，也纠正了史书和方志中的许多谬误。历史的文化血脉不只是存在于传世文献之中，历史文化遗迹的物质层面和图像的视觉感知，对于认知历史与现实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复原历史文化所需要的证据是多元的，既要看到由文献构成的历史，也要关注由物质和图像构成的历史，而后者是在中国学术传统上相对欠缺的，只有将它们融会起来，才有可能还原较为完整的历史世界。

加入“踏查校记”校正讹误

《中国文化史迹》收录的照片和图像资料所反映的史迹和文物，经历百年时代巨变，已有很大变化，其中多数史迹和文物保存至今，但也有相当部分由于各种人为或自然的因素，现在已经不存，或者损坏，或者改变样貌。因此，书中的照片图像已然成为保留这些史迹和文物物质样态的唯一材料，其珍贵性自不待言。此次出版的中文全译本《中国文化史迹》十二卷内容，按日文初版原样编排，依次为：第一卷 山西，第二卷 河南，第三卷 广东、湖南，第四卷 江苏、浙江、福建，第五卷 河南、河北，第六卷 浙江、福建，第七卷 山东，第八卷 山西、河北，第九卷 河南、陕西，第十卷 四川、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第十一卷 山东，第十二卷 河北。

日文初版图版为八开散装，珂罗版印制，共12辑。每一辑覆以三折的布面函盒，其外再套上下盖瓦楞纸盒，形制考究。解说文字则印成16开的小册子，共12卷，与图版各辑一一对应，附于每一辑函盒内。此次出版的《中国文化史迹（全译本）》基本采用了日文初版本的形制，以最大限度保留原书风貌，以大八开高清仿真影印。为便于阅读和使用，特将原书散装图版装订成册，解说文字附后，共十二卷；另编有“踏查校记”一卷，全书共十三卷。“踏查校记”一为勘校原书图录中的讹误，诸如图与图题不对应、图的左右翻转、图题的错误等，每一卷中或多或少存在讹误，均加以厘正；二为针对原书图版所示史迹和文物，做今昔对比，说明现在的存毁状况。

“在踏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原书著者的一些疏失。例如，原书著者在调查中国古代建筑遗存状况之后，认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是天津蓟州独乐寺中建于辽代统和二年（九八四）的观音阁和山门与山西大同下华严寺的建于辽代重熙七年（一〇三八）的薄伽教藏殿，之前更古老的木构建筑已经不存了。其实原著者造访过山西省五台山大佛光寺，也见到该寺中的东大殿，但不知为何没有注意到此殿明显的唐代样式。在此过程中，看到一些当年常盘大定和关野贞久寻未获的重要史迹和文物，或者他们根本未提及的重要文物，则令我们格外兴奋。”李星明说，尤其是许多近几十年来新发现的遗址、雕刻和碑碣等史迹和文物，在历次全国和地方文物普查中登记造册，为历史、宗教和艺术史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材料，但对它们的保护仍是一项艰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