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记得，看到一些文章论及鲁迅先生的小说创作，在涉及人物塑造时，他本人曾提到过“杂糅”之笔张家的眼睛、李家的鼻子，或者家是河西的移植到河东等等而已，有研究者进一步提炼上升概括其写法为“古今杂糅”，可谓恰到好处。

当评论的出色超越被评论的时候，当小说描绘的出色超越被抒写之时代的时候，当文本被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解构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比文本本身更为世人所倚重时，西方后现代主义所注重的那一幕是否会重现？解构与被解构，元小说与小说，读者之阐释和作家之赋意，是否构成了真正的既对立又统一的相互依存之互文关系？

“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运动，或者是西方学者雷德弗雷德所称之为的“都市传统和民间传统”，亦或者是波兰学者卡尔·波兰尼称之为的“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概念。在狂欢节这种民俗活动中，打破一切禁忌，戴上面具，尽情歌舞、狂欢，体现了各种意识形态、各种文化形态的互文性，这种狂欢仪式转化为文学的语言就是狂欢化，这种狂欢化就是一种历史文化的积淀，凝聚着历史文化演变的轨迹。

具体到作家唐隐的《大唐悬疑录：长恨歌密码》，民间文化就具有了“一种使现实恢复其活生生的真面目的力量”（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p505）。小说深刻揭示了文化中向心力和离心力的交替运动、中心化与边缘化的相互抗衡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发展张力，动摇了唐宪宗想单一垄断的官方文化地位，正是因为此，才使《长恨歌密码》具有了“杂语化”的风格特色。

“仙游去——玉龙子——长生劫——无尽很——雪为证”情节上的简单明了，是以谜面的形式呈现出来的，简单就是复杂，道家之阴阳学说，可谓简单至极，但是谁知其“道”？

《长恨歌密码》中极力维护官方文化的大（za）家李纯，就是唐帝国第11位皇帝，其功绩突出在巩固中央集权、削藩、实现其“元和中兴”，这就是大唐帝国的著名“三元”之世（开元、元和、贞元），一直以强大的惯性力量存在着，决定着所有人的命运，这是主流文化权力的特征和威权之象征。

白居易、陈鸿、王质夫、李贺、元稹则以唐文化的创造者身份出现。虽然唐诗辉煌足以使世人倾慕，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更是唐诗中的瑰丽篇章，但是，《长恨歌》的隐情却是主流意识形态不容许的，围绕《长恨歌》的话语权之争，或者是隐秘之知识考古学，慢慢接近主流文化之浅礁暗滩，一场阴谋与阳谋一起合力酿造之血雨腥风，在所难免。

裴玄静，冯惟良、韩湘子，则是道家之代表性人物；段成式，则是志怪小说之鼻祖，在本书中以神奇荒诞的面目示人；柳泌，以唐代方士被唐宪宗看中，并任职台州刺史，驱使吏民采药炼丹；崔淼则以江湖郎中身份出现；还有如隐若现侠肝义胆的聂隐娘。这些文化因素相辅相成，可谓之“杂”，“杂”构成了唐文化的多样景观，“杂”也形成了《长恨歌密码》多样文化生态共生共融之情境态势。

儒、释、道、医、方士、志怪、唐诗，种种文化的依存相生关系，而又穿越重重矛盾抵牾，最终抵达消解的真实、解密的顿悟初衷，“杂语化”的“长恨歌密码”最终能使我们获得什么，或者说是启发我们通过民间文化的挖掘，去力图复原一个真实的大唐帝国，亦或是一个更为全面的大唐帝国？！

或者什么都不是，这只是一个文化阐释学而已！大唐文化的荣光，早已融化到民间文化的骨髓中去了，随风雨入物，随传吟翻新，随着“复古”之名义飞入寻常百姓家……“杂语化”的长恨歌密码，也许就是作家唐隐一次不同寻常的民间文化寻绎之旅，在我看来，对历史题材小说空间的开掘无疑是唐隐最为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