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于枢《论草书帖》草书八行，无款。末行有“此伯几真迹”五小字题识，左侧另有“渔父词”三字。

《论草书帖》较多地取法了《右军十七帖》，高、书、时、粗、得、复、理等字都与之近似，行笔气势稍加豪迈，开始出现向跌宕开阔探索的倾向。用笔简便迅捷，出锋方式的收笔频现，略有仓促感，苍劲雄迈的典型特色还没有充分展示。《论草书帖》的风格来源和形态表现与“五札”诸帖相类似，因此书写的时期应该大体相当，即《跋米云山图卷》的1290年前后。

《论草书帖》的文字内容很有个性，鲜于枢表达了自己的草书观：“张长史、怀素、高闲皆名善草书。长史颠逸，时出法度之外。怀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闲用笔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坏，不可复理”。

▲鲜于枢《论草书帖》局部

鲜于枢认为张旭“时出法度之外”，是一种保留的态度；怀素“守法，特多古意”，可谓至高的肯定；高闲“用笔粗，十得六七”，是指由于技术环节差，勉强及格；黄庭坚“大坏，不可复理”，已不入眼了。

▲鲜于枢《论草书帖》局部

值得注意的是，米芾在《论草书帖》中也阐述了一段看法：“…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高闲而下，但可悬之酒肆…”。

这里除了对张旭更加不客气之外，对怀素和高闲的评价与鲜于枢很类似：对怀素评价最高，缺点仅提到了历史局限。“高闲而下，但可悬诸酒肆”与“勉强及格”是相同意思。

▲米芾《论草书帖》局部

鲜于枢对草书诸家的排序是：怀素第一、张旭次之、高闲更次之，至于黄庭坚，已被划在线外了。其判断标准是“法度”与“古意”，或者理解为“二王之法”与“晋唐古意”。张旭无可靠墨迹，暂不论。黄庭坚草书属于创新，被力主“复古”的鲜于枢划到线外，也可理解。从《千字文残卷》看高闲书法，确实存在用笔不连续和节奏性差的缺陷。

▲米芾《论草书帖》局部

以前有学者对鲜于枢这段草书论述理解不够透彻，导致一些不当的演绎。如王连起在《鲜于枢及其书法艺术》一文中说：“…论张旭、怀素、高闲，就用张旭、怀素、特别是高闲法为之，并能做到心手合一，可见其才学之高、功力之深。鲜于枢居杭州后，收藏渐多，除前面言及的那些名帖之外，高闲的《草书千字文》亦在其手。《论书帖》就与高闲的千字文结体用笔颇多相似。所以朱彝尊有'世所传高闲千文及张旭书，大约多出其手'的推测。”

且不论鲜于枢《论草书帖》与高闲《千字文残卷》风格的巨大差异，仅从文意看，既然鲜于枢认为高闲草书“十得六七”，属于刚及格，怎么会“特别以高闲法”为之，而且“心手合一”？抛开已经高度肯定的怀素，反而去向及格线上的高闲看齐，于情理上说不通，鲜于枢如果知道自己被如此“表扬”，一定会哭笑不得。

▲高闲《千字文残卷》

至于清代朱彝尊的推测，也无任何依据，我们根据米芾、鲜于枢的评价对照高闲《千字文残卷》，恰可证明这是真迹。朱彝尊文前面还有两句“元自赵子昂书法盛行，相率习妍媚之体。独鲜于伯几以古瘦见长…”（《曝书亭书画跋》），这一评价倒是准确的，而“古瘦”的特色来源正是怀素。

鲜于枢《论草书帖》在品评前人的同时，也是自己书艺的宣言，对于怀素的高度肯定也体现在其书法上。观其《魏将军歌》，无论是整体气势还是结字用笔，都模仿自怀素《自叙帖》，所达到的相似程度，在古人法书中可以说是仅见的。

近来有海外鉴赏家徐小虎的访谈，她说：“在唐代那个时期还不可能产生怀素《自叙帖》那样的草书”。《魏将军歌》这样怀素书风作品的存在，说明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自叙帖》在宋元时代已经存在并广泛流传了，如果不是唐代已经产生，又能如何解释呢？

▲鲜于枢《魏将军歌》局部

《魏将军歌》与《论草书帖》模仿的痕迹都很明显，依然属于风格酝酿、试验性质的作品。《魏将军歌》行书落款，与正文风格节奏上形成极大的差距，从整体看很不协调，也是这种状态的一种证明。另外，落款已经是后期行书特点，因此综合以上理由，《魏将军歌》的书写时间应稍晚于《论草书帖》。

另按：吴斌指出，“此伯几真迹”正下钤有“河东司徒世家”印，可视为这五字书者。《论草书帖》后钤有元代道士薛羲的“薛玄卿印”，薛氏昔为河东望族，可推知“此伯几真迹”为薛羲题写；薛羲在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后有一则题跋，结体略似“渔父词”三字，所以此三大字也可能是薛羲手笔，左端《渔父词》的正文已经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