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允(390年—487年),字伯恭,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南北朝时期北魏大臣,著名文学家。高允少年丧父,大器早成,气度非凡,初为郡功曹。神麚四年(431年),为中书博士,迁中书侍郎,参修国记,教导太子。后来官至中书令,到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年)才去世,享年九十八岁,是古代少见的长寿老人。
魏太武帝拓跋焘是南北朝时期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战略家。虽然他是鲜卑族,但是非常有远见,太武帝在自己的执政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要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不仅需要武功,而且需要“文教”,即通过宣扬礼、乐、法度来化民。他在神麚四年(431年),取得败柔然,降高车、灭夏国的军事胜利后,就提出安“偃武修文”。他尊崇孔子,提倡儒学,大量吸收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政,目的是要用儒家学说统治百姓的思想,利用汉族知识分子的知识和经验治国安邦。
为了让今后的继任者也能延续和贯彻自己的既定方针,拓跋焘很早就上心了,特意给太子拓跋晃请了一位汉族老师来当太子太傅,他就是名满京华的学问家高允。太子太傅这个职务,看起来光鲜,说起来艰难。对太子你打不得,骂不得,只能讲道理,他听,是你的幸事,不听,可就难办了。所以,高允此时是尽心尽责,不敢稍有懈怠。他给太子灌输儒家文化,耳濡目染的,太子竟上道了,高允因此庆幸自己摊上一个好主子,师生关系相处得十分融洽。
崔浩任《国书》总编纂时,高允是《国书》的“副主编”。崔浩因编《国书》“暴扬国恶”而获罪,副手高允自然难逃干系。逮捕崔浩的那天,太子叫高允不要回府,陪自己住在宫里。第二天一大早,太子要带他去面见皇帝,在上朝的路上,太子千叮咛万嘱咐的叮嘱他:“见了至尊,如果有所询问,只依照我刚才教你的话来说。”弄得高允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太子说:“进去见了君父你自然就知道了。”
等见了皇帝,太子先说:“中书侍郎高允在臣宫里,一直是小心谨慎,勤勉有加。虽与崔浩同事,然而高允地位低贱,一切都由崔浩作主,请君上饶了他的性命。”太武帝听了,召高允上前,问道:“《国书》是不是都是崔浩所作?”高允照实回答,详细说明各人分工情形,而且承认自己担任编纂的部分比崔浩的要多,一点都不讳饰。太武帝听后大怒,说:“如此说来,你的罪行比崔浩还要严重,怎么能饶命!”随即要下令将其打入死牢。
看到这种情形,太子只好出来打圆场:“高允小臣,见了陛下,吓昏了,不知所云。臣仔细问过,说都是崔浩所作。”太武帝再问高允:“是否确如东宫所说?”高允答道:“臣以下才,谬参著作,冒犯天威,罪应灭族,不敢说谎。殿下是念臣陪读侍讲多时,想救我一命,其实没有问过臣的想法。臣说的是实话,不敢瞎说。”太武帝见他诚实无欺,竟免予治罪。太武帝对拓跋晃开智的说道:“始终保持正直的心态,是一般人达不到的;而太傅能临死不移其志,这就更难了!而且以诚实无欺来面对朕,真是忠贞的臣子。就冲你刚才说得这一番话,朕宁愿漏掉一个有罪之人,也应该宽恕你。”
随后太武帝命令高允起草诏书,令将与修史有关的一百二十八人全部灭族。高允奉了诏,迟疑不肯落笔。皇上几次派人来催问,高允无法回避,就请求面见一次皇帝再写。太武帝诏他上殿。见了皇上,高允说:“崔浩所犯之罪,如果有另外的罪过,臣是不敢知晓的,现在只是触犯忌讳,那么这个罪过不至是死罪。”太武帝听说以后,大为震怒。心想,我看在太子面子上,已经饶你一命,现在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却不珍惜,随即下令将其拿下。太子在旁连忙叩头赔罪,请求免其老师一死。太武帝看到太子这么上心的力保自己的老师,升腾的怒气逐渐的平息下去,遂对太子说:“若不是这个人惹朕发火,会死几千人的。”抗辩的结果是大部分人都罪止本人,并没有连累到族人。
出来以后,太子拓跋晃责备高允说:“为人应当把握时机,不知见好就收,纵是满腹诗书又有什么用?当时我从旁点拨你,你为什么不顺着点,惹得皇上那样动怒。现在我每每想起来,还心有余悸。”高允说:“为臣本是东野一介平凡书生,本来就无做官的打算。承蒙皇恩,才有今日,怎敢不殚思竭虑,死命效忠。大凡史书,都是帝王的实录,是将来的宝鉴,通过史书,今人可以观古往,后人可以知今事。至于书写朝廷起居的事情,说国家得失的事实,这也是史书笔法的基本模式,遵循的是惯例,没有违背原则的地方。为臣与崔浩共同参与写史这件事,其实已经死生荣辱,捆绑到一起了。今天皇恩浩荡,我违心的得以免去了罪过,实在是多亏殿下仁慈广大,其实这根本不是为臣的初心。”拓跋晃听后内心为之一震,从此以后更加敬重这位忠耿之士。高允一生共经历五朝,均受到重用和尊敬。于公元487年去世,谥号为文。
参考资料:《魏书·卷四十八·列传第三十六》北齐·魏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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