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允（390年—487年），字伯恭，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南北朝时期北魏大臣，著名文学家。高允少年丧父，大器早成，气度非凡，初为郡功曹。神麚四年（431年），为中书博士，迁中书侍郎，参修国记，教导太子。后来官至中书令，到孝文帝太和十一年（４８７年）才去世，享年九十八岁，是古代少见的长寿老人。

魏太武帝拓跋焘是南北朝时期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战略家。虽然他是鲜卑族，但是非常有远见，太武帝在自己的执政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要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不仅需要武功，而且需要“文教”，即通过宣扬礼、乐、法度来化民。他在神麚四年（431年），取得败柔然，降高车、灭夏国的军事胜利后，就提出安“偃武修文”。他尊崇孔子，提倡儒学，大量吸收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政，目的是要用儒家学说统治百姓的思想，利用汉族知识分子的知识和经验治国安邦。

为了让今后的继任者也能延续和贯彻自己的既定方针，拓跋焘很早就上心了，特意给太子拓跋晃请了一位汉族老师来当太子太傅，他就是名满京华的学问家高允。太子太傅这个职务，看起来光鲜，说起来艰难。对太子你打不得，骂不得，只能讲道理，他听，是你的幸事，不听，可就难办了。所以，高允此时是尽心尽责，不敢稍有懈怠。他给太子灌输儒家文化，耳濡目染的，太子竟上道了，高允因此庆幸自己摊上一个好主子，师生关系相处得十分融洽。

崔浩任《国书》总编纂时，高允是《国书》的“副主编”。崔浩因编《国书》“暴扬国恶”而获罪，副手高允自然难逃干系。逮捕崔浩的那天，太子叫高允不要回府，陪自己住在宫里。第二天一大早，太子要带他去面见皇帝，在上朝的路上，太子千叮咛万嘱咐的叮嘱他：“见了至尊，如果有所询问，只依照我刚才教你的话来说。”弄得高允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太子说：“进去见了君父你自然就知道了。”

等见了皇帝，太子先说：“中书侍郎高允在臣宫里，一直是小心谨慎，勤勉有加。虽与崔浩同事，然而高允地位低贱，一切都由崔浩作主，请君上饶了他的性命。”太武帝听了，召高允上前，问道：“《国书》是不是都是崔浩所作？”高允照实回答，详细说明各人分工情形，而且承认自己担任编纂的部分比崔浩的要多，一点都不讳饰。太武帝听后大怒，说：“如此说来，你的罪行比崔浩还要严重，怎么能饶命！”随即要下令将其打入死牢。

看到这种情形，太子只好出来打圆场：“高允小臣，见了陛下，吓昏了，不知所云。臣仔细问过，说都是崔浩所作。”太武帝再问高允：“是否确如东宫所说？”高允答道：“臣以下才，谬参著作，冒犯天威，罪应灭族，不敢说谎。殿下是念臣陪读侍讲多时，想救我一命，其实没有问过臣的想法。臣说的是实话，不敢瞎说。”太武帝见他诚实无欺，竟免予治罪。太武帝对拓跋晃开智的说道：“始终保持正直的心态，是一般人达不到的；而太傅能临死不移其志，这就更难了！而且以诚实无欺来面对朕，真是忠贞的臣子。就冲你刚才说得这一番话，朕宁愿漏掉一个有罪之人，也应该宽恕你。”

随后太武帝命令高允起草诏书，令将与修史有关的一百二十八人全部灭族。高允奉了诏，迟疑不肯落笔。皇上几次派人来催问，高允无法回避，就请求面见一次皇帝再写。太武帝诏他上殿。见了皇上，高允说：“崔浩所犯之罪，如果有另外的罪过，臣是不敢知晓的，现在只是触犯忌讳，那么这个罪过不至是死罪。”太武帝听说以后，大为震怒。心想，我看在太子面子上，已经饶你一命，现在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却不珍惜，随即下令将其拿下。太子在旁连忙叩头赔罪，请求免其老师一死。太武帝看到太子这么上心的力保自己的老师，升腾的怒气逐渐的平息下去，遂对太子说：“若不是这个人惹朕发火，会死几千人的。”抗辩的结果是大部分人都罪止本人，并没有连累到族人。

出来以后，太子拓跋晃责备高允说：“为人应当把握时机，不知见好就收，纵是满腹诗书又有什么用？当时我从旁点拨你，你为什么不顺着点，惹得皇上那样动怒。现在我每每想起来，还心有余悸。”高允说：“为臣本是东野一介平凡书生，本来就无做官的打算。承蒙皇恩，才有今日，怎敢不殚思竭虑，死命效忠。大凡史书，都是帝王的实录，是将来的宝鉴，通过史书，今人可以观古往，后人可以知今事。至于书写朝廷起居的事情，说国家得失的事实，这也是史书笔法的基本模式，遵循的是惯例，没有违背原则的地方。为臣与崔浩共同参与写史这件事，其实已经死生荣辱，捆绑到一起了。今天皇恩浩荡，我违心的得以免去了罪过，实在是多亏殿下仁慈广大，其实这根本不是为臣的初心。”拓跋晃听后内心为之一震，从此以后更加敬重这位忠耿之士。高允一生共经历五朝，均受到重用和尊敬。于公元487年去世，谥号为文。

参考资料：《魏书·卷四十八·列传第三十六》北齐·魏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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