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一般被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我们以往的史书往往以叙述事件为主，战争的过程对国人是很憋屈的，这是中国被英国及列强们入侵和欺辱的开始，是中国近代衰败的起点。

更令人感兴趣的是鸦片战争的基本背景，而非具体事件，也就是它深层的起源是什么？假设没有虎门硝烟这类具体事件，还会有鸦片战争吗？抑或倘若林则徐禁烟成功大清可以摆脱危机吗？总之希望透过表面的史料细节观察背后的历史逻辑。鸦片战争即是起自中英的鸦片贸易，那就要看看中英贸易的历史。

中英贸易

英国并不是最早接触中国的西方国家，要晚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很久，从18世纪中晚期后渐渐地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国，在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便成为西方列强的老大，垄断了对华贸易的大头，一部中国近代外交史也可以看成是中英关系史，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的重头也是中英贸易史。

英国在亚洲的扩张早期是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进行的，把海外殖民扩张的任务交由商业组织去执行，这也是商业帝国的特色。1600年英国女王颁发对印对华贸易的专卖权给东印度公司，随着东印度公司在南亚的扩张，在1680年代它的贸易到达中国南方，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与康熙收复台湾后解除海禁(1684年)同期，直到1760年代中英贸易受限于广州体制，大体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摩擦。

英国当时从中国进口主要是茶叶瓷器丝绸等奢侈品，尤以茶叶为主。中国茶叶在英国很快就流行，成为英国家庭的重要普通消费品，王室和贵族热衷饮茶引领时髦的生活方式流行，也许更和茶叶带有提神作用会轻微上瘾有关，到19世纪初英国家庭平均收入的5个百分点用于茶消费。

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茶叶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从17世纪晚期的每年200磅，到18世纪中的每年40万磅，再到19世纪初的2800万磅，成为中英贸易的主力品种，为东印度公司和中英双方带来滚滚财源。直到与两次鸦片战争同期，英国在印度和锡兰引种中国茶成功才逐渐部分替代中国茶的进口，优质茶叶比如祁门红等仍需依赖中国进口。

为了维持贸易平衡，对英国来说就是如何找到对应的商品或贸易方式来支付茶叶进口。

东印度公司用过三种商品，第一个是棉花。形成第一种三角贸易循环， 印度棉花输出中国，茶叶输出英国，英制造品再到印度。18世纪中期，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军事占领行动展开，向王室大量借款，需要以贸易利润偿还。到了18世纪末，中国对印度棉需求下降，于是要找其他商品。

第二个是美洲的白银，这是明清以来的传统贸易品。于是出现第二种三角贸易，英国向美洲输出中国茶和制造品，美洲白银到广州换茶叶，茶再到英国。但白银贸易受阻于拉美的独立运动和美洲殖民地的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的诱因是波士顿倾茶事件，扔到海里的就是中国茶。

于是第三种就是印度鸦片。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监制的鸦片质量上乘，超过了土耳其等其他产地的烟土，在中国卖得很好。英国自知鸦片贸易不地道，就借助英美私船走私，此事常遭传教士们的道义谴责。

其时中英贸易对英国已经变得很重要，到19世纪初，英国王室的税收的1/6来自中国贸易，英国原本就是重利轻义的商业民族，唯利是图的商业抉择是很简单明快的。

道光萧条

嘉道年间，中国经济发生了长期的衰退，史称道光萧条，从银贵铜贱，通货紧缩看，道光萧条很像是一次金融危机，或者说金融危机在道光萧条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清继承了明的银本位制，小额货币是铜钱，铜钱和银的比率就代表基础货币的走势，理论上的比率是1000:1(1000文值1两银)，小于这比率表示银贬值，大于表示银升值。就对经济影响而言，银多铜少，通货膨胀，银少铜多，通货紧缩。

满清对商业的理解好过明朝，所以在货币管理上一直没有采用固定兑换率，而是用浮动兑换率。18世纪早期一般是700:1或800:1，到了19世纪40年是1600:1——1800:1，再到咸丰年间更涨到2000:1以上。货币系统的混乱，引发信用危机使许多钱庄票号倒闭，通货紧缩效应如现代经济一样，使实体经济衰退，社会危机加剧，是为道光萧条。

银价的波动有两方面因素，一是拉美革命银减产引起全球银价上涨。二是中国贸易顺差变逆差，白银外流。

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银进口国，19世纪第一个十年，尚有2800万银元净流入。其后银流动反转，1808年到1856年，平均年净流出800万元，高峰时1840年代到50年代年净流出1700万元之多。

清廷辩论鸦片政策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从广州进口的鸦片增加了十倍以上。据估计当时的中国可能有一成人成为瘾君子，鸦片贸易是造成白银外流的直接原因，那时士人普遍把鸦片看成道光萧条的主因。

虽然后见之明知嘉道年间是清朝盛极而衰的转折期，道光萧条也是由一些长期危机因素引发的，但道光君臣急需应对的是引发金融财政危机的鸦片贸易问题，要紧的是此事还关乎帝国安全、军力，官僚操守，政府行政效率等等重大方面。

19世纪30年代清廷广开言路，有过相关的政策辩论，温和派主张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并课税，强硬派主张严厉禁烟，这以林则徐为代表，道光选择了强硬政策。这成为后世满清皇帝对外反应的标准模式，先硬后软，先战后和，签城下之盟，20年后的咸丰，甲午的光绪，庚子的慈禧莫不如是。即使有后见之明的现代人恐怕也不能完全否定他们，其实无论如此选择，结果都会差不多，开始主战至少有血性的一面，总不能不战而降吧，后来又主和说明还有现实的一面。

英国对大清的外交努力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英王派特使四次试图和清皇接触和通商谈判，只有一次见到乾隆。

第一次，1787年派驻孟加拉国军需司令查尔斯. 加茨喀特(Charles Cathcart) 携英王信件觐见乾隆，不幸加氏肺结核死于海上，未完成使命。

第二次， 1792年派资深外交官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为特使，斯当东(George Staunton)为副使，双使以避免加氏的挫败。马氏终于在1793年8月21日至10月7日在北京和承德觐见乾隆，但实质性的通商谈判被乾隆婉拒。拒绝的理由除了表面上的“天朝物产丰隆，毋需外求。” “我中华远古至今，先王制定法度，流传后世……无违背古教之理。” 没说出口更重要的考虑是对西夷的警惕和担忧，这应该是不无道理的，至于史家诟病的中英的礼仪之争，磕不磕头，某种意义上是清廷抗拒开放的借口。

第三次，1816年 阿美士德爵士(Lord Amherst)率团到了北京，嘉庆没有见他。

第四次，1834年 律劳卑爵士(Lord Napier) 奉命监督开放英商自由贸易，他只到了广州，求见和致书两广总督遭拒，在珠江上与清军冲突，便退回了澳门，当年在澳门病故。

结语

在经历半个世纪的外交努力一再受挫后，英国已经对大清失去耐心，决心一战。失去沟通管道，中英双方都有不惜一战的意图，战争不可避免了。只是道光君臣一时还搞不清对手——大英帝国是怎么回事，也无从想像和推演战争的后果。

19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殖民战争获胜，1834 年英王室不满东印度公司债务扩大，国会听信英商自由贸易的主张废止贸易专卖权，允许英商不受限制与中国贸易。这就等于认可商业战争可以开始。

当时英国已经从对拿破仑的法国战争中获胜， 具备了发动对清战争的一切条件， 动机是为英国工业寻求扩展海外市场，中国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统一市场，经济信条是斯密的自由贸易主义，国际法支持是条约体系，英国具有坚船快炮的近代战争力量，所以虽远程征伐，已经具备不对称战争的优势。大清不知彼不知己，贸然一战，结局可想而知。

其时，中英茶叶贸易的份额，已经由于英国在印度引种中国茶的进口替代而减弱，因鸦片贸易而食髓知味，尝到甜头的英国自然不可能放手，于是在20年后的中英天津条约中使鸦片(洋药)贸易合法化，在19世纪的很长时间里，英国一直以不道德毒品生意在华获利。

人类对刺激品的上瘾和依赖性是悠远而难以控制的事，所以我们今人也不必苛责两个世纪前国人中有一大批瘾君子败坏了中国的大事。从现代来看，各国对毒品黑市贸易的管控也是很麻烦的事，所能做的也不过当年清廷讨论过的软硬两手。以美国之强大对付大小毒贩尚且很难，菲律宾式的大开杀戒的超强硬政策最终效果尚待观察。而不惜以炮舰政策向另一国倾销毒品的，世界史上大约也只有英中鸦片战争一例，这无论怎么说对英国都是很难堪的事，是抹不掉的历史污点。

再换个角度，就算是没有鸦片，中英之间的商业战争就不会发生？西方列强会放过中国这块东亚富庶的肥肉吗？答案都是否定的，中国这古老的老大帝国与英国之间的战争是无可避免的，战争的结局也指向中方失败而被迫开放。

虽然有点命定论的味道，但从历史看这只是向现代转型的必经环节，中国在转型中会伴有世界史上最戏剧化的漫长过程，不会有其他国家比如日本那种幸运，中国史指向会有以数世纪计的过渡期，我们可能作见证人吗？但愿有此幸运，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鸦片战争的失败而太过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