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服饰是显示人们等级身份的最主要标志之一，也是统治阶级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金瓶梅》作为一部晚明世情小说，就必然十分注意人物服饰的真实性。

因而《金瓶梅》对西门庆家族及其他人的服饰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描写，其艺术性、文化性、社会性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成为当时服饰文化的一面镜子。《金瓶梅》不仅仅对平民的服饰描写非常贴切，而且对封建官场官员服饰也描写得非常细腻，是同时期产生的小说所无以伦比的。

中国古代的服饰有严格的制度，什么人、什么场合下穿戴何种服装、冠帽，都规定得清清楚楚，不可僭越。史书上几乎都有记载，以国家法律的条文形式来命令衣冠式别、颜色。

穿衣戴帽是必须讲究章法。封建社会的服饰还具有明贵贱、别等级的重要作用。明代初期，这种等级制度更趋完备、复杂。明初朱元璋就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强化中央集权，强化服饰的等级差别，如果谁违反了就会受到严厉的制裁。

早在明初朱元璋颁布了著名的《明律》，里面专设了违反服饰的具体条款。如果是老百姓违章了，就会痛打五十大板；如果是当官的违章了，就会抽打一百棒棍。平民百姓即使是腰缠万贯，按礼法规定，也不得享用不该享用的生活消费品；达官贵人也要注重节俭，不得随意违反规定。

在明初时期，这些确实取到了一定的成效，社会风气是崇尚节约、注重朴素的。对当时的这些情况，叶梦殊在《阅世编》中描述：

“自职官大僚而下至于生员，俱戴四角方巾，服各色花素绸罗道袍。其华而雅重者，冬用大绒茧绸，夏用细葛，庶民莫敢效也。其朴素者，冬用紫花细布或白布为袍，隶人不敢拟也。……其市井富民亦有服纱绸绞者，然色必青黑，不敢从新艳也。”

可以说，明初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贵贱之别，望而知之”的社会模式。

《金瓶梅》成书的明代中后期，虽然《明史·舆服志》依据官吏等级，从使用质料、色彩、纹样等方面，对官服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规定。但这种束缚逐步被冲破，屡屡出现了僭越情况，甚至这种服饰僭越现象冲击到了整个封建官场服饰。

《金瓶梅》中所描写的服饰的面料、品种，为平民百姓所羡慕。小说在这方面的描述，鲜明地带有晚明的社会特色。据记载，明代嘉靖以来，封建官场上的官僚给绅们在服饰上层出不穷地争奇斗妍。如工部郎徐渔浦每每接待客人，都必须事先察看来客所着服饰的面料、颜色，然后他好穿上相应的服饰出去迎接。

张居正作为首辅，不仅早晚都要用香料涂抹，而且衣饰也是特别华美耀目。可以说，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封建官场，都把癖好华服丽裳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

《金瓶梅》中西门庆把服饰当作行贿的最重要赃物之一。在当时上上下下把华服丽裳当作时尚的大环境下。西门庆在每次给封建官场上的达官显贵行贿的赃物中，金银珠宝自然不会少，但华丽贵重的服饰也是必不可少的。

小说第七十回，西门庆在朱太尉新加太保时，向他行贿的赃物中，就有一匹大红麒麟金缎、一匹青绒蟒衣等两件服饰。小说第五十五回，西门庆在给蔡太师生日时行贿的赃物中，就有一套大红蟒袍、一套官绿龙袍、二十匹汉锦、二十匹蜀锦、二十匹西洋布、四十匹花素尽头等多达六样服饰或各式布匹。

可见，西门庆在每次向朝廷权贵进献、行贿中，都要费尽心机地精选布匹、精选服饰，这正迎合了封建王朝朝廷内外大小官员们癖好华服丽裳的心理的。

《明史·舆服志》:文武官常服，洪武三年定，凡常朝视事，以乌纱帽、圆领衫、束带为公服。燕居休闲时戴忠靖冠。忠靖冠原意要官员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然而，《金瓶梅》中西门庆服饰打扮的变化，所展示的既是晚明封建官服的一幅风景画，也是封建官场服饰屡屡被僭越的逼真全景图。

《金瓶梅》中何太监把皇帝赐给自己的二品官服可以随意送给西门庆，西门庆作为五品官员竟敢穿着二品大官员的官服来接待客人；还敢于把当官的才能享用的“忠靖冠”借给老百姓应伯爵，让他戴上与他一起陪着官员吃酒。

西门庆未当官时只能戴新缨子瓦楞帽子(第八回)、戴网巾(第十六回)。而西门庆当官后，他的行头打扮是标准的明代职官公服。则戴忠靖帽(第五十五回)和靖巾，午间戴着白忠靖巾，便同应伯爵骑马往谢希大家吃生日酒(第六十九回)；林氏悄悄地从房门里望外观看西门庆，身材凛凛，语话非俗，一表人物，轩昂出众，头戴白段忠靖冠，貂鼠暖耳，身穿紫羊绒鹤”，就是个“富而多诈奸邪辈，压善欺良酒色徒”(第六十九回)”；“应伯爵灯下看见西门庆白绞袄子罩着青缎五彩飞鱼蟒衣，张牙舞爪，头角峥嵘，扬须鼓髦，金碧掩映，蟠在身上，唬了一跳。”(第七十三回)。

西门庆这个山东提刑所掌刑千户的五品官，在服饰上明显僭越了，穿上了只允许朝廷二品大官或锦衣卫堂上官才能享用的五彩飞鱼蟒衣。这些可以看出，虽然晚明时期封建官场官员服饰的社会宫吏等级制度依然存在，官场服饰上的等级标识依然起着主导作用，但明代那些等级森严的封建官场服饰规定己经没有太强的约束力了。

来稿/良胜小说